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历史与真理的理解

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和由以前的民族国家治理的国家来说，以及对于刚开始发展和最近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这里提及的问题都是相同的。问题如下：

作为一个惟一的团体的人类进入了一种惟一的世界文明，世界文明既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担负着保存文化遗产和使之适应新的环境的艰巨任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方式预感到这种进入和这种进步的必然性，以及保护我们的遗产的要求之间的紧张。我的意思是，我的思考不是源于对现代世界文明的轻视；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感到两种不同的，但又必须面对的必然性的压力。

如何描述世界文明的特征？人们不假思索就会说，这是一种技术文明。然而，技术不是决定性的和基本的事实；技术传播的起源是科学精神本身；首先是科学精神把人类统一在非常抽象和纯理性的层次中，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普遍性给予人类文明。

应该看到，如果科学最初是希腊的科学，然后通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等成为欧洲的科学，那么科学不是作为希腊和欧洲的科学，而是作为人类的科学形成了把人类维系在一起的能力；科学表现出一种合理的统一，这种统一支配着世界文明的所有其他特征。当帕斯卡写道：“整个人类能被当作不断地学习和记忆的一个人”时，他的命题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面对几何或实验的考试时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出答案，只要他学过有关的学科。因此，人类的纯粹抽象和理性的同一性产生了现代文明的所有其他表现形式。

显然，我们要把技术的发展放在第二位。技术的发展应被理解为根据这种惟一科学的成就和应用对传统工具的重新利用。属于人类原始文化根基的这些工具本身有一种巨大的惰性；工具自我封闭，倾向于沉淀在一种不可战胜的传统中；工具不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运动，而是通过科学知识对这些工具的反作用发生变化；工具通过思想发生巨变，成为机器。在这里，我们涉及到普遍性的第二个来源：人类在自然中发展成为一种非自然的存在，即发展成为一种通过工具与自然建立其所有关系的存在，而工具不断被科学知识更新；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一种普遍的技能；通过应用科学对传统工具的重新利用是无国界的。即使字母文字、印刷术、蒸汽机等等的发明可归于某个国家和某种文化，这样的发明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人类。科学发明迟早将产生一种人们无法逆转的局面；科学发明的传播可能被推迟，但决不可能被阻止。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人类的实际世界性：只要一种发明在世界上的某处出现，它就能传遍全世界。技术革命是累积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技术革命冲破文化的隔阂。我们能说，尽管世界上有落后的地区，但只有一种惟一的世界技术。这就是为什么当民族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把一个国家推向现代化时，也把这个国家推向世界化；我们就将在下面思考这个问题，即使推动力是国家的或民族主义的，也是一种交流因素和工业化的因素范围内的技术文明。正是由于这种传播现象，我们今天有一种全球意识，我甚至认为，一种圆形地球的生动感。

我把我谨慎地称之为理性的政治存在的东西放在世界文明的第三阶段；当然，我并不低估政治体制的重要性；但是，人们能说，通过人们所知的各种政治体制，出现了一种惟一的政治经验，甚至一种惟一的政治手段。作为国家的现代国家有一种清楚的普遍结构。第一个思考这种普遍性形式的哲学家，是写《法哲学原理》的黑格尔。黑格尔第一个指出，人类的合理性的特征之一，即人类的普遍性特征之一是运用法律和以行政的形式阐明执行方式的国家的成长。虽然我们猛烈批判官僚政治、技术专家政治，但我们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到达我们所揭示的合理现象固有的反常形式。也许应该更进一步：不仅仅有人类的惟一政治经验，而且所有的政体也都有某种共同的过程；只要福利、教育和文化的某些阶段从专制形式过渡到民主形式，我们看到它们必定在进步；我们看到它们都在追求为了使决定成为可能而集中权力，甚至使权力个人化的必然性，以及为了使大多数群众参与决定而组织讨论的必然性之间的平衡。但是，我想回过来讨论政府所代表的权力的这种合理化，因为这是政治哲学通常不考虑的一个现象。然而，这是其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的历史合理化的一个因素；我们甚至能说，当我们看到权力能支配政府职能，也支配制订决定和执行决定、但不对政治决定负责的公务员团体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实在的国家，一个现代国家。这就是与世界的所有国家绝对有关的政策的一个合理方面，它是一个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人们能在第四阶段谈论一种合理的世界经济的存在。也许，和前一个现象相比，应该更谨慎地谈论世界经济，因为经济体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发生在这个前台后面的事情是值得注意的。在人们所知的集团对抗中，发展了真正世界性的经济技术；在资本主义和极权的社会主义对抗中，形势分析，市场调节手段，预测和决定的计划具有某种类似的东西。人们能谈论国际性的经济科学和经济技术，它们整合在不同的经济目标中，同时必然形成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趋同现象。这种趋同是因为经济学同政治学一样，也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人文科学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科学起源和特点的普遍性最终以合理性贯穿所有的人文技术。

