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主义者在历史上的影响──《历史与真理》介绍

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这些论述先于一个中心问题：在哪些情况下，非暴力主义者不同于凯斯特勒^[1]意义上的瑜伽信奉者，不同于在历史边缘的笃信者？显然，问题必须以一种预先信念为前提^[2]：有一种非暴力主义——或如同人们在下面所说的，抵抗的非暴力主义形式——的可能价值，非暴力主义的真正面目不是一下子呈现出来的，也许合理地能在与之非常相似的漫画形象（温和，软弱，悠闲自得，逃避世界，放任）中被找到。坦率地说，我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认为这种预先信念在我身上与一种更基本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基督的“登山宝训”不仅与没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行为有关，而且也与我们的历史和所有的历史及其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关；但是，它把一种难以满足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可理解的要求垂直地引入历史，并使受到其影响的人置于一种基本的不安中，一种激情的状态中，而这种激情通常只有在不合时宜的和违背历史的行为中才能找到出路；然而，这种不安，这种激情和这种不合时宜表明基督的“登山宝训”及其非暴力主义力图进入历史，表明它的目的是实际的，表明它要求在人间降生，而不是逃避。正是这些预先信念力图批判地在问题中形成：在哪些情况下，非暴力主义可能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因为这就是历史，不是我们的意向的纯洁，这就是我们将对他人所做的，我们所希望的东西的意义将会实现。如果非暴力主义在道德上是可能的，那么应该把非暴力主义置于与实际行动的短路中，就像非暴力主义源于人类历史得以形成的所有相互作用。

一种真正的非暴力主义学说应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在其深度中穿越暴力世界；非暴力运动始终冒这种风险：把暴力局限在它顽强地和有限地抨击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应该测定暴力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它在历史中的延伸，它的心理、社会、文化和精神分支的覆盖面，它在意识的多样性中的根基，——应该意识到暴力何以展现其悲剧的崇高，表现为历史的动力，表现为能突然改变历史面貌的“危机”——“关键时刻”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真实性为代价，思考是否能揭示比历史更多的东西，意识何以能向历史提出要求，承认自己属于不同于创造历史的暴力的“范畴”的问题才能被提出。

但是，在这里，第二个问题应该由非暴力主义者来回答：是否有可能至少在非暴力主义者否认的历史中进行思考？如果不把其行为的可能效果置于其援引的纯洁之上，非暴力主义者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非暴力主义有一种效果吗？什么效果？显而易见，第二个问题与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先知”是否有一项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是否能在“瑜伽信奉者”的无效和“代理人”的效果之间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个问题是：非暴力主义者的可能效果是否与进步主义的暴力所承认的不纯洁处在必然的紧张中？如果先知实际上用拒绝和不服从行为，用应时的间断行为（与宣战，骚乱等事件联系在一起）来反抗历史，那么其行为的意义是否不一定体现在他表现出的冲动中，在他所宣告的一种纯粹政治行动和连续的建设性行动以及在结构和制度方面表明的精神可能性中？

我不想隐瞒这种方法所不能消除的困惑；到处都是比已承认的真理更清楚，比已拥有的真理更值得重视的真理。

只要考察帝国如何兴起和衰败，个人威望如何确立，宗教如何分裂，财产和权力的特权如何继承和转移，思想家的权威如何增强，精英的文化享受如何建立在被剥夺者的辛劳和痛苦之上，就足以发现暴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当人们考察暴力的绝对统治地位时，人们不能看得很远；这就是为什么战争解剖学谴责和平主义是肤浅的和幼稚的，这种战争解剖学自以为发现了割断它们就能使军事木偶瘫痪在舞台上的三、四条主线。战争解剖学要求暴力生理学承担更多的任务。

应该从最上和最下两个方面研究主张在历史中运用暴力的人类感情的复杂性。肤浅的经验主义心理学关注快乐和痛苦、安逸和幸福，却忽略了易怒的性情，克服障碍的冲动，扩张、战斗和统治的意志，死的本能和破坏力量，以及幸灾乐祸——它是使人的心理结构变得不稳定和始终受到威胁的所有纪律的对等物。不管大街上发生骚乱，还是祖国在危急中，我都认为这令人感到高兴和兴奋，工作、家庭和日常事物都不能与之相比；某种粗野的东西，某种健康和不健康的东西，某种未成熟和未定型的东西，猎奇、冒险和自由支配的意识，江湖义气和探险活动的向往，所有这一切都不考虑法律和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识的底层会重新出现在意识的最上层：这种暴行意识也是思想体系的意识：正义、法律和真理在拿起武器和带着忧郁的激情时，立即使用大写字母；语言和文化进入悲怆的热烈感情中；所有一切都已准备好对付危险和死亡；上帝本身也被作为理由：上帝的名字出现在皮带上，出现在誓言中，出现在戴盔形帽的随军牧师的言语中。

