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改革：强制性储蓄

社会保障的强制性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当有收入的时候必须付出（无论被称作税收或者供款），第二个是以特有的形式取得待遇。待遇通常以年金的形式取得，但是也存在一些限制，直到满足一些条件否则不会取得待遇。这些限制可能正好是年龄限制或者年龄和退休限制，以及依据收入衡量的退休限制。这里把这些获得待遇支付的条件称作收入检验。建立在养老金替代率基础上的更复杂的规则也是可能的，并且智利正在使用这种规则，智利允许那些能够为待遇支付筹集到足够多资金以及足够大养老金替代率的人更早地获得待遇。能够认识到付费规定以及获得待遇的规定是很重要的。

这里先假设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一个完全理性的员工获得退税款（back the taxes paid）以及（非随机性的）利息，待遇支付开始于给定的EEA而没有其他条件。此处忽略寿命的不确定性。接下来增加一些讨论的难度。

如果社会保障管理导致了在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更高的财富，那么就存在收入效应，该效应倾向于使那些本来比早期的权益年龄退休得迟的人退休得更早了。这个收入效应是员工对在储蓄方面的管理变化做出的部分有效率的反应（假设退休决定是理性地做出的）。因此我们把储蓄行为作为前提条件来考察退休决定的效果。因为储蓄和劳动力供给是联合内生变量，在不考虑另外一个变量的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变量能够被充分地考虑（Feldstein，1974； Munnell，1974）。在这种情况下，与员工在没有强制性情况下的储蓄相比，强制性高储蓄与阻止借贷以抵消这种强制性的流动性约束一起导致了在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更高的财富。由于存在预防动机，即使完全抵消在财务方面也是可能的，储蓄移位可能也不是一对一的。

经验估计表明社会保障待遇支付确实会抵消储蓄，但这仅仅是部分抵消，远远低于一对一的水平。当一些社会保障待遇支付对储蓄的抵消和预防性储蓄相联系时，中心问题就是人们储蓄行为的异质性，大约一半的美国员工在到达退休时点时只拥有任意性的很少的财产，而不是拥有房产。因此，作为一个强制性的结果，与在没有社会保障情况下人们本来能够为退休筹集资金相比，许多人能够在更早的年龄为退休筹集资金，这一切貌似很有道理。

相反，如果有一些员工他们在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之前已经退休，那么如果社会保障强制性足够大的话，这种强制性将会使这些员工更多地工作。实际上，如果强制性储蓄足够大的话，这些员工中的部分人员可以选择一直工作到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之前为了对退休筹集资金没有必要对强制性储蓄实施补充。于是，强制性较高的储蓄倾向于缩短工作年限，而对通过强制性储蓄来为待遇支付筹集资金的可及性的限制倾向于增加工作年限。

注意我们已经确定了在早期的权益年龄时点关于退休权利波动的两个原因，即使待遇支付是唯一地受年龄制约的（age-conditioned），而没有考虑任何实际退休的必要条件。退休波动是对强制储蓄的有效反应，包括那些没有流动性约束的早已退休者以及储蓄较少并且退休较迟者都会做出反应。有意思的是，美国虽然在最早的受益资格年龄时点的退休风险有所上升（Gruber and Wise，1999），但是当仅仅对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这种上升并不存在（Kahn，1988）。尽管这表明了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性，但也需要承认美国民众会在他/她62岁的时候进行收入调查，而增加的待遇平均而言仅仅是精算公平的（收支相抵）（Diamond and Gruber，1999）。

这些劳动力供给反应的规范分析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储蓄的强制性以及如何看待退休决定。如果我们认为员工在时间方面具有一致性且具有受到充分尊重的偏好，那么广泛的储蓄强制性会失去它的主要目的并且有限地获取待遇是资本市场的一个缺点。同样地有一个理性的退休决定，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倾向于降低过度强制储蓄所带来的害处。在这种情况下，EEA越早，受到资本市场不完美损害的理性的人数越少。然而，如果我们把强制性看作是弥补员工自己储蓄太少的一种倾向，那么储蓄强制性是好的并且对于储蓄方面变化的理性反应也是好的。当不要求逻辑一致性时，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一些储蓄不具有时间一致性，那么一些退休决定可能也就不是完美的。这一观察需要承认退休决定的质量和受限的待遇可得性之间的联系。如果一些应该退休得更迟的人将在EEA时点退休，那么EEA的增加将迫使一些人做出更好的决定。

找到一个好的经验基础来估计当EEA改变时受益和受损的员工的数量是困难的。^[1]一些员工非理性退休相关的提示性证据来自于这些员工在退休时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用美国的数据观察到了（Bernheim et al.，2001）；此外还来自于那些退休之后活得长的人倾向于有较高的贫困率，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较高的贫困率和守寡有关，这又引出了另外的家庭内再分配的话题。不充分的联合生命年金有助于观察贫困问题，而且更一般地将有助于观察寡妇生活水平的下降（Holden and Zick，1998）。美国寡妇收入的不足与生活成本的规模经济以及在一些夫妻中资源使用的可能不对称相联系。也可能要关注那些提前退休并且预期可以作为穷人获得待遇时花费他们可得到的财富的那些人。