最后，人们能说，在世界上显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生活；这种生活通过住房和服装（同样的西装流行于全世界）的不可避免的统一样式表现出来；这种现象是因为生活方式本身由于技术而变得合理。技术不仅是生产技术，而且也是交通，关系，福利，休闲，信息等技术；人们能谈论基础文化的技术，更确切地说，消费文化的技术；也有一种世界性的消费文化，它发展了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种世界文明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是非常含糊的，它的双重意义产生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一方面，人们能说，世界文明是一种真正的进步；但是，还应该准确地定义“进步”一词。当两种条件被满足时，就有进步：第一个条件是积累现象，另一个条件是改善现象。第一种现象很容易被分辨，尽管其界限是不确定的。我以为，在人们能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工具沉淀的现象的地方，就有进步。但是，应该在涵盖工具和机器的技术领域的广义上使用“工具”这个词；在这个意义上，用于科学、政治和经济的有组织的中介，甚至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都属于工具的范畴。

从旧的方式到新的方式的转变是积累现象，它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但是，人类历史的不可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作为工具的一部分进行劳动的；在这里，无任何东西丧失，也无任何东西增加；这就是基本的现象。这个现象也许在与纯粹技术相去甚远的表面领域中被看到。因此，失败的经验和政治的失败是一种在所有人看来可同化于工具的经验。例如，在农民中实行某些强制的计划化技术同时也能使其他领域的计划者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他们至少遵照合理性路线的话。由此生产了一种纠正的现象，一种手段的经济，它是进步的最明显特征之一。

但是，人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积累叫做进步。这种发展应该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一种改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普遍化本身是一件好事；惟一的人类的意识本身代表某种肯定的东西；人们能说，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人际关系的多样性使人类成为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群体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相互依赖的网络，交流其经验的惟一人类。人们甚至能说，核威胁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人类的这种统一，因为我们第一次整体地感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世界文明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表明广大群众得到了基本福利；任何对技术的批判都不能抵消需要的解放和全民福利的绝对好处；可以说，人类间接地通过某些幸运的文明，或某些精英群体延续到现在；在欧洲，自大约两个世纪以来，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的众多国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第一次隐约看到广大群众得到基本福利的可能性。

此外，这种世界文明意味着一件好事，因为人类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人类经历了一种可怕的命运，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可能真正地卷入其中。广大群众取得某些尊严和独立的价值是一种绝对不可逆的现象，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还是默默无闻的被压迫的广大群众登上世界的舞台；人们能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正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在创造人类的历史；人们能说，这些人已真正地成为大多数。

最后，我并不轻视我刚才所说的消费文化，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得益于这种文化。可以肯定，越来越多的人今天正在进入这种基本的文化，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扫盲斗争、消费资料和基础文化的发展。在几十年前，只有少数人识字，今天，我们可以预期，在几十年之后广大群众将达到小学文化水平。我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发展也有它的反面。与此同时，人类的发展和普遍化现象不仅对传统文化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这也许不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在我进行详细解释之前我暂时叫它做伟大文明和伟大文化的创造核心，从这个核心出发，我们得以解释生活，我预先称之为人类的道德和神秘核心。冲突由此产生；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惟一的世界文明同时也对创造过去的伟大文明的文化基础具有腐蚀或破坏作用。除了令人感到不安的其他后果，这种威胁也表现为在我们看来的一种低级文明的传播，这种低级文明是我刚才称之为基本文化的东西的低级对等物。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同样的低级电影，同样的吃角子老虎，同样的塑料或铝制的怪物，同样的通过宣传对语言的弯曲，等等……；发生的一切像是当人类在整体上进入一种最初的消费文化时，仍然在整体上停留在一种亚文化水平。我们由此遇到对刚摆脱贫穷落后的国家来说的关键问题。为了进入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应该抛弃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理由的古老文化？这个问题通常是以一种两难选择和恶性循环的形式被提出的；事实上，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和解放运动只有在恢复自己的个性时，才能进行下去；因为这种斗争不仅是由经济剥削引起的，更深刻地说，也是由殖民时代导致的个性丧失引起的。因此，首先应该找回这种内心深处的个性，使之重新扎根在过去之中，以便用汁液培养民族的要求。矛盾由此产生：一方面，应该使自己重新扎根在自己的过去之中，应该重建民族的灵魂和提出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要求，以对付殖民者的个性。但是，为了进入现代文明，同时也应该进入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合理性，这通常需要彻底抛弃古老的文化。事实是：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支持和承受世界文明的冲击。这就是矛盾：如何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根基？如何在唤起沉睡的古老文化的同时，进入世界文明？(www.xing528.com)

