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历史及教训：由强盛到落后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国防也经历了无数个强盛与衰落的交替，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防遗产和深刻的历史教训。我国的国防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古代国防

我国古代国防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共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古代军事思想逐渐形成并出现了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了兵制制度；边防、海防不断得到巩固，为中国最终成为多民族、大疆域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1.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国防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萌发于原始部落斗争，并随着国家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保护私有制度的国家机器的形成，国防的雏形便产生了。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卫国家，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时期，由于国家的更替，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国防观念迅速得以强化，军事思想已经基本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战争观，并提出了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籍民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以及“兵者，国之大事”的战争观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等指导原则。

2.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即现代的军制，也就是军事制度，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组织管理、维持、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内容。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周时期一般由国王亲自掌握和指挥军队，没有形成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春秋末期，实现将相分权治国，以将（将军）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开始独立统兵作战，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太尉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隋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设兵部主管军事。宋朝则设置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由文官担任，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将”拥兵自重。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权指挥，将军有权指挥却无权调兵，形成枢密院和将军相互牵制的局面。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各有异，但皇权至上这一点是不变的，军队的最终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在武装力量体制上，秦朝之前武装力量结构单一，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支国家的军队。从秦朝开始，国家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生产力不断发展，因而各个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担负的具体职责，将军队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种，并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军械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

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

3.古代的边防、海防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防、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以及海防要塞等。我国古代国防工程建设中，城池建设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城池建设最早始于商代，随后城池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伸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建设已经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防、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开始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为一个整体，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西的宏伟工程。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总长约6300千米的万里长城。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14世纪，倭寇频繁袭扰我国沿海地区，因此明朝政府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路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为抗击倭寇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近代国防

中国近代国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就是清朝后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防。

1.清朝后期的国防

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国防力量由盛转衰。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逐渐处于落伍态势。首先，政治黑暗，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多昏庸无能、浑浑噩噩、无所用心，其腐朽性与寄生性与日俱增。乾隆以后官场上贪污成风，仅从贪官和珅一家没收的财产就有白银8亿两左右，相当于当时20年的国库收入。由于皇室、官僚和军队的挥霍无度，财政入不敷出。与此同时，土地因兼并而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无田地耕种，极大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军队建设上，军备废弛日益严重，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不堪，武官克扣兵饷军粮，士兵常常扰民劫财，军队里吸鸦片、开赌场、逛妓院、斗鸡玩鸟司空见惯，骑兵没有战马，水兵素来不会游泳，毫无战斗力可言。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国防能力更是衰竭到了极点。特别是在军事上，沿海水师士兵老弱，战船多是用薄板旧钉制成，有的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300年前的旧炮。如此防务，怎能挡住西洋的坚船利炮？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衰落，国力更加衰竭，边防更加空虚。在19世纪60年代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虽然洋务派搞了洋务运动，提出了“求富、求强”的口号，先后搞起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建立了中国近代海军——南洋舰队、福建舰队和北洋舰队，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防力量衰竭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自1888年以后，慈禧太后把海军经费用于颐和园的营建，使北洋舰队停止了发展，很快落后于日舰。从此，中国屡遭外敌的侵犯和欺辱，沦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

17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纷纷确立，资产阶级为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不断地开拓殖民地。中国成为受殖民主义者迫害最深的国家。

1840年，由义律率领的一支40余艘舰船和4 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英国侵略军，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尽管当时清政府拥有80余万人的常备军，有爱国将领关天培和自发抗英的三元里民众这样坚决抗敌的军民，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举措失当，再加上经济、技术落后，军队装备原始，终于以战败告终。清政府慌忙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江宁，接受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850年，英国又以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再次起兵。清朝政府鉴于反封建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风起云涌，采取了“息兵为要”的妥协求和方针，助长了侵略者的侵华野心。英法组成联军北犯，美俄也趁火打劫，加入侵华行列。英法联军洗劫、烧毁了圆明园，还胁迫清廷签订了《天津条约》等几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www.xing528.com)

1883年底，法国以越南为跳板，侵入我国云南等省。1885年向谅山发起进攻，并一度侵占了我国西南的重要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中国军民在爱国将领冯子材率领下，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并乘胜收复谅山。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同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并大败法军。但是，慈禧、李鸿章等人却叫嚷“乘胜即收”，下令停战，向法国求和。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中法新约》，同意法国势力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出现了“中国不败而败”的结局。

