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组人群收入风险：社会保障改革

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Merton（1984）确认了非基金的既定给付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人群之间分散同组人群收入风险的作用。他描述了相对于阿罗—徳布鲁完全竞争体制的非交易性的人力资本的风险问题。在阿罗—徳布鲁环境中，员工从一开始就会对他们同组人群收入的风险进行交易（不考虑个人保险）并且会面临一些资本风险，他们年轻的时候拥有的资本非常少。根本的问题（underlying image）是所有的代理人在何处来分担一切风险。在极端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度把退休待遇（总的）和员工年轻时的全部收入联系起来，而不是把退休待遇和他们自己（早期的）一群人的收入联系起来，尽管对于个人收入仍然具有敏感性。在考虑这一方法的优点时，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和资产回报率的完全相关性很低。在收入影响储蓄且储蓄影响资产价格时，一些同组人群收入的风险已经通过资本市场过程被转移给了当代的年龄更大的人群，特别是像土地这种相对缺乏供给弹性和使用期限长的项目。默顿（Merton）认同两种风险传输的方式。只要待遇支付规定使用了指数化工资，年轻员工工资的高增长将提高工资指数且因此会提高年龄较大的员工未来的退休待遇。而且，工资增长率会影响美国金融的稳定性（在给定仅仅是待遇支付相对于价格的指数化时）。因此，为收入实现（revenue realization）而进行的待遇调整对分担这种风险来说是第二条道路。

但是社会保障体制也可以适时地向前转移风险，默顿没有对DB制的这个方面进行分析。默顿关注在那些当时活着的人之间的风险分担，忽略了DB制在不同州之间转移收入的能力，同一人群的人可能出生于不同的州（Gale，1990）。在考虑这类风险时，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详细说明偏好的跨期结构。只要退休效用函数包含了建立在员工已经习惯于生命早期的生活标准基础上的因素，那么借助于员工以待遇支付策略来实施风险传输的作用就较小。

通过寻找同时存活的几代人之间的隐性交换将是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在代表性代理人背景下），默顿探讨了风险分担问题。^[13]最近的一些著作已经探讨了通过考察在稳态随机均衡状态下同组人群的预期效用这一问题。预期效用与现收现付制及社会保障基金制投资组合的混合是相关的。基金制部分的预期回报等于资产的预期回报和资产的风险特征。非基金制部分的预期回报率取决于经济增长以及工资增长的风险特征（Miles，2000； Dutta et al.，1999）。因此，这种分析对资产的风险回报率与同组人群收入的风险做了对比。在给定税率的情况下，预期效用和两种制度的相对规模有关。文章得出结论认为多支柱体制、部分的DB制和部分的DC制有着良好的风险特征。(www.xing528.com)

我们需要当心来自这一分析的推论了，这一分析仅仅关注稳定状态且忽视了融资的资本创造成本。因此，发现用现收现付的DB制来替代一些DC制有助于使处于稳定状态的一代人实施更详尽的分析（fuller analysis），因为日益下降的资金也可以帮助处于过渡状态的一代人。相反，用基金性的DC制代替部分非基金性的DB制使必须提供资金的处于过渡状态的一代人受损。因此，当考虑所有各代人时，对于处于稳定状态一代人而言，收益并不意味着必然是社会福利收益。再则，对两支柱结论的偏好也忽视了部分基金性DB制对于混合资本和劳动风险在决定待遇支付时的潜力。这一选择性方案确实取决于在DB制下政府的投资能力，正如在第一讲所讨论的那样。第三，它忽视了人们确实不需要筹资以互换风险的想法。也就是说，政府有能力借款以投资于其他资产，因此增加了对于非基金性的DB制的资本市场风险。更现实的是，一些资本所得税（比如，房地产税）可能作为和工薪税收入的一个互换而被指定用于部分社会保障。也就是说，政府有能力通过税收和转移机制互换不同人群中的资本市场风险和工资水平风险。因此，有多个方法来实现合理的风险特征。

然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一个强制储蓄体制应当实施多大规模。如果强制储蓄合理地为自愿私人退休储蓄留下了相当大的余地，于是那些储蓄将是基金性的，同时提供了相同种类的多样化的制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