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早就使古老的政权实现政治独立的工业化国家也面临这个矛盾。事实上，对欧洲文化传统来说，与其他文化传统相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全新的考验。长期以来，世界文明来自欧洲的中心，于是延续了一种错觉，认为欧洲文化理所当然地是一种世界文化。相对于其他文明的领先地位来看提供了对这个假设的实验检验；此外，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相遇本身是这种领先的结果，更一般地说，是西方科学本身的结果。不是欧洲以其先进的科学形式创造了历史、地理、人种志、社会学吗？但是，与其他文化传统的相遇对我们的文化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我们还没有从这种考验中得出所有的结论。

我行我素，宽容其他文明是不容易做到的；不管持有一种科学的中立态度，还是对遥远的文化产生好奇和热情，不管对过去怀旧，还是对异国文化情调有着纯真的和充满活力的想象，——文化的多样性的发现不可能没有冲击作用；对我们自己的过去的冷漠，憎恨我们自己向往异国情调，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威胁我们的不确定危险的性质。当我们发现有多种文化，而不是一种文化时，当我们因而承认一种虚幻的或实际的文化垄断结束时，我们因我们自己的发现而遭到灭亡的威胁；只有其他的各种文化，我们只不过是其他各种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这个事实突然成为可能；如果意义和目的都消失了，那么漫步在文明中就如同漫步在遗迹或废墟中；整个人类成了一个想象的博物馆：这个周末我们将去哪里？参观柬埔寨的吴哥窟遗址，还是游览哥本哈根的蒂沃利游乐园？我们完全能想象，中等收入的人都能周游世界和在无目的的周游中享受其一生的时代就要来临。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世界性和无个性特征的消费文化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创造性文化的结束；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怀疑主义，在福利成就中的绝对虚无主义。应当承认，这种危险至少和原子弹破坏的危险一样大，可能更大。

这种比较思考使我提出以下问题：

1）构成一种文明的创造核心是什么？

2）在何种条件下这种创造能继续进行下去？

3）各种文化的相遇何以是可能的？

第一个问题促使我分析我简称为文化的道德-神秘核心的东西。我们很难理解当人们把文化定义为一种价值或评价的复合体时所表达的意思；我们急于在一种过于理性或过于抽象的层次中，例如，根据成文文献和既有思想，或在欧洲传统哲学中寻找其意义。应该在底层寻找构成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固有的这些价值。当一位哲学家研究道德时，他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抽象的；确切地说，他不是制定道德，而是思考在民族中有一种自发存在的道德。我在这里谈论的价值处在面对生活的具体态度中，因为具体态度构成了体系，它们基本上不会受到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的怀疑。在这些态度中，我们感兴趣的态度是关于传统本身，变化，对同胞和外国人的行为，尤其是可支配工具的使用的态度。我们已经说过，工具其实是所有手段的总和；我们能把工具放在价值的对面，因为价值表示所有目的的总和。事实上，能提高价值的态度最终决定了工具本身的意义；在《悲惨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分析了一个种族群体的行为，该种族群体在突然面对一种文明工具时，不能掌握它，不是因为缺少本义上的灵巧，而是因为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不允许他们把一种价值赋予效率、福利和工具的积累；他们竭力抵制这些工具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可能认为，一些刻板的文明就是以一种用完全静止的时间和历史的观念来扼杀技术发明。不久以前，舒尔（Schuhl）指出，古希腊的技术受制于一种不对进步本身作肯定评价的时间和历史观念。奴隶市场的繁荣本身并不是一种纯粹技术的解释，因为自由处置奴隶的原始事实还应以某种方式被重新评估。之所以人们不想用机器代替人力，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形成价值：减轻人的劳动，这种价值不属于构成古希腊文化的主要方面。

