“遗民”是宋代以后王朝易代之际常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然而“元遗民”这个称谓，可能会让今天的读者觉得稍稍有些不解和意外。元代系由与汉族文化迥异的草原游牧民族，通过残酷的暴力征服而建立的帝国；然而元朝覆亡之后，不单享有种族特权的蒙古色目人，即便是在元代受歧视、被压制的汉人和南人[9]，甘愿为异族王朝守节终老者也比比皆是，而且汉族元遗民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蒙古色目人。这与传统儒学“夷夏”观念在元代的衰微以及忠君意识的高涨，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代元而起的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被正统士大夫视作乱贼“妖寇”、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红巾武装[10]，自然不易为士人接受。明初元遗民数量众多，他们怀恋故元、拒绝认同新朝的遗民情绪，或发之于诗文吟咏，或见之于具体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归纳起来，其大端有如下几种。
1.北投元廷
早在元末割据混战之时，即有不少士大夫试图逃脱汉族群雄的控制，北上投奔他们奉为正统的蒙古朝廷。虽然非常重视安抚儒士、招纳贤才，但在朱元璋控制的区域，依然有不少士人北奔。婺源人汪同（？—1362），曾经组织乡兵抵抗红巾，战功颇著。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部将邓愈进攻徽州时，设计将其诱捕，汪同“抽刃欲自刺”不得，被迫伪降。至正二十年，汪同趁领兵出征饶州之机，舍弃在金陵为质的妻子，单骑潜逃。他先往杭州谒见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又受降元的张士诚之召前往苏州，“见张心不纯”，后又北上中原投奔名将察罕帖木儿，共议收复江南之计。汪同还亲往大都朝觐，元顺帝“御笔褒宠曰‘江南忠义之士’”[11]。
浙江平阳人陈高（1315—1367），至正十四年举进士，授庆元路录事。方国珍占据庆元时，“欲招致之而无从得”。[12]至正十八年，打着韩宋红巾军旗号的朱元璋军队攻克处州，陈高作诗感慨“红巾攻破处州城，多少男儿入虏营”。[13]不久平阳陷落，为了逃避朱军的征召网罗，陈高自诡行踪，“弃妻子，往来闽浙间，盖欲人不知其所在”。至正二十七年，浙江全境已尽入朱氏版图，陈高于是冒鲸波之险，“浮海过山东”，前往河南加入元将扩廓帖木儿幕府。陈高在幕府中“论江南之虚实，陈天下之安危”，为扩廓帖木儿规取江南献策。不幸数月之后陈高即病死军中，葬礼上前来投元的南士“皆来会哭”。[14]陈高的举动，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甚大。著名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汯（1301—1373）为陈高作墓志铭；名士苏伯衡（1329—1392）盛赞陈高深明取舍去就，“乡里与有荣耀”，并将其遗文编定成集；而陈氏留在家乡的妻子，亦有好友专门照料[15]。
和陈高有类似经历的，还有著名遗民诗人戴良（1317—1383）。戴良早年师从黄溍、吴莱等浙东名士，和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是同乡兼同门。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攻占浙东学术中心金华，戴良与许元、吴沉等儒士均被罗致幕下，受命为朱元璋进讲经史，一个月又后被任命为学官[16]。然而仕朱并非戴良本意。半年后朱元璋回归金陵，戴良旋即弃官出逃，投奔名义上降元且有“养士”盛名的张士诚。在张氏败亡前夕，戴良又泛海北上，试图和陈高一样经由山东投奔拥兵中原的名将扩廓帖木儿。不过当他抵达山东时，明军北伐也已进入齐鲁。戴良投军无路，只得重新返回江南[17]。数年后，色目遗民丁鹤年（1335—1424）在写给戴氏的诗中，有“挟海怀山谒紫宸，拟将忠孝报君亲”之语[18]，所指即是这段北投扩廓的经历。为躲避明廷征辟，戴良晚年更名隐居四明山中，诗咏每有“黍离、麦秀之遗音”。洪武十五年，最终未能逃脱征辟的戴良，在金陵寓舍自戕殉节，死前“犹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19]。
