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改革：筹资能带来超额回报率，降低后代负担

首先从讨论筹资问题开始。人口在日益老龄化，在退休年龄没有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增加税收或者降低每年给付的趋势。尽管具有政治可能性的一定水平的筹资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仅仅是改变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对一个社会保障体制增加更多资金能够减缓这种趋势。增加的筹资能够带来部分收益，该收益等于超过增长率水平的超额回报率乘以资金量。这种筹资有助于降低将来在任何给付水平下的税收负担（反之亦然）。但是资金不是无源之水——这些资金可以来自于目前增加税收，削减收益或者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可供选择的用途）。现在增加税收是为了将来降低税收以减少将来更高税收的趋势。因此，筹资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当代人的负担以降低未来后代人的负担。这个结果类似于提高税收或者削减开支以降低公共债务的决定（当然，假设削减公共开支不会降低公共投资）。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在平滑税率方面的优势，并且预见到了将来税收要大幅度增加，因此他们通常倾向于增加筹资，尽管他们对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筹资还有很大的分歧。

经济学家承认对于增加筹资而言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国家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社会保障的财务状况。国家资本的增长能够增加将来可用的资源；一个更强的社会保障财务状况能够影响政治过程，这将决定将来有多大成本和收益将会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分配。因此，与增加的国家储蓄相联系的筹资是经济学家乐于见到的，而不希望看到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推诿责任的筹资。总之，对社会保障增加的筹资不应该被在社会保障之外的更大的政府赤字所抵消。

经济学家也承认增加筹资的实际收益在代际间的分配是变化的；承认关于基金制个人账户的广泛争论是虚构的。下面笔者来介绍并且纠正那些争论。一些分析家和政治家对比了资产的长期回报以及现收现付制（PAYG）的长期回报，众所周知，现收现付制的长期回报率是增长率。因为长期回报率被预期可能要高于增长率，有时候这被看作是一种纯收益。但是不包括与不同的长期发展相联系的短期成本和收益而仅仅考虑长期的政策分析是错误的。认为利率高于增长率就意味着基金制更好的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一旦进行充分的分析，把短期和长期的效果都考虑进来，将会看到基金制本身不会带来帕累托收益（Pareto gain），仅仅是代际再分配（Breyer，1989）而已。

通过考虑社会保障无限期界当前贴现值预算约束可以看清这种争论的实质。有关个人账户的DB计划本身不会改变这种约束，尽管设立个人账户可能削减待遇。通过增加收入或者降低待遇可以改变约束。因此，拿出一些社会保障收入并且把其注入个人账户将会留下一个必须要填平的收入缺口。把填平这种收入缺口的需要和设立个人账户的其他效果结合起来会使当前贴现值约束大致保持不变。更高的利率减去额外的税收会产生和以前一样的增长率。这种简单的算法随着资产回报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个人账户是否提高或者降低资产的回报率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www.xing528.com)

一些人坚决主张通过捆绑分析社会保障和增加筹资的静态效率改进可以实现一种帕累托收益。那就是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帕累托收益，那么这种收益附带着一些纯粹的再分配性质的因素，只要再分配足够小，这种收益仍旧能使每个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没有增加筹资也能实现那些短期的收益，因此上述说法是错误的，除非真正的情况是没有这种捆绑不能在政治上实现这种短期收益。在政治方面捆绑分析不成问题，但是这种捆绑分析对于改革是不必要的，至少在美国辩论这个阶段是不必要的。

如果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那会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办法。可以通过政府债券或者多元化投资组合来筹集资金，也可以通过被政府机构控制的中央基金或者被个体工人控制的个人账户来筹集资金。而且，基金的实际回报能够以更加多样化的方法影响退休待遇。作为一种对将来人口有益的累积性资源，基金的主要收益类似于一个人选择走哪条路。虽然在有或者没有个人DC账户的时候均可以实施投资多元化，但是把投资组合的选择权交到工人手中没有什么意义，除非工人承担很大一部分选择的后果。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投资多元化似乎是可取的。

存在许多有效的、构建多元化基金的路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因为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DB制度中筹资建立一个多元投资组合的中央基金在瑞典已经实施好多年了（并且将在缓冲库存时继续使用），而且这种做法已经在加拿大和瑞士实施，也被爱尔兰的财政部和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所推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就是在DC制中以中央基金的形式筹集的。再者说，在DC制中，可以让工人通过选择私人提供者提供的投资组合来实现筹资，智利在这方面是先锋，后来被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效仿，英国已经实施了这种做法，瑞典在最近也开始实施这种做法。因此，筹资层级以及多元化投资组合的选择对于在DB制和DC制之间的选择而言没有经济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