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与DC制度比较：社会保障改革

在DC制中，通过以回报率合成供款来实施对决定待遇的不同年龄时点收入的加权。DB制通常对不同年份进行加权。两种方法略有不同。一种是通过指数化的方法实施组合，另一种仅仅是使用了一些年份的收入实施组合。一些DB制度以固定的年份计算收入，完全不考虑其他年份的收入。比如，在美国，退休待遇是根据三十五个最大（指数化工资）收入年份来计算的。^[6]在类似的这种制度中，劳动力市场的激励主要取决于为了待遇支付目的而计算平均工资的年份的多少。是使用收入最高的年份还是使用最近收入的年份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像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平均期限为35个年份，用于可能伤残待遇的早期收入的相关性和究竟哪些年份是最好的三十五年的不确定性的组合确实仍然对于那些年轻的全职员工产生了明显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一个更复杂的体制对有不同收入的年份会实施不同的权重。

另外一个方法使用非常短的年限并且通过乘以短时期内的平均收入来对早期的年份赋予权重，这一短时期是根据收入高于某一最低值的年份的数量计算得到的。这是瑞典改革之前的制度。使用这种方法，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是弱的，那些收入水平不会用来计算待遇的年份有非常低的激励而那些收入水平会用来计算待遇的年份的工作可能大大地超额了。比如，波士顿地铁员工的养老金制度会使员工在临退休的三年内大量超时工作以提高他们的退休待遇。这会导致员工在操作地铁时太瞌睡而引起事故。一些共产主义国家根据过去的年度收入来确定待遇，这一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明显不可行。解决上面提到问题的方法是要设计一个好的制度。因为缺少收入记录，制度转型需要渐进地来实施。更好的是认识到明确的转型是必须的而不是设计一个长期的制度且使它仅仅适应数据可得性。

在存在长期平均期限的DB制中，已经有一些关于最优制度设计的工作，但是并不算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提供保险以应对少数收入非常低的年份。评估保险的制度设计对于收入的随机结构而言是敏感的（Dulitzky，1998）。^[7]另外一个是把退休收入的合理水平看作是关系到新近退休人员所习惯的生活标准，该标准更多地取决于生命后来年份的一些收入，而不是取决于一个员工在二三十岁时的收入。然而，在给定更高收入水平和更陡峭收入轨迹之间正相关性时，人们需要当心使用平均期限的待遇公式中的累进性。因为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的寿命预期是实施累进性待遇支付公式的一个理由，因此更大的权重赋予收入的后来年份是实施累进性待遇支付公式的一个理由。(www.xing528.com)

对于使用接近于整个职业生涯收入记录的制度而言，DC和DB制之间具有实际的类似性。在DC制下，针对年份的收入税是以回报率为依据的混合税。在DB制中，依据一些指数对不同年份的收入进行组合，比如，像美国和瑞典的平均工资指数。如果工资增长和利率相类似，那么结果也是类似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希望利率稍微高于工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当以相同的税率和预算平衡来比较DB和DC这两种制度时，DB制对于生命周期中后来年份的工作而言会有一个较低的净税收，而DC制对于生命周期中早期年份的工作而言会有一个较低的净税收（零）。如果没有其他扭曲，DC制将比DB制更有效率（忽略保险条款）。但是在存在其他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一个超越另外一个的简单优势。实际上，累进年度所得税和年龄收入（age-earnings profiles）在扣除物价后通常是增长的情况下，边际所得税率平均而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因此，由于所得税加上社会保障净税收这一整体的税收负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变化较小，设计良好的DB制会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也就是说，对年轻人的所得税更低而净社会保障税更高。因此，没有详细的计算，人们不能够得出有效率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差异性都可能会远远小于长期平均期限（long averaging periods）的DB制和短期平均期限（short averaging periods）的DB制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