元顺帝弃大都北逃之时，也有汉族士人追随出塞。浙江青田人林谏，元末官至兵部侍郎。明军北伐进逼大都时，为保全宗祀，林谏将在大都的侄儿遣还故乡，“并写其相遗从弟询，作诗有云：‘泪写血书寄吾弟，早令昂侄继吾宗’”；自己则随元帝遁逃塞北，以尽臣节[20]。
以上所述汪同、陈高、戴良和林谏等，皆为南人。元季南方士人“夷夏”观念淡漠，只论忠君而不问“华夷”，而经历了金元两代北族统治的北方士人，在这方面更甚于南士。至正二十五年，割据川蜀的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信中，就称元人国运已衰，然而“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言语之间颇为愤愤[21]。明军收复中原之时，追随元顺帝北走塞外的北方汉人不在少数。明太祖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主。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22]明朝开国十年之后，汉人而出塞投奔北元者，《明实录》所载有蔡子英。蔡子英，河南永宁县人，元末进士，曾入扩廓帖木儿幕府。扩廓帖木儿被明军追击出塞后，蔡子英隐入陕西山中，洪武九年被捕获械送京师。明太祖对其甚为礼遇，欲授以官职，但他坚拒不肯，称“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上书惟求速死。蔡氏滞留金陵期间，因“思旧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明太祖最终为其所感，“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23]。
2.寄迹缁羽
缁流羽客历来被视作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方外之士”，元明鼎革之际，元遗民为了躲避明廷征聘，不少人隐入穷山邃谷，混迹于释道之间。江陵人韦清本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一名胥吏，因不满张士诚对江浙行省权力的篡夺，元季独自航海至大都“陈便宜二十事”，但却未获元廷理睬。无奈之下，韦清只得徒步还乡。朱元璋欲聘其为官，韦清以母老为名，“力乞骸骨侍亲”；数年后母亲去世，遂“服道士服，游五岳名山”[24]。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汯，和元末许多江南士人一样曾经航海北上，中途遭遇倭寇而大难不死，一度与陈高共事于扩廓帖木儿幕中，元亡前夕“授秘书少监，未任而国事去”[25]。后隐居四明，“假榻僧房”以终[26]。曾任参政的山西人黎铭，元亡“逃入王官谷为道士，后还俗为闻喜县社学师”，后担任儒学训导，“常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27]。淮人焦白客居海上，元末不受张士诚征召，明初“所在搜儒，遂变名‘德乙郎’，浮寄冗食僧舍”。[28]“德乙”即“德一”，意谓品节坚贞如一。浙江山阴人张宪，曾出仕降元的张士诚，“吴亡，变姓名走杭州，寄食报国寺”，所作《发白马》、《白翎雀》等诗对蒙古君臣北逃沙漠不胜感悼，有“鼎湖龙去几时回”之句，对北元复兴尚怀期待[29]。
