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定给付制度具有无限的贴现值(PDV)预算约束,其中包括工薪税、来自于一般税收的可能转移、持有的任何资产的回报、支付的待遇以及依据不同制度所收取的管理成本。因为未来有随机性(以及市场的不完全),因此没有办法知道预算约束的准确状况。当然,对现金流有预算约束的DB制的运行——不能印钞票或者不能贷款,仅仅能够根据其现有资源如通过资产的收入流以及来自于一般税收的转移来支付待遇。因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不应该在刚开始实施不久后就对其税收或者待遇支付进行大幅度变动,所以这些制度企图规划好未来可能的财务状况,尽管在不同国家这种规划在独立于政治的不同层次和程度上被实施。
给定任何一个规划,国家就可以决定增加该制度的筹资。增加的筹资能够使这一制度更安全,能够允许增加未来的待遇,能够允许降低未来税收且增加国家储蓄,以及提供基于预期现金待遇的现实资源的能力。一些国家对待遇支付实施年度立法,甚至更频繁地进行立法。这一制度本来不应该这样运行。其他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法律的频率较低,仅仅是调整制度以适应情况并且保持该制度脱离短期危机的能力,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在这一制度中,政府可以在持续的基础上决定增加DB制的筹资。
假定计划在最近增加筹资,增加筹资可以以五种方式进行:增加工薪税(或者其他指定用途的收入资源),削减待遇,获得来自于一般税收的更大转移,资产收益增加或者削减管理成本。[1]尽管管理成本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非常高,但是发达国家的管理成本非常低,因此管理成本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筹资来源。而且,一些国家可能在管理成本方面花费太少因而提供了太差水平的服务。随后,本书会谈到对每种资产都会存在的投资组合的选择。因此,现在主要分析剩下的三个方面。
通过增加资产以改变PDV预算约束以在近期增加制度资源。当然,政府可以在将来简单地转身且拿回所有的资源,但是本书专注于有相当的政府稳定性和财政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环境。社会保障资源的增加在一些作品中被称作狭窄渠道筹资(narrow funding)或者透明渠道筹资(apparent funding)。它意味着在将来有能力支付给定待遇的可能性的增加或者意味着支付增加的待遇的能力。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的资本存量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些同样的作品中被称作广义的资金或者最终的资金)。使用OLG模型,我们能够描绘出狭窄渠道筹资变化影响国家资本均衡水平的各种各样的路径。个人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的个人储蓄对税收和待遇支付(现在和将来)的变化做出反应。政府能够通过改变它对国家储蓄的供款来对变化了的社会保障财务状况以及剩余预算变化了的状况做出反应。这些反应的净效果可以改变利率和工资。反过来,利率和工资的改变会反馈于国家储蓄和社会保障的财务状况。有模型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该模型同时也包括了常见的OLG原理(Diamond,1997)。(www.xing528.com)
在美国的辩论中,一些人看起来不理解PDV预算约束的主要作用。因此,一些人似乎认为从主要的DB基金向个人DC账户直接转移资源改变了国家储蓄。如果政府债务被用来为个人账户融资(因而会使隐性债务变成公开债务),那么直接影响国家储蓄的类似的不足就会出现。正如一些文献已经很好地指出的那样(Geanakoplos et al.,1998; Murphy and Welch,1998; Sinn,1999; Diamond,1999a),这是错误的。因此,有必要重复这一中心要素——通过筹资对国家储蓄会产生严重影响,人们要么必须提高税收,要么必须削减待遇,或者是从一般税收中转移资源,否则这些一般税收会被用于消费而非用于投资。
关于间接影响,个人可以改变私人储蓄。如果工薪税增加了,那么大部分增加的税收将来自于现在的消费而非现在的储蓄,即使税收增加是想要增加待遇。如果削减了现在的待遇,则更多节省下来的资源将来自于消费,尤其是如果增加将来待遇是计划的一部分的话。而且,私人储蓄可以对员工对于制度提供待遇的未来能力的信心变化做出反应。由于依赖于预期的法律而非仅仅是现在的法律,不容易理清任何特定法律的效果。
政府也会改变关于非社会保障预算的储蓄。[2]尽管精确的模式并不清楚,但是从剩余的预算中增加转移会改变税收和支出。类似地,增加的社会保障筹资并非来自于剩余的预算会有政治含义。在美国,有时候争论认为由于社会保障运行有盈余而剩余部分的财政预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一直有大量的赤字,那些社会保障盈余为政府赤字提供了资金而不是增加了国家储蓄。正确的分析更复杂,需要考察政治的反事实性(counterfactual)。这一期间美国的预算赤字是个大问题。如果1983年立法没有使社会保障处于盈余状况,那么综合的(或者联合的)预算赤字将会更大。反事实性的检验(counterfactual to examine)是在社会保障没有盈余的情况下更大规模的赤字所导致税收以及/或者支出的变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国家储蓄。[3]笔者很怀疑。我个人拥有的一些当代政治学的读物表明,增加税收以及削减开支的政治性的困难推动了赤字的规模,而不是相反。于是对全部赤字的适度改变对任何其他预算行动都没有效果。如果这是正确的反事实性检验,那么所有的社会保障盈余会被储蓄起来(至少在政府是这样)。不管怎样正确的反事实性的检验,探讨社会保障财政状况和其余的政府之间关系的政治性均衡分析都是必要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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