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异质性和风险等级对社会保障改革的影响

当我们考虑寿命预期的异质性的时候，年金化的分析就变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事前意识到比如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异质性，并且当人们有不同的健康经历以及了解他们寿命潜在的可能性时异质性会发生变化。在任何一个人们想计算的年龄点，从出生开始，人们感知到的寿命预期都是变化的。而且，即使我们尽可能试图使风险等级多样化并且试图对年金化进行改善，在每一个风险等级中依然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会对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也会对劳动力市场激励产生影响。

如果没有收入检验，强制性的年金化规则会分别影响到一年工作的回报以及推迟申领待遇的回报。有收入检验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激励会相互产生作用。

首先，对于强制性年金化，待遇支付仅仅开始于给定的年龄点。于是，在单一风险等级时（年金统一定价），一般而言这将有跨人群的再分配。比如，女性比男性活得长。因此，平均而言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再分配。应当指出在特定的退休年龄和特定的为退休融资的财富水平的情况下，寿命预期更长的一些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从其有较差的能力能够筹集每个月的消费这种意义来讲是更穷的，因此一些诸如此类的再分配是功利主义最优化的一部分。还值得指出的是寿命预期在女性和男性中是变化的。因此，如果年金定价仅仅是建立在性别的基础上的话，那么有相同寿命预期的男性和女性不会得到相同的待遇支付。因此，有两个风险等级的制度会发生从特定寿命预期的女性到有相同寿命预期的男性的再分配，尽管平均而言单一寿命预期的再分配是从男性到女性的再分配。类似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收入或者社会地位较高者易于比教育程度、收入或者社会地位较低者活得更长。因此，单一风险等级的制度容易发生从较穷者向较富有者的再分配。在美国这被看作是实施累进待遇支付规定的理由之一。在没有讨论不同再分配的相对重要性的情况下，一个简单的要点就是当风险等级包括异质性风险时（正如他们必然会这样），任何风险等级的结构将会包括一些再分配。使年金自愿化也不能避免再分配，尽管这既会改变分配也会改变均衡的效率。

即使人们在事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关于寿命预期的信息会发生变化，类似的问题依然会出现（Brugiavini，1993； Sheshinski，1999）。因为年金化趋向于被单次（single time）实施，所以应使用单一风险等级提供保险来应对退休和由于寿命更长而被实施的分类（因而接受到更低的年金待遇）。个人想把待遇从年金待遇高的州转移到年金待遇低的州去。单一风险等级，而不是基于健康的风险分级，实现了这种转移。滚动年金化（rolling annuitization）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劳动力市场激励同样取决于市场分级。因此，使用单一风险分级对那些寿命更长的人的工作进行补贴，同时对那些寿命更短的人的工作进行征税。多元风险分级倾向于降低税收和补贴，提高劳动力市场激励。因此，有一个拉力。当易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更好的激励的时候，使用更多的风险分级会增加风险。总之，人们不能告诉他们哪个关切是更重要的。

每当在给定年龄实施强制性年金化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当员工在年金化过程中可以选择时更多的问题会出现。也就是说，如果员工有资格申领待遇但是为了日后得到更多的待遇可以延迟申领待遇。正如在美国所见，一些员工将会选择这样做。如果调整对于整个人口都是精算公平的，那么这对于一些人而言将是公平不足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将是公平过度。因此，一些员工会立即申领待遇即使他们可以延迟申领，如果制度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为了从更高水平的年金化得到更多的保险价值），另外一些员工则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因此，我们有一个次优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年金调整因子的设计是影响效率的一个可能参数。而且，如果年金定价是基于市场基础的，那么确实延迟申领待遇的那群人将决定精算调整的大小。

在这种背景下，给定提前退休年龄时，我们可以考虑允许选择的优点（尽管提前退休年龄的选择应当由是否有权选择以及在何时开始实施年金共同决定）。这种考虑的基础也会包括对年金化收益的理解以及对未来需要可能的过多折扣的关注。但是这些因素最可能是那些没有推迟申领者所关注的，所以关于允许推迟申领待遇的分析并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对于那些推迟申领者而言允许在收支相抵（净额）的意义上推迟申领待遇，以至于定价对其他人而言不会发生改变，那么这是一个帕累托收益。因为寿命长的人更可能推迟申领待遇，如果对于在每个年龄时点的申领者以精算公平为基础实施定价的话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收益，因为对于那些没有推迟申领待遇的人来说价格提高了。因此，在没有收入检验的背景下允许推迟申领待遇是可取的。(www.xing528.com)

在有强制性年金化和没有收入检验的情况下，工作激励取决于寿命预期，因为工作的回报是以把价格定在强制性价格的年金的形式得来。因此，额外工作一年对于有些员工而言是税收而对于另外一些员工而言则是补贴。如果存在退休检验并且为了申领待遇有必要退休，那么退休和待遇申领的效果会相互作用。相反地，仅仅因为某人停止了工作那是没有必要申领待遇的。在这个例子中，那些有较短寿命预期的人推迟申领待遇的损失是对工作的一个额外负担。然而，那些有较长寿命预期的人推迟申领待遇的收益不是对没有流动约束的那些人工作的一个额外补贴，因为员工是否退休推迟申领待遇都是可能的。

实际上，笔者怀疑这个问题远远没有一些国家存在对于推迟申领待遇有如此低的回报以至于每个人的工作负担了大量的税收这一制度的事实那么重要。在一些国家改进这些制度是首当其冲需要改革的事情。

在DB制下，由于推迟开始待遇申领的人们可以增加待遇支付，推迟开始待遇申领通常以精算公平的方式或者选择相对于精算公平标准而言鼓励工作或者不鼓励工作的方式进行。评价对于不同人有混合激励的制度（不考虑其他问题）类似于标准的次优问题，该问题来自于当成本在购买者之间不同时统一定价的问题（Diamond and Rothschild，1989）。有强制性年金化的DC制在个人激励方面面临着同样的多样性。而且在没有强制性年金化的时候，依然有类似的问题来自于自愿年金化。因此，有限的信息和年金化既对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也对退休激励产生影响。这同样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劳动力供给。

因此，强制性或者自愿性的年金化不可避免地包括了退休决定的扭曲，当人们感知到不同的寿命预期因而获得待遇的时间长短不同时，一些人被实施了隐性税收而一些人被实施了隐性补贴。由于放弃了年金化的保险价值，选择放弃对于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者分阶段提取待遇的年金化降低了工作回报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备的运行有点像扭曲的税收。由于我们不知道当人们做退休决定时他们是如何认知与精算计算相关的年金价值的，因此整个问题会更加复杂。我们也不知道人们是如何很好地判断自己的寿命预期的（尽管有证据显示了关于健康和退休调查方面的一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