徽州休宁人金观祖（1318—1373），曾在家乡聚集“义兵”抵抗红巾，朱元璋部将邓愈平定徽州后，征聘他为婺源同知。金氏托疾坚辞，“结草庵于所居右源穷谷中，自号卧云居士，黄冠野服与樵牧相尔汝者，凡一十七年”，至洪武六年方卒。金观祖在隐居时，“暇日惟哦叠山谢先生唐绝句诗评，有不胜感慨者”[30]。谢叠山即拒绝降元、绝食而亡著名南宋遗民谢枋得（1226—1289），金氏此举显然是在以前代遗民的志节自励。有意思的是，在近代以来的读者看来，谢枋得和文天祥等人不仕异族、以死殉国，表现的是“民族气节”，是汉族“民族英雄”；明初为异族君主守节的汉族元遗民竟然以他们为榜样，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如钱穆曾经指出的，元季士人大多心中惟有“君臣大义”，而不论“华夷之别”，对“忠君”的认同超越了民族的畛域。因此，凡是忠于故国旧君者，不论其生前反抗者为谁，元遗民都会将其引为同调。上至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下至宋元之交的文天祥、谢枋得，都是明初遗民诗中的常见人物；歌咏遗民事迹，俨然成为当时诗文的一大主题。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在后世的广泛流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初金华文士张孟兼（1338—1337）所作之笺注。张氏的《西台恸哭记注》，当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广泛共鸣，今天保存下来的跋文，共有二十一篇之多。以后人眼光来看，《登西台恸哭记》是拿来阐发“夷夏之防”、论证朱明开国“重光华夏”的极好题目，然而在这二十余篇跋文当中，仅有一篇及于此意，[31]其余立意均在赞颂谢氏之忠节、揄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君臣大义”[32]。有跋文甚至称张孟兼作此笺注，乃是“有志”之举，暗示张氏对前朝的怀恋与不舍[33]。在元明更迭的特殊时代，这是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题目，从中颇可以折射明初士人眷恋胜国的隐微心情。
3.力绝征聘
对于清初开设博学鸿辞科延揽山林遗逸，以及顾亭林、傅青主等明遗民以死自誓的历史，后人大多耳熟能详；但明初大规模征辟前朝遗老、搜罗岩穴隐士的工作，却很少有人关注。察举和学校（监、贡）、科举，同为明初官吏的三大来源[34]。根据展龙的研究，洪武三十年间，明太祖曾一百二十一次下令地方举荐贤才[35]。每次察举，州县都有一定的名额，官员举不足额或者“荐举非人”，都要受到惩处。弘治《抚州府志》记载的明初荐举名目，有通经儒士、明经博学、经明行修、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怀才抱德、聪明正直、贤人君子、明经秀才、高年有德、老人、人才、能书秀才、精通书算等十五类之多[36]。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征召各地儒士入京“共论治道”，被选者竟达八千人之众，吏部从中择出“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三千七百余人”[37]；洪武二十三年，“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得千九百十六人”[38]。这一时期荐举、征辟规模之大，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自号“不二心老人”的遗民李祁（？—1368后），即作诗感慨说“近闻铁网连山海，不信人间有卧龙”[39]，将无处不在的人才征辟，比作连山漫海的“铁网”。在这种形势之下，前元遗老鲜有不被征聘者。他们或因重重压力被迫出山就道，或者用各种办法摆脱官方的纠缠，继续遗民生涯。
元明之际为拒绝征辟，有舍生明志者。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将邓愈克徽州，曾征聘当地著名学者郑玉（1298—1358）出山。郑氏坚拒不果，遂在绝食七日之后悬梁自尽，在当地士人当中引起轰动[40]。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苏州，张氏幕官马玉麟“仰药而卧，或掖以见总兵，先生曰：‘我疾不能屈膝矣’，寻卒”，遗诗仍念念不忘“中原消息”[41]。曾任翰林侍讲学士的永嘉人陈达（1322—1375）退居在乡，明军攻克温州时自杀未果，患风痹三年后，“闻有荐之于朝者，遂却药不御而卒”[42]。以“病不服药”来表示国亡后无意苟活的元遗民，并不乏其例。曾任南台御史的韩准（1299—1371），元亡后隐居乡里，“园瓜有苦者，辄取尝之；及病甚，遂不服药以终”[43]，用一连串带有隐喻意味的举动表达亡国之痛。将乐县典史林士志（1301—1370），“将谒选京师，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药，三日而卒”[44]。
