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保改革：年金化与风险分担

当购买年金（或者通过立法决定年度的待遇水平）时，有好几个选择会影响风险分担（累积过程的风险分担在下一个小节中讨论）。首先，年金可以是名义上的。尽管风险固化于未知的未来的通胀率，名义年金是非常普遍的（相对于其他年金）。这符合在人群中蔓延的货币幻觉的标准，尤其对那些对于指数化有较少持续经验的人们是这样的（Shafir et al.，1997）。因为年金提供是个长期过程，当我们考虑八九十岁老年幸存者的时候，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会变得非常大。经济学家大体上认为名义年金意义不大。

本书谈到了三种可选择的方案：一是实际年金；二是基于回报率的变额年金；三是至少部分是基于经济中收入增长的变额年金。我不考虑诸如通过TIAA-CREF所提供的年金，TIAA-CREF把同组人群死亡风险强加于受益者（Valdés-Prieto，1998）。关于未来死亡率降低的演变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争论。因此，分担这些风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通过私人保险公司分散风险，我们期望一个相当大的风险升水（risk premium）。如果通过政府来分散风险，我们在风险配置方面也有和其他分散风险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分散风险方法那里少于支出的收入就会偏离预期。对于典型员工而言，没有简单的方法来规避群组死亡风险（cohort mortality risk）。比如，一个重要的医学进展就能够在很少受人们注意的情况下显著降低年金给付水平。^[5]

实际年金把年金的筹资风险转向了其他当事人（other parties）。^[6]因此有一个问题就是退休者是否应该承担这种风险中的一切。关于最优风险分担的思考表明一些风险应当由老年人来承担。但是老年人通常比那些能够调整收入和在适应消费水平变化的能力方面有更大弹性的年轻人更具有风险厌恶性。一个反面的论点是那些将留下重要财产的老年人可以把风险转移给他们的继承人，而且他们也可以通过持有社会保障之外的较少风险的投资组合而变得适应。给定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有较少金融资产的老年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实际年金看来并不是一个差的选择，但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和老年人分担一些风险可能更好。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风险转移给老年人以及转移多少风险。它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提供真实年金的风险是否应该通过市场（比如通过保险公司竞争性投标实施团体年金）或者通过政府制度来分配。^[7]

在考虑基金制年金时，年金背后的一个风险就是回报率风险。于是在变额年金那里，调整年金规模以实现资产收益是一种选择。但是使用投资于市场投资组合的全变额年金（fully variable annuity）并没有把这种风险转移到市场。有很多那种对老年人来说是最优的风险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通过融入一定份额的实际债券的一些调整。类似地，在专项筹资（earmarked financing）的PAYG制度中，筹资风险是该制度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所固有的（它应该根据现金流所产生的将来的债务来调整）。瑞典通过使用了一种根据工资增长完全调整的年金来继续对退休人员实施着这种风险。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法是实施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的混合指数，而且那会把更多的其他风险留在社会保障中。也就是说，在瑞典的改革中已经过度地关注了以风险分担为代价的筹资风险。

当然，考虑风险分散的正确方法不是仅仅单独考虑社会保障，而是要考虑通过经济中所有的风险配置机制实施的所有的风险分散。这需要考察老年人所拥有的其他收入来源。本书只关注那些有较少其他收入的人所承担的风险（除了健康保险和贫困保护）。(www.xing528.com)

通过等到一组人群达到65岁时才实施年金化，则风险比以滚动的方式实施年金承付款项不同的方式被分散了。在某一时点，利率以及未来群组死亡率的现在估计值的结合将累积（实际的或者名义的）转换成年金。因此，在退休时年金化意味着利率和反映未来死亡率的信息不会被更早地得到保险。在市场环境下最容易考虑这一时间选择。以滚动的方式从保险公司购买年金（假设是单一风险等级）包含了根据订约时的预期进行的风险转移。因为利率上下波动，值得分散利率风险。因为不同群组死亡率降低之间的相关性，由谁来分散死亡率风险的问题是复杂的。如果某一群组突然预期活得更长，那么很可能是年轻的或者稍微年长的群组分担了这种风险。

不以滚动方式实施年金化的员工可以依照保险公司（或者政府）使用的对年金进行定价的投资组合方向变化他/她的资产投资组合来规避一些在年金定价方面的风险。在DB制中，那些在社会保障之外没有很多储蓄的员工就不能进行投资组合调整，同时，短期的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当员工知道了他们将会得到的养老金替代率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其储蓄率。他们可能意识到了在累积期间回报率的变化，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死亡率预测方面的变化以及未来利率与未来年金水平之间关系方面的变化。关于预期待遇的定期报表（regular statements）可能有帮助，但是当定期报表报告预期待遇下降时这些预期待遇可能在政治上是难以分配的。这种风险有多大取决于待遇如何被决定。当DC制有很大回报率风险的时候，在NDC制中的员工需要对工资增长率的更低变换进行反思。DB制存在风险，该风险取决于政治过程是如何适应的，最好是事前预告的渐进（small steps）的方式，也可能是短期预告的大幅变动（large jumps）的方式。由于这些风险既来自于累积又来自于年金化过程，相邻群组（nearby cohorts）成员的替代率有很大的不同，这会产生政治方面的压力。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的非可加性的偏好结构增加了与替代率有关的风险厌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