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聚焦在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影响，而不考虑企业的作用。在那些公共退休制度相对次要的国家中，比如像荷兰和美国那样，私人提供的、受管制的、有税收优惠的（tax-favored）养老金制度可能能够弥补一些退休需要和公共养老金提供之间的差距。这一混合性制度可能比统一的全国性的制度更具有异质性。[10]分散的异质性有利有弊而且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注释】
[1]已有关于提前退休者方面的数据研究，这些研究试图估计适应更迟的EEA是有很多困难的（Burkhauser et al.，1996；Kingson and Arsenault，2000；Leonesio et al.，2000）。受数据所限，笔者没有发现这些研究是确凿的。
[2]对于在这种背景下强制性的活动，见von Weizsaecker（2000）。
[3]而且，为了得到更多的待遇支付，年龄大于70岁的员工可以不再推迟待遇支付的起点。
[4]一些人赞成在没有在EEA即62岁时点开始实施收入检验的情况下获得待遇，而不是根据法律行事，这一法律保留了在EEA和正常退休年龄之间保留收入检验，正常退休年龄被逐步从65岁提高到67岁。
[5]在智利，DC制累积的联合生命年金保护规定没有交叉补贴。在美国，配偶和幸存者待遇条款实施从单个员工向夫妻双方的再分配以及在不同收入夫妇之间的再分配。(www.xing528.com)
[6]是对早期年份而不是对最近年份的指数化。这种怪异在法律方面应该被修正。
[7]在早期年份（early years）中，员工并不知道当年（current year）是否会算作进入待遇公式的N年的一部分。因此，不是感知到零边际收益，而是有一个正的预期边际收益。相反，当在一些后来年份（later years）中存在低工资，在收入的随机实现中，后来年份的边际收益为零。另外一个影响在任何年份都会发生。在一个年份的早期，员工不清楚整个年份的收入将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在这个年份的早期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一特别的年份不会成为最高的N年（highest N years）中的一部分，存在着在很大程度上被分解在这一年份过程中的可能性。
[8]有保证的养老金与实际的DC制养老金并没有关系，仅仅是NDC的扩展形式。
[9]考虑收入分配时，人们需要考虑社会保障体制和所得税体制的相互作用。一个不错的整合方式在智利和瑞典被实施了——对强制性供款免税（tax deductible）且对所有的待遇征税，对累积不征税。相反，澳大利亚在所有三个阶段——供款、积累和待遇支付阶段部分征税（相对于其他税收制度）。随着时间以及祖辈早期供款（grandfathering earlier contributions）的变化，会使税率和该体制更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使该体制不容易设计好的政策。
[10]笔者没有讨论随着产业或者劳动力供给（比如蓝领或者白领）而变化的公共制度的普遍模式，并且笔者历史性地反省过政治权力的过多干预而不是去思考理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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