虽然没有上述以死明志者激烈，很多遗民为保全名节想尽各种理由，或声称身瘿疾病或托辞侍养父母，名目不一而足。汴梁人钟律，元代曾为儒学官，入明后“前后征辟，俱以疾辞”，所赠友人诗有“南州冠佩闲中老，北极星辰梦里真。邂逅相逢同一笑，苍头白发老遗民”之句[45]。所谓“北极星辰”（或“北辰”、“北斗”），在元遗民的诗歌语境里，指代的是遁归沙漠的蒙古朝廷，元遗民多用此寄托故国旧君之思[46]。福建闽县道学先生吴海（？—1390），与同乡多位遗老都有密切交往，留下了数篇遗民传记。洪武初年，因友人秦裕伯之荐，明廷遣使召其入朝纂修《元史》。吴海闻讯大惊，他首先给前来征聘的使者写信，陈述老母卧病、家中六丧未举等等不能出山的理由；然致信责难举荐者，质问“新朝苟欲倡名义、厚风俗”，何必强迫前朝遗民出仕；同时又给地方官写信，陈说自己身患脚疾、耳疾、痞虐种种疾病，恳请其从中斡旋、为之脱解[47]。经历数度周折，吴海方得以遗民之身终老。
中国古代铨选，有“身言书判”四方面标准，身体有残疾者不能任官。为逃避征辟，有遗民甚至不惜自残身体。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人各截去左手大指”，遭人告发后被捕至京。这个案件后来被载入《大诰》，其中有明太祖和夏氏之间的一段极堪玩味的对话：
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后言避难艰辛之状，略）……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48]
明太祖清楚地知道，夏伯启不愿出仕明廷，是因在他看来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也即以武力叛乱起家。明太祖特意问起元末“红寇乱时”的往事，是为了凸显明朝平定“红寇”（即陈友谅）的安缉天下之功，以此论证明朝立国的合法性。然而，在夏氏眼中朱元璋与陈友谅皆属乱雄，实乃一丘之貉。不仅对陈友谅，对朱元璋部，元季时人同样以“红贼”、“红寇”目之。清初史家谈迁称：(www.xing528.com)
张士信《保越录》，盖守绍兴拒官兵（按，朱军胡大海部）全城事，出越人笔，词多指斥云“红寇”。[49]
尽管隶属的派系不同，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陈友谅和朱元璋并无二致。甚至明代建国之后，亡聚塞外的残元政权，仍称明方为“红贼”（参看图一）[50]。历史渊源问题，成为朱明政权获取士人认同的重要阻力。而夏伯启非难明政权的合法性、不愿与明廷合作，原因亦在于此。为“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夏氏被下令处死[51]。
图一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有不少遗民被迫出山入仕。江西吉安儒士萧岐（1325—1396）在当地颇有名望，洪武初“大兴文治，旁求俊乂”，萧岐和其兄长“累举不就”。萧氏坚卧不起的原因，亦是受儒家“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这其在所撰《义象传》中有明确的表达。据说明军攻克大都之后，曾将元宫中的一头老象运往南京。面见新君时，老象不听象奴指挥，拒不下拜。在王朝更替的敏感时期，这头被冠以“义象”之名的老象，霎时成为遗民竞相吟咏的题材。以夷、齐自效的闽人危德华，作诗感慨“老象牵来心傍铁，悲号犹恋赭黄衣”[52]。前元进士江西抚州人曾坚（？—1369），拒受明朝授予的官职，以“作《义象歌》见杀”[53]。僻居乡里的萧岐，居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在所撰《义象传》中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评论：