有一种叫做最优EEA的理论，这种理论用来平衡资本市场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一些非理性退休者推迟退休而给理性的早期退休者带来了潜在收益。一方面是关于增加年龄的效率成本，因为它使那些一旦理性地选择更早退休但是由于流动性约束而不能为提前退休筹集资金的员工进一步推迟退休。另一方面是可能的收益，这种收益来自于对那些为了自身利益（或者其配偶的利益）过早退休的员工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持续工作。这两个因素对于决定一个好的EEA来说是关键的，但是这两个因素都难以衡量。经济学家倾向于不担心那些要么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者为其他利益而工作太长以至于不能为其他人腾出工作岗位的那些人。后者对于公众而言比对于经济学家更重要，这些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市场反应和充足的宏观政策能够调整工作的可得性，尽管政府管制和实际的宏观政策会导致持续的失业问题。不过，因为效果的长期性，与其他政策比较而言，诱导提前退休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政策。(www.xing528.com)

员工除了选择具有相同市场回报的强制性储蓄这一方法之外，还有其他几种方法，在这些方法下由于社会保障而使员工在EEA时点可以拥有或多或少的财富。由于在人群之间以及同一人群内部之间的转移，待遇的折现值（present discounted value，PDV）可能不同于税收的累积值。这种转移同样具有收入效应。在不同人群之间，再分配可以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实施，尽管通常如果不这样做，对一些人群来说工作的边际回报是增加的，而对另外一些人群来说，工作的边际回报是递减的。在同一人群之间，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为了实施再分配至少一些劳动力供给决定必然会被扭曲，因为一次总付税是不可行的。类似地，在没有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不可能提供应对差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保险。在考虑这一领域的政策时人们需要平衡再分配与应对效率损失的保险收益。

通常被广泛使用的待遇再分配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有保证的最低养老金，第二种是对每个人实施的补充性的统一待遇支付（flat benefit），第三种是累进性的待遇规定。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这三种方法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不同的。有保证的最低养老金对于一小部分的收入分配有很大的扭曲，因为收入低于最低养老金待遇的那些人额外工作的边际收益增加为零而那些收入高于最低养老金待遇的人倾向于降低最低养老金待遇水平。相比之下，对于较大的人数而言另外两种方法带来的扭曲较小。因此，一般而言，从效率的角度看好像没有办法对这三种方法进行简单的排序。实际上这个问题由于莫利斯（Mirrlees）使用所得税对最优化类型的分析而变得成熟。这些方法既影响了退休也影响了早期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下面将对其进行讨论。

独立于再分配，待遇支付的PDV可能和税收的累积值不同，因为通过社会保障拥有资产的回报率不同于员工们自身本来可以实现的回报率。借助于社会保障当局实施的投资（净管理成本），这种差异可能好坏参半。

有两种关于强制储蓄是好的争论（除了较差的争论强烈支持提前退休是一种应对年轻人失业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右派认为出于利他主义的理由，纳税人将会对老年人提供一定量的待遇以限制贫困。这种转移的预期将诱使一些员工为了得到来自于利他主义的待遇而不去储蓄。因此，尽管不愿支持政府的强制性，因为这干涉了自由，但是一些右派人士认为为了阻止搭便车行为这种强制是合适的。搭便车行为使人们为他们本来能够免费得到的东西而支付了费用。所以，为了保护人民自身，政府应当实施一定程度的强制性。而且，一些被强迫储蓄的人也同意这一点——是一种家长主义。尽管也有保险市场失灵的争论，但是家长主义的争论是主要的。

右派认为：强制的唯一合理性是它不会把待遇提高到超过政府（而且，可能的话也会是私人慈善）将会提供的待遇水平之上。相反，左派的论点关注员工收入分配的替代率以及贫困。把自由值千金作为干预的哲学基础，笔者认为右派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无论人们同意与否，应当指出对于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而言二者有共同的建构体制，使得对员工强制性提供的待遇远高于贫困线。因此，即使分析家们不同意潜在的社会共识，对于他们来说考虑如何很好地设计这一体制也是非常必要的。

右派的一个论点看起来很奇怪。论点的逻辑是A被利他主义驱动而给予B一些东西。因此，强制B改变行为（干预B的自由）使A免受A的善意，这在伦理方面是合适的。实际的政策不能对预期没有老年待遇将进行储蓄的员工和预期有老年待遇将不进行储蓄的员工进行区分。也就是说，从A到B的再分配（相对于没有政府储蓄的强制而言）被认为在伦理方面是合适的，因为A是利他主义的而B是搭便车的。也就是说，认为为了使A免受A的利他主义的影响而强迫B储蓄是道德的。但是，如果A没有利他性，一些B在搭便车时将会进行储蓄，而其他一部分B将不会进行任何储蓄（理性地或者非理性地）并且他们也将会被强迫进行储蓄。如果强迫储蓄，无论是否存在A的利他主义这部分B都将会受到损失。例如，有短的寿命预期的B不会储蓄，因为他们预期在退休年龄之前将会死亡，因此他们预计既不会得到强制储蓄带来的回报也不会得到在没有强制储蓄的情况下A所给予的好处。强制储蓄将会使这类B受损。如果右派的论点是寻求一个帕累托改进（相对于没有强制性和没有利他主义而言），那么一旦我们承认短命非储蓄者的存在那么就不会找到这个帕累托改进。

一旦我们认为一些储蓄的决定不是建立在一致性的寿命偏好结构的基础上时，通常左派的论点在论证再分配时和右派的论点是类似的。实际上关于这种行为的文献常常使用多重自我（multiple selves）概念来发展在行为上比单一寿命最优理论更准确的储蓄行为理论。平衡强制性对不同员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对于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的方法来说并不是难事。^[2]

因为笔者希望能对不确定性进行讨论，因此不会离题去考虑包括时间不一致性的储蓄行为的替代性模型（Laibson（1997）的准双曲形贴现模型以及笔者和Koszegi（1999）使用上述方法考虑在工作过程中的储蓄和退休决定）。但是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