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品专利权与公民健康权的现实冲突

我国药品专利权与公民健康权也存在着严重冲突。以“陆勇案”为例，格列卫作为一种慢粒性白血病人需要终身服用的药，在2018年之前尚未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大量患者不得不因无法承受药费而放弃治疗。除此之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不高，研制原研药的能力较低，大量特效药仍依赖进口，普通民众无法负担起高昂的药费，但是专利权人急于在专利期间内收回研发成本，药品价格居高不下，两者矛盾突出。

那么，为什么我国不允许从印度进口仿制药呢？我国对于没有经过国务院药品监督管部门注册的药品一律按假药处理，从国外进口药并进行大量销售，如果没有经过我国相关管理机构的审批许可，都是不被准许的，否则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那么，为什么我国不生产仿制药呢？我国可以生产仿制药，专利药品专利期满后其他医药企业可以研发上市，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企业在研制生产仿制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仿制药在我国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例如，我国医药企业资金、技术实力和研发实力和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药效相差较大，但价格却相差不大，缺少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我国的药品监管不到位，审批流程较为复杂，限制着仿制药的发展。^[5](www.xing528.com)

印度在药品专利权和公民健康权的冲突下，倾向于降低对药品专利权的保护，仿制药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虽然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医药费用，但是药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缺乏监管的各类药物充斥着药品市场，公众健康仍然受到较大挑战。我国坚持与国际规定接轨，尽可能遵循药品专利保护制度，履行大国义务。但是，面对与公民健康的冲突，我国依然在不断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求实现两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