因此，如果工具只有通过价值提高的过程才能起作用，那么一个问题就被提出：价值的基础在哪里？我以为，应该在一些较深层次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刚才谈到创造核心，那么现在应该通过这种现象的暗示，通过各种连续沉积的多样性的暗示，找到这个基础。在表面层次上，一个国家的价值表现在它的实际风俗中，表现在它的实际道德观念中；但是，这仍然不是创造性现象；和原始工具一样，风俗表示一种惯性现象；一个民族带着它的传统顺势向前发展。在较深的层次上，这些价值通过传统制度表现出来；但是，制度本身只不过是一个人类团体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思想、意志和感情状况的一种反映。制度始终是有待于阐释的抽象符号。在我看来，如果人们想到达文化的核心，那么就应该深入到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形象的意象和象征层次。在这里，我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使用意象和象征的概念；事实上，直接的描述不能揭示意象和象征；在这方面，心灵感应的直觉是骗人的；需要一种真正的阐释，一种系统的解释。对分析来说，能直接描述的所有现象是症状或梦。同样，必须深入到稳定的意象和经常的梦，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是对所经历的处境的自发评价和自然反应；意象和象征就是人们称之为一个历史群体的白日梦的东西。我就是在这个意义谈论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的道德-神秘核心。人们可能认为，人的多样性之谜就在这种潜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构之中。事实上，之所以有不寻常的东西，是因为有多种文化，而不是只有惟一的人类。有各种语言的这个简单事实已经非常难以理解，并且表明就我们能追溯的历史而言，我们已经发现了各种一致的和封闭的历史意象，各种现存的文化。看来，人最初互不相同；语言分离的事实是这种原始差异的最明显标志。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不是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式样中形成的，而是“处在”各种一致的和封闭的历史意象中：在各种文化中。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改变生活环境是可能的。

但是，意象和象征的这个层次还不是创造性的最基本现象，它只不过是创造性的最后外壳。

与能保存、能沉淀和能积累的工具不同，文化传统只有不断地更新才能保持活力。在这里，我们触及到最难以理解的谜，人们只能认识到文化的时间性方式与工具的沉淀方式截然不同。对人类来说，有两种穿越时间的方式：文明开辟了基于积累和进步的某种时间方向，而一个民族发展其文化的方式则基于一种坚持和创造的规律：一种文化一旦不能自我更新和重新创造，就走向死亡；需要一位作家，一位思想家，一位智者，一位天才来振兴文化，重新使文化经历一次冒险和经历一次全面的风险。创造是不可预测的，不受制于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的计划化和决定。艺术家——我们把他当作文化创造的见证人——只有当他不向自己提出要求，也没有人向他提出要求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民族。因为如果人们向他规定了要求，这意味着他将创造的东西已经出现在日常的、技术的和政治的散文语言中，那么他的创造就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创造。我们仅仅在事后才知道，艺术家真正地与构成其民族的文化的基本意象层次有着联系；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时，我们也将知道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哪个方向。但我们不能预测这个民族的文化走向哪个方向，因为伟大的艺术创造通常始于愤慨：首先应该打破一个民族、一种体制对自己形成的虚假意象；愤慨的原则对“虚假意识”的原则作出反应；有愤慨是必然的。一个民族经常倾向于对自己形成一种优越的形象，可以说，一种有思想的形象。与成为自己团体中的一位有思想的人的倾向相反，艺术家只有揭开表面现象，才能与他的民族联系在一起；机会仅仅在孤独中，在争论和不理解中，艺术家显示出最初令人震惊和最初令人困惑的，很久以后才被当作民族的真实表达的某种东西。这就是一种文化创造的悲剧性规律，与构成文明的工具的无声积累截然相反的规律。

