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储蓄在社会保障改革中的作用

如果人们被迫储蓄超过了其愿意选择的储蓄以及如果额外的相关收入增加了人们被迫储蓄的数量，那么强制性储蓄会以类似于标准的税收扭曲的方式影响劳动决定。如果强制性储蓄能够获得比如说是7% 的市场回报，但是人们以18% 贴现未来的收益来评价强制性储蓄的结果，那么可知未来收益的现值远远低于现在支付的税收。比如，以7% 的市场收益率和18% 的贴现率把1美元储蓄20年后其仅值0.14美元。于是待遇规则的变化与其没有如此高的贴现率的情况相比具有较小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年轻人不关心退休问题，那么工薪税很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同等价值（similar value）但是待遇被设定的税收。这一效果表明劳动力供给以及所涉及的工作（covered work）与非涉及的工作（non-covered work）之间的选择，在许多国家，它们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区别是相一致的。于是，逃税问题也出现了。

由于工薪税不和待遇相联系，那么认识到理性员工的劳动力供给可能会由于超过员工意愿选择储蓄的储蓄规定而有所增减是很重要的。在纯税（pure tax）例子中，更少的生命周期收入意味着更少的消费，这意味着消费的更高边际效用以及因此意味着边际工作更大的效用值。但是边际工作量会产生比总税收更少的净税收。这两个效果，一个是通过额外的工作提升边际消费效用，另一个是通过额外的工作降低边际消费效用，其结果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类似地，高度强制性储蓄将增加现在的边际消费效用但是却降低了未来的边际消费效用。额外的工作增加了现在和未来两个时点的消费效用，但它的价值是较小的，如果额外的收入能够全部在边际消费效用最高的时点被消费的话。然而，因为一个边际效用是上升的而另外一个边际效用是下降的，而且我们不能在总体上辨认哪个变化更大些，边际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可能上升或者下降，因而额外收入的边际值可能上升或者下降。

尽管一些人认为改变个人的DC账户将会对年轻员工的劳动力市场效率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这些论据表明任何影响都是非常小的。实证经验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对阿根廷的考察，Rofman（2000）发现“对于SIJP供款者数量的停滞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预期到个人账户项目的引入和最近几年雇主供款的削减将能够起到激励作用以增加参与。”Schmidt-Hebbel（1999）确实也发现在智利非正规工作的增长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要少并且把其归因于养老金的改革。即使这一归因是正确的，也需要指出智利的改革降低了工薪税率并且实现了从DB到DC制的转换。因此，我们不能把更低的税收自身的效果和待遇形式变化的效果割裂开来。

注意DC制设计的质量关系到劳动力市场的效果，管理成本越高对工作的回报就越少。DC制社会保障体制的管理成本随着制度设计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www.xing528.com)

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员工的感觉。在DC制中，员工很难知道自己在退休的时候其消费是多少。因此，他们就很难根据边际效用来对强制性储蓄进行评价。有迹象表明员工高估了能够从既定的一次性给付中进行筹资的退休消费，但是很难评估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DB制中，很难知晓可能的更具有可预见性的待遇水平在多大程度上会由于额外的工作而发生变化。因此还不清楚员工是如何评价劳动力市场激励的。在DB制中，员工有时候高估了收入而有时候又低估了收入，它不利于形成一个进行实证估计的清晰图像或者简单问题。

许多员工不会活到退休年龄。尽管存在被抚养者是对这类早逝人员实施寿险的基础，但是一些员工没有被抚养者，并且对于其他一些员工而言依然存在着以存活到退休年龄为条件的可能的资源差值而不是提前死亡的遗产值这一问题。通过向那些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的资产筹集资金，既定给付制对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支付了更多的待遇。NDC制把那些隐性的、再分配性质的死亡者的存款按比例分配到那些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幸存者的账户。对于那些根本不看重遗产的人而言，如果他或者她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死亡，有遗产权利的强制性DC账户的累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既定供款制度包含了对遗产有较少兴趣的那些人的税收扭曲，因为它不能把那些人将要在退休之前死亡的资产的价值转换成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的消费，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价值。顺便指出在达到退休之前预期死亡的数量是很大的。按照美国的生命表，大约有15% 的21岁的员工不能活到退休，当然是早死的男性比女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