夫象，南兽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惟南是思矣。乃今以八十年豢养之恩，甘于其地而不忍弃。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岂不以为，昔也见京师城郭宫室百官人民之盛，承主上眷顾宠任之隆，所职天子之重器，其居有常所、食有常数，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今虽气运更革，忍遽弃之耶？
萧岐以《春秋》笔法写下的《义象传》，颇能反映此时士人对易代之际进退出处的思考。这里的“南兽”，实际上隐喻的是“南士”。南士不为明廷服务，正如老象不拜新君，原因是元廷于其有“八十年豢养之恩”，“今虽气运更革，忍遽弃之耶”？人固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别，但君臣之义却共当遵守；和南兽眷恋北地一样，萧氏并不认为南士的族群出身，构成出仕新朝的充分理由。萧岐又将义象之事，比作汉时的铜人和唐代的舞马：孟子谓“拟人必以其伦”，这是中国古代的写作传统。萧岐的这两个比拟，可以看出他对明政权的定位。按照传统历史观念，曹魏是“篡汉”的僭伪政权，正统在蜀汉；而安禄山则是人所共知的“乱贼”。萧岐把不拜明太祖的老象和曹魏迁移的汉宫铜人、不为安禄山表演的玄宗舞马并举，显见朱明政权在他心中的地位。对于教导老象跪拜新主的象奴，萧岐谓其“反复不忠”，罪固当死。萧氏对易代后仕止进退的态度，在此表露无遗[54]。然而安居乡里多年之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诏举天下贤良共论治道，有司强起之”，在地方官的压力下，萧岐被迫出山就道。明太祖授以潭王府左长史之职，他“辞至再四”，以致触怒皇帝“忤旨谪教云南楚雄府”，幸而太祖“念其忠言在耳，又悯其老”，将其追回[55]。
昔魏明帝徙汉铜人于长安，铜人为之垂泪；唐玄宗有舞马，及禄山陷长安得之，马坚不舞。盖忠义之气，贯于金石，虽兽亦不肯忘所自也。
这些被迫中断遗民隐逸生涯走上仕途的士人，有些逐渐认同明朝的统治，也有人虽然身仕明廷，但始终心存芥蒂。前面提到的明初任教于国学的苏伯衡，即是一个显例。宋濂曾提及苏氏在明初的仕宦经历：苏伯衡在明朝开国后不久便急于求退，并非因为政治严苛“怀刑畏祸”，而是内心深处深刻的遗民情节。作为国学官员，苏氏出于职守写过《代翰林院劝进表》等官样文章，然而其中却委婉蕴含春秋笔法。《劝进表》称扬的朱氏功业，仅是削平陈张等“僭伪”军阀，而对朱明与元廷的关系这个不容绕过的重大问题，竟然只字不提[56]。毫无疑问，这正是他心中不可触及的痛处。苏伯衡曾为客死中原的忠臣陈高编定遗集，在《跋陈子上书》中，他盛赞陈高抛妻别子北投扩廓是“识轻重”的深明大义之举，“乡里与有荣耀”；同时讥讽陈高之同年钱用壬等人，屈节仕明为不识大体，最终“为乡里羞”[57]。这显示了苏氏在出处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在仕明官员当中，苏伯衡这种心态并非孤例，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所揭示的明廷官员对前朝的怀念，大多可作如是观。
（苏伯衡）仕皇朝，由国子学录为学正，上亲擢国史院编修官，以聩辞归。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将还，天子命举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应诏。既至，复固辞。上亦悯其诚，特赐文绮楮币遣之。[58]
4.不奉明廷正朔
