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文人辈出，文学甚为兴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然而翻读写作于元明鼎革乱世的诗文集，扑面而来的却首先是一股浓重的隐逸之风与山林之气；真正感时伤世、“赋到沧桑”的作品，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这一时期的“隐士”之众、与描写“隐逸”生活的诗文之多，超乎后人的想象，据此甚至可以将元明之际称为“隐士时代”[4]。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曾经将宋亡后的元代隐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儒家的忠贞理念、心系故国的“义务型隐逸”（compulsory eremitism），另一类是基于儒家“时”的观念，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自愿型隐逸”（voluntary eremitism）[5]；如果套用中国的传统词汇，前者即是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遗民”，而后者则约略接近以巢父、许由为象征的“逸民”[6]。元末明初的隐士，也基本上可以分为无心于政治的“逸民”和眷顾前朝的“遗民”两类；他们的大量存在，显示了明初所面临的认同困境。
关于元明鼎革之际士大夫对朱元璋政权的态度，钱穆和萧启庆做了出色的研究。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及其续篇中首先指出，明初士人普遍昧于《春秋》“夷夏”之义，眷恋前朝才是他们的真实心态，甚至连刘基、宋濂等明代开国“从龙佐命”诸臣亦不例外，这与读史者对明初“华夏重光”的想象大相径庭。萧启庆在《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和《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文中心》两篇论文中，分别以元代少数族群和进士群体在明初的出处为研究主题，指出“真正影响元明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7]。郑克晟教授对元末江南士人的研究也显示，明初江南士人普遍追怀元代，而对新兴的朱明政权殊少亲近之感[8]。尽管前辈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其中的某些问题（如元明之际的“逸民”）似乎仍有可发之覆。本章将结合前贤研究，并尽可能使用新的史料，对明初所面临的政权认同与合法性困境作较为具体的论述；从一定意义上说，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催生了明初旨在借以塑造自身正统形象、唤起士大夫“夷夏”意识与政治热情的种种礼仪改革举措。(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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