1894年7月，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中日海军在黄海遭遇，在持续5个小时的海战中，中国海军表现出了舍生杀敌、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等为国殉难。1895年1月2日，日军海陆协同进犯威海卫，当时北洋舰队只要坚决抵抗，尚可与日军决一雌雄，但李鸿章严令，“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结果北洋舰队因自困于威海卫港内而全军覆没，慈禧太后急命李鸿章赴日求和。4月7日，中国被迫签订了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后，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其地域由山东、直隶逐步发展到京津地区，进而席卷全国，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以沉重打击。1900年5月31日至6月3日，英、美、德、法、日、意、俄、奥等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组成1 200人的联合侵略军，合谋侵华。在向北京进犯时，沿途遭到义和团和清军抵抗，被迫逃回天津租界。此后，八国联军一再增兵，向天津、北京进犯。4月14日北京陷落，侵略军在京抢劫3天。与此同时，沙俄趁清廷无暇东顾，于1900年8月初，出兵15万，分几路大举入侵东北。在逃亡中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的宽恕，与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1901年9月7日，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有国无防，门户洞开。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和外交讹诈，强迫中国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其中同清朝政府签订的就达500多个，逼迫清政府割地多达150多万平方千米，赔款8.2亿两白银，开放口岸多达82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获取了大量特权。

2.民国时期的国防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由于革命的不彻底，仍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帝国主义依然在华夏大地上横行无忌，他们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纷纷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各派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割据称雄，混战不休。直、皖、奉三大派系军阀先后窃取中央政权，贿选国会议员和总统，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此时，中国无国防可言。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原是德国侵占）。1915年日本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此时，沙俄策划“外蒙自治”，英国也提出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由英国统治的主张，在阴谋没有得逞的情况下，英国在中印边境制造了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18年段祺瑞签约，将我国东北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由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训练权和警察权等。内忧外患，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破坏。“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充分暴露出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进一步瓜分的命运，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决心和勇气。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新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把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推向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味奉行不抵抗政策，出卖民族利益，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陷。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肩负起救民族于危难的神圣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侵略的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休养生息环境，中国共产党顺民心、从民愿，不计前嫌，准备与国民党第三次携手，合作建国。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恢复阶段（1949—1953年）

从1949年底到1953年，国家正处在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主要完成了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放了全国大陆和除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之外的全部沿海岛屿。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典礼上发布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继续向全国进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平息了匪患，建立了边防和守备部队，加强了海防的守卫。二是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把战火引入我国。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我国先后动员了3批共25个野战军的207万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经过2年9个月的艰苦作战，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歼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人），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三是建立、健全了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事制度。建立了全军的领导机关和各级军事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党中央、中央军委着手筹建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逐步开始从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全面建设过渡；新建改建各类军事、政治、文化、后勤、技术院校100余所，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教育体制，为国防建设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统一了军队编制体制，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2.第二阶段：调整阶段（1953—1965年）

在这个阶段，我国连续3年发生自然灾害，同时，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划反攻大陆，当时的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合同，中苏关系一度紧张。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其他国际势力施加的压力，我们备感国防强大的重要性。这一阶段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的重大时期。1953年12月7日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是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精简军队、压缩国防开支、加速发展工业，为国防现代化打基础；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在沿海、边防和纵深要地，建设防御工程体系；实行义务兵、军官薪金、军衔三大制度；大办军事院校，重新划分战区，1955年把以前的六大军区划分为十二大军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1956年又增加福州军区；完善战略、战役体系；调整了军队领导体制和武装力量体制；加强动员准备，建立各级动员机构和动员制度。以上重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系。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国防体系基本完成配套，一些领域已经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发了一颗原子弹。

3.第三阶段：曲折发展阶段（1965—1976年）

1965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这一时期，尽管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保持了军队的稳定，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对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始终没有放松，保证了我国“两弹”实验成功和卫星发射成功。

4.第四阶段：现代化建设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从而确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国防建设要实现战略性转变，并将国防建设带入一个新时期。1985年5月23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正常建设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战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与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自卫能力的决定。

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93年初，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了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围绕军队“三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提出了军队建设要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这进一步明确了加强我军质量建设的标准和途径。

进入21世纪，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安全形势及世界军事潮流的变化，胡锦涛同志从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回答了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论述总结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被实践证明了的必须长期坚持的我军建设指导原则，紧密结合发展变化了的军事实践，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地位、使命任务、建设目标、强大动力、根本保证等做出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