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管年金化解读 - 社会保障改革成果

除了对待遇申领的年龄进行限制之外，通常会对领取待遇的形式进行限制。虽然在按照阶段性领取和按照年金化领取之间可以选择，并且也允许被一次性领取，但是这里仅专注于日常的（而非通用的）对年金化的托管问题。这种委托需要根据在给定累积时被用于决定待遇水平（或者在DB制中在给定过去收入水平时的待遇水平）的风险等级来描述。本书首先考虑寿命预期相同时的委托管理问题，接下来考虑一些在不同年龄段感知寿命（perceived life expectancy）的异质性所引起的问题来推进研究。

为了考虑强制性年金化的效果，我们需要考虑私人年金市场。尽管一些国家有非常发达的和低成本的团体年金市场，个人年金市场依然比较薄弱和昂贵。部分原因是许多人对于与年金有关的目的和待遇的理解有误所致。一般地，认识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对于随机变换的性质理解起来有困难。在年金这个例子中，如果人们对年金的目的有更好理解的话，作为成功的市场营销证据的期限确定性年金（years-certain annuity）将不会流行。比如，只要受益人活着那么10年定期年金就要支付待遇，同时10年定期年金在开始支付年金后但年金受领者在年金未到期之前死亡还需要继续支付年金一直到满10年为止。它的吸引力在于这个例子中提前死亡的全部财务回报会比如果不提前死亡时的全部财务回报要大，代价是如果在超过了10年的保证期之后死亡那么全部财务回报比如果不推后死亡时的全部财务回报要小。换句话说，在保证对某人的继承人实施有保证支付的时候，如果也存在一个保证的待遇支付期限，则每个月的待遇将会降低。相反，如果待遇是没有保证的，则能以更低的成本购买到和有保证的情况下相同水平的年金。于是，继承人将通过不购买有保证的年金来得到节约下来的资金。因此，购买有保证的年金把对于继承人来说安全的金额转换成了一种随机性遗产，在死亡之前该遗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因此，增加保证就像在进行赌博，而不是增加保险水平。它确实显得不合理。而且称之为保证而非赌博正在把风险的增加表述成了风险的下降。

在年金化决定中更倾向于采取名义上的而非指数化年金的形式的货币幻觉看起来相当广泛，对于那些在价格指数方面没有多少经验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尽管对于那些在低通胀方差（low inflation variance）环境下倾向于名义年金的人而言有逆向选择的基础（因为名义年金相对于实际年金来说是前载的（front loaded）），笔者并不认为这解释了均衡的本质。

为了简化和接近实际行为，假设员工可得的年金会随着社会保障提供的年金而同等金额地（dollar-for-dollar）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年金市场很少被使用就如同它不存在一样。也有一个例子是运行良好的强制性制度能够比市场体制以较低的管理成本提供年金。那么，认同年金价值的一些员工将对通过税收融资的退休待遇的重视超过对其精算成本的重视。这种看法对工作产生了一个来自于获得了边际上大规模年金的保险价值的额外回报（Crawford and Lilien，1981）。另一方面，年金化的价值可能没有得到正确评估，这和个人购买年金的情愿程度是相一致的。因此，大规模年金的纯保险价值可能不会被（充分地）评估。(www.xing528.com)

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有必要认识年金对员工及其潜在继承者的预期效用的影响。在效用标准公式下精算公平的年金明显地增加了预期效用（Mitchell et al.，1999）。当存在着员工以比最优值更快的速度消费的可能性，并且因而出现消费下降时，年金化（有流动性约束）有更大的优势阻止一些消费下降。再则，我们承认人们习惯于某一生活标准，以至于消费下降的代价甚至比跨时可加偏好模型中所表明的那样更高。在跨时非可加偏好时，年金化的缺失将变得更加重要（Diamond and Mirrlees，2000； Davidoff et al.，2001）。

当然，年金化可以降低预期遗产并且因此会对潜在继承人产生不利影响。员工可以通过购买寿险来预防这种影响。然而在美国，除了作为避税措施并没有很多员工购买寿险。假定我们正在考虑一个长期计划，当继承人年龄变大的时候他们自身会从年金化中受益。因此，年金化能够降低经济中的资本水平，尽管这可以很容易地被诸如削减国家债务的其他政府政策所抵消。

在有相同寿命预期的经济中，作为底线，托管年金化对那些应当购买年金但是却没有购买年金的员工以及那些实施年金化但未实施托管（来自于比在私人市场上更好的条件）的员工来说是一个收益。托管年金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员工即使在没有购买年金的情况下是否认识到托管年金化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