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换性使用的现状：新时代知识产权分析

1.我国首例转换性使用案例

本案中王某（原告，笔名为棉棉）是本案作品《盐酸情人》的作者，Google（本案被告）在制作该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全文复制了原告的作品。之后，Google将该作品提供给了其在中国的关联公司（北京谷翔公司），该公司负责运营谷歌中国网站并向网络用户提供片段式内容。该页面并不显示图书页面的全部内容，仅显示相关页内容的两三个片段，每个片段约有两到三行。

本案涉及两种侵权行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和全文复制行为。北京谷翔公司采取了片段式的提供方式对该文学作品进行二次使用，是为了提供快捷方便的图书信息检索服务，并未替代原告作品，也未对原告作品的市场销售造成影响，即未影响其市场价值，这并不是对原告作品的实质利用，所以该行为是合理使用。

另一种行为是全文复制行为。在行为方式方面，这一全文复制行为已和原告对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被告真实地利用了原告作品，并且进行了全文复制；对于其行为后果，该行为终会对原告作品的市场利益造成潜在威胁，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因此，该行为并不是合理使用。

2.修订后的《著作权法》(www.xing528.com)

当前，我国2010年《著作权法》中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属于“封闭式列举”。该法第22条中列举了13种例外情形，封闭式的权利限制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具有僵硬性与滞后性，阻碍了我国发展新的信息利用方式。

我国的著作权法的立法模式是直接列举12种合理使用行为，这与《美国著作权法》中四要素的判断方法不同。相比之下，前者缺乏一定的弹性和应变性。

基于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难题，针对在我国相关立法中构建转换性使用制度，笔者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适当的内容性转换也可构成合理使用。美国以往的案例大多都因内容性转换而成立，尽管目的性转换从一定程度来说更具有构成转换性使用的理由，但是依旧不能排除内容性转换，应当给予其一定空间。其次，避免过度强调转换性，美国开创了转换性使用概念并且不断地发展，以至于其在合理使用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与四要素存在交叉重叠，具体来说，其代替了四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因此，我国应避免合理使用与转换性使用的混淆，四要素中的“市场影响”也是应被考量的重要内容，在审判中也具有参考价值，因此不能过度强调转换性，否则盲目扩张合理使用的范围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会抑制版权产业的开发和投资，进而削弱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最后，适用目的性转换要以立法价值为基础，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目的性转换，但在实践中要注意与原作衍生市场的边界，对于衍生市场的划分，要涉及对立法价值的考量，即更偏向于著作权人还是公共利益，平衡立法的灵活性与可预见性是合理使用制度的重要问题。当然，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为主要判断因素，都要跟随时代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不应照搬陈年旧法，进而限制自身发展。

2020年11月我国公布的《著作权法》就借鉴了《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法”以及《美国著作权法》第107条款的“四要素”，在二者的基础上，还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列入合理使用的检验标准，由此构建了灵活的合理使用制度。其相对于现行法具有明显的进步。我国2010年《著作权法》在立法上采用“列举式+封闭式”的合理使用模式，新《著作权法》将封闭式模式修改为开放式模式，在第24条增加了“（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笔者认为，这一兜底性条款的提出将会极大地促进转换性使用在我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