于是，第二个问题被提出：在何种条件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棘手的问题是科学、技术、法律和经济的世界文明的发展提出的。因为即使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受到这种文明的压力和侵蚀作用，它们的抵抗能力，特别是吸收能力也不尽相同。恐怕任何一种文化都与起源于科学和技术的世界文明不相容。在我看来，人们能发现一些必要条件。一种文化只有吸收科学的合理性，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和获得新生；一种信仰只有求助于智慧的理解，才能“跟上”它的时代。我甚至能说，一种信仰只有吸收自然的非神圣化和把神圣事物转移到人，才能接受对自然的技术开发；一种信仰也只有重视时间和变化，使作为主人的人面对世界、历史和人生，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其忠诚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古怪装饰。问题不在于简单地重复过去，而在于扎根过去，不断地发明创造。

第三个问题是：各种文化的相遇何以是可能的？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解为：在所有人看来都不是难以忍受的相遇何以是可能的？从前面的思考中已得出结论：各种不同的文化是不可交流的；但是，人与人的相异性不是绝对的。当然，一个人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是外国人，但人始终是同类。当我们踏上完全陌生的异国土地时，比如，我在几年前来到中国时，尽管环境变化十分巨大，但仍然感到我并未离开人类社会；但是，这种感觉是本能的，应该把它提到人类同一性的打赌和有意识肯定的高度。某个埃及学家曾经发现不可理解的符号，并原则上提出如果这些符号出自人，那么它们必定能被翻译出来，就是这种合乎理性的打赌。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翻译出来，但总有一些东西能被翻译出来。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一种语言系统是不可翻译的。相信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就是肯定外国人也是人，总之，就是相信交流是可能的。我们刚才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结论也适用于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基础的价值，基本意象和象征。是的，我相信通过同情和想象理解他人是可能的，就像我能理解小说或戏剧中的一个人物，或理解一个实际的、但有别于我的朋友；此外，我不需要重复就能理解，我不需要重新体验就能想象，我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但仍不失为我自己。是人，就能转到其他的立场上。

相信的问题由此被提出：当我理解其他民族的价值时，我自己的价值会发生什么变化？理解是一种可怕的冒险，因为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能在混合之中消失。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刚才已经给出了一种不确定的和临时的回答的基本成分：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有生命力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当相遇是一种创造性冲动的较量，是一种冲动的较量时，相遇本身就是创造性的。我相信，在一种创造和另一种创造之间即使没有完全的一致，也有一种共鸣。因此，我理解斯宾诺莎的伟大定理：“我们越多地理解个别事物，我们就越多地理解上帝。”当人们深入到特殊性的本质，人们就会发现特殊性以一种不可言状的方式，以一种不能用词语表达的方式与其他的特殊性发生共鸣。我深信，在变化之中的伊斯兰世界，其古老的沉思将创造现代历史的印度世界，与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欧洲文化有着所有的创造者都具有的特殊的亲近关系。我相信，正是这一点，怀疑会结束。尤其在欧洲人看来，问题不在于分享能被全世界接受的一种模糊信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欧洲人的任务是：“我们应该回到我们自己的起源。”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希腊起源，回到我们的希伯来起源，回到我们的基督教起源，以便在各种文化的大争论中成为有资格的对话者；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

因此，模糊的和不一致的混合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混合始终是结果的现象；混合不包含任何创造性的东西；混合只是历史的沉淀。应该用交流，用我在自己的起源中表现自己和我在其他文明中想象他人的一种戏剧性关系来对抗混合。人的真理仅仅存在于各种文明因本身最有活力最有创造的东西而相互冲突越来越大的这种过程中。人的历史日益成为一种广泛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每一种文明在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冲突中将提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也许这是后代的重要任务。当我们的文明真的不是通过征服和统治的强硬手段与其他文明相遇时，没有人能预言我们的文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应当承认，这种相遇仍然不是发生在真正对话的层次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在一种间断期和王位空缺期。我们不能推行惟一真理的独断论，我们还不能战胜我们陷入其中的怀疑论。我们处在黑暗时期，我们处在独断论的衰落时期，我们处在真正对话的开端。所有的历史哲学都处在文明的一个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不能想象这些多样性的共存，我们并没有可以解决共存问题的历史哲学。即使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也不能预料整个人类，因为人类是参与这种激烈斗争中的人的历史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