在中国，从《春秋》大书“春王正月”开始，采用何种纪年就不再是一个简单计时的问题，在历史典故的反复诠释之下，逐渐变成了一种看似隐微、实则显白的政治立场表达方式。据说陶渊明在东晋时所作之诗皆书年号，入宋后却仅题甲子，以示“耻事二姓”之意[59]。这个故事在元明之际的士人当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回应，“书甲子”成了遗民诗里反复出现的意象。遗民王逢在写给友人鲁渊的诗中，有“相期文苑传，独立义熙年”之语，以陶氏贞节为榜样；致谢长吉诗则云“甲子书茅屋，庚申梦紫宸”，所谓“庚申”指生于庚申年（1320）逃亡塞外的元顺帝，意在以忠元相劝勉[60]。杭州人钱惟善（？—1369）在张士诚据吴后便绝意仕进，所作诗云“汉史丁公那及齿，陶诗甲子不书元”，意谓耻学背楚降汉的丁公而以陶氏贞节自效[61]。吴兴人沈梦麟元末解官归隐，“明初以贤良征，辞不起”，所作诗有“陶令归来题甲子，林逋老去种梅花”之句[62]。淳安人汪汝懋元末居官有善政，易代后隐居以终，戴良所作挽诗云“陶潜犹纪晋，黄绮肯归秦”，比之于不忘先朝的陶渊明[63]。文学家贡师泰的族子贡性之，明初遭朝臣举荐，性之改易姓名“避居越之山阴”，“躬耕自给以终其身”；其所作《墨菊》有“莫惊颜色改，不是义熙年”之句，对元明更革不胜感慨[64]。
江西吉水布衣郭钰，元末“转侧兵戈”，其诗多纪时事，“于元末盗贼残破郡邑事实，言之确凿”。易代之后，郭钰作有《甲子》诗，亦借陶潜的典故表白心迹：
渊明赋《归去》，正合书义熙。衣冠晋江左，寄奴我何知。春秋乾侯笔，凡例日星垂。诛心虽探微，临难将安施。乃知书甲子，当在永初时。古人日已远，浇风日已漓。空余五柳树，萧瑟西风吹。[65]
这首诗假托咏史，隐喻了元明之际的众多时事。明太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发布诏令革除“胡服”、衣冠复古，但晋宋鼎革并无更易冠裳之事，“衣冠晋江左，寄奴我何知”表面上说陶氏仍着晋时衣冠，实谓自己不从新朝之制。春秋时鲁昭公讨伐季氏不成，只得流亡国外，至死客居于晋国乾侯；鲁国实际掌权者虽然是权臣季氏，但《春秋》纪事在每年的开头必书“公在乾侯”，以示正统之所在。在郭氏看来，元顺帝被明军北逐出塞，便如同鲁昭公出居乾侯；朱明虽然建国，可是北元政权犹在，依据《春秋》义法，仍然不能视作正统。以出亡塞外的北元为正统的观念，在明初元遗民中并不罕见。王逢诗中便有“好在医闾北，徘徊紫气浮”之语，“医闾”即作为北镇的医巫闾山，意谓元统未绝、王气在北；至其晚年，元顺帝殂亡沙漠已久，王逢的态度稍有软化，但依然仅称明朝皇帝为“南朝天子”[66]，不把朱元璋看作是大一统之君。郭钰矢志以陶潜自效，明廷曾“以茂才征，辞疾不就”[67]，入明后所作诗歌都用干支纪年，不书洪武年号。这类不奉明廷正朔的举动，在元遗民中颇有其人。著名画家倪瓒（1306—1379），在天下大乱之前便“洁身栖遁”，据说他也仿效陶潜，“昔日陶征士书甲子不书元，先生亦不书”[68]。浙江开化人鲁贞，以学行著称于乡里，所遗文集“凡元代所作，皆题至正年号，其入明以后，惟题甲子，殆亦栗里之遗意”[69]。闽县人吴海元亡后隐居不出，“为文但书甲子”，其友人王翰为拒绝明廷征辟而自裁，吴海为之所作墓志，特“书其殁之岁曰‘著雍敦牂’”[70]。以上都是用这种看似委婉、实则决绝的纪年方式，表达对新政权的排拒。
北投元廷、遁入释道方外之教、不奉明廷正朔以及力拒明廷征辟，是元遗民表达旧君故国之思、拒绝认同新朝的常见行为方式。在这些行为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儒家传统中一以贯之、宋代以来又被道学家强化的“君臣大义”。然而对宋代尤其是南宋儒者强调的“夷夏之辨”，大部分元遗民视之漠然，蒙古皇帝被看作臣民之共主，而蒙古朝廷被视为天下之正统。与后人心中明太祖不阶寸土“汛扫胡尘”、“拯烝黎民于涂炭、驱辫椎于沙漠”的英雄形象不同，朱明集团凭借红巾武装取得政权，正如明太祖所意识到的，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却是“取天下非其道”，难逃叛逆僭伪之名。要使得这类士人建立对新政权的认同，最重要的无过于强调“夷夏”之别、唤起族群情绪，以“用夏变夷”作为口号，为新政权的合法性作辩护。和为数不少的遗民相比，造成明初政权认同危机的，还有另一个可能规模更为庞大的群体，那就是从元代以来便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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