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赖登塔尔提出自己的教育观：“大学实验室有着更高的信念：要证明科学不是教出来的，也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弗赖登塔尔认为，创造是人类所特有的天赋遗产：“没有哪种生物像人一样生下来是那么孤立无助”“人类必须学习许多体力与智力活动，而其他生物却具备天赋的本能”“缺乏本能因而需要学习，导致人类显示出这样的特征，要在接受与拒绝两者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大自然赐给动物以即刻必需的本能，赐给人类的却是一个机会与任务：获得遗产并且占有它。”这些观点与杜威的十分相似。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有过一段非常类似的描述，说明许多动物出生就可以站立、奔跑(如鹿、马等)，而人类婴儿期却是无助与漫长的。其原因在于马因生存需要出生就需要奔跑，它的四肢天生便只适合奔跑；而婴儿出生什么都不会，但他的四肢有更灵活的发展空间，他可以在尝试性的活动中更自主的发展。杜威指出，婴儿的另一个发展空间在于情感的发展，“沟通的天才”让他们能够获得成人的帮助。因而尝试性的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学习方式，是思维与创造的源泉，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两位大师再次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他们用几乎雷同的论述方式以人类婴儿期的特征论述了人类个体发展的独特。杜威认为的“儿童天赋具有的、未曾受到损坏的态度，具有热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喜好实验性的探索等特点”，但这些特点却在教育的过程中以惊人的方式消失殆尽，因为教育过于注重传承与限制而缺少对于创造中错误的宽容。(www.xing528.com)
创造不只是个人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弗赖登塔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力的集中爆发，在于12世纪以后的技术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变革，特别是印刷术——“这一技术防止了再一次自我封闭的恶性循环，手写本永远不能像印刷品那样方便地传播知识与科学。书本接替了教师的权威，徒弟离开了师傅，自修者也开始玩上了第一小提琴。科学转化成了研究，学者也成了研究者。”
社会是要向前发展的。“本世纪初，将算术教给一个孩子，对于要维持他所继承的人类清苦的生活，仅仅做个记账人而言，他所学的已经足够了。可是商业已经逐渐转向机械的与电子的计算机，人工的计算可能会消亡。如果我们今天的教学只是将一些东西灌输给儿童，那么等10年或20年后，计算机会比人做得更好，岂非自找麻烦。”如今，不只是算术，就是代数式、方程、函数甚至所有程序化的知识都可以用机器来解决，那么教给孩子们这些知识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无法知道今天教给儿童的题材，是否就是他们未来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教给儿童更为宝贵的东西，不是特定的题材，而是如何去掌握题材。”正因为如此，弗赖登塔尔说：“科学的看法是在医院病房、实验室与实习中讲授的，而优秀的学生参与研究是他课程中重要的部分。”因为学生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得到的不是固定的、可能会过时的知识，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的应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只会教会他适应不同的环境，更是创造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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