这就是历史的暴力在意识的所有层次长出的根须。但是，暴力心理学还不是处在暴力已形成结构的历史层次。这就是为什么还应该阐明唤起的力量得以排列的社会“形式”，还应该阐明暴行的结构。在这方面，为了理解在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中的精神和历史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读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层次，暴行成了历史，同时，在否定的刺激下，历史充满了暴行。这就是仅关注战场的和平主义者忽略的东西；转向剥削的暴力方面是比较容易的：在这里，暴力不是发生在引起轰动的事件中；战役是事件，骚乱也是事件；但是，穷人的贫困和死亡不是事件；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工人的平均寿命是二十七岁，在里尔的工业人口中，统计数据表明，在七年中死亡20700人，出生21000人，这些事实不是事件^[3]。为了揭示法律和秩序的暴力，需要一种难以形成的和还不到一个世纪的觉悟。如果和平应该是正义的完美结局，那么和平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压迫的暴力为什么不叫反抗的暴力？

但是，暴力生理学不会忽略的东西是，国家是暴力的集中和变化的策源地：如果本能是暴行的理由，如果阶级斗争是暴行的最初社会根源，那么暴力是作为政治现象进入权力领域的。政治家的赌注在本义上是权力；在国家方面，问题在于知道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总之，谁掌握政权，为了谁的利益，在何种范围内，等等。从国家的角度看，对人的管理始终在对物的管理之上。暴力采取战争形式的原因是：两个怀有同样抱负的君主国为了不可能同时夺取的领土发生对抗。因此，一方面，如果国家之间的斗争仅仅不完全地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紧张关系，那么战争不能说明一切暴力；另一方面，当国家在战争中崛起时，它把一个新的方面引入集体的暴力。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历史的暴力完全控制了预见到暴力和期待暴力的个体：特别是当与国家维系在一起的团体处在一种灾难性境地时，重返沉思的悲怆的文明意识的底层突然出现在外面；这就是我发现我属于一种有生命危险的共同冒险，属于消失在多种历史中的一种历史，属于一条有可能被割断的历史之线的时刻，这就是我走向《马赛曲》所象征的辛酸的和流血的抒情诗的时刻；我的个人死亡交织在其中的伟大的历史死亡引入了存在的最真诚感情——1789年，1871年，1914年，1944年……。这些感情在我们的无意识的最深层回荡。历史的困惑和心灵的困惑相互推动。

应该相信，由于某种内在于历史的作祟，不可能人人都一样：有些人对别人太过分。不应该搞错暴力的目的，暴力的结局不论是不言自明还是明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就是致他人于死地——至少是他的死亡或比他的死亡更糟的情况。正如耶稣表露出愤怒到极点：“凡向弟兄动怒的”，和杀害他弟兄的人一样，“难免受审判”。^[4]在这方面，预谋杀人和实际杀人是一切暴力的标志：施暴时别人对“杀气腾腾”的凶相感到不安。暴力甚至有一条无尽头的路，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有些人竟要求垂死者临终时保持冷静以便尝到比死还痛苦的滋味；受折磨者应该还活着，带着受尽屈辱的意识上的创伤，在他的尊严、他的价值和他的欢乐的心中体验身体的毁灭；如果人不止是他的生命，那么暴力就想扼杀这个“更多”的东西，因为最终说来这个“更多”就是过分。

正是这种困惑构成了历史：暴力看来是历史面貌得以改变的特有方式，是人类的一种时代节奏，是意识的多样性的一种结构。

但是，如果历史是暴力，那么非暴力主义就是历史的内疚，就是在历史中存在的不安和在历史处境中意识的希望。真实地说，非暴力主义的愿望应出现在历史的沉思范围内：这是它与历史最初和最基本的联系，压在历史上的重量。重视历史的暴力，就是通过判断超越历史。通过一种本质的比较，道德的意识与历史的过程是对立的。历史说：暴力。意识跳起来说：爱。意识的跳起是一种愤怒的跳起；通过这种跳起，意识为历史安排归宿：取消历史的暴力；同时，意识把人当作人的可能朋友。

由于不能看到暴力的最重要方面，和平主义自以为是宽容的和成为宽容的；它自以为已经存在世界中，来自世界，来自被某些恶人掩盖的和抵制的人的本性善良。和平主义不知道它是不宽容的，不知道它与历史是对立的，不知道它只能来自别处，不知道它向历史要求历史的原有意义以外的东西。

如果非暴力主义来自别处，它何以出现在历史上？先知为什么不是瑜伽信奉者？在我看来，只有当人们期待非暴力主义对历史过程的一种作用，也许是非常隐蔽的一种作用时，非暴力主义才能是一种有根据的态度。不管一个人是拒绝杀人，还是接受死亡，以便不弄脏自己的手，这并不重要。因为人的纯洁有什么重要性？如果其他人都是肮脏的，人能做到纯洁吗？人的行为不是带着不希望看到的、但实现了其行为意义的谋杀结果回到历史中吗？因此，是暴力，而不是拒绝，转向对它不阻止、或它鼓励的另一种暴力的信任。如果非暴力主义应该有一种意义，那么它应该在它一开始就超越的历史中实现这种意义；非暴力主义应该有一种与暴力在世界中的效果有关的第二效果，一种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效果。它有这种效果吗？是何种效果？

1）非暴力主义者的信念首先是，他们拒不听从善意的人们只有在漫长历史结束时才能隐约地看到对一些社会准则的实际影响。因此非暴力主义者的信念是人们这种可能存在的友谊所作的具体和实际的判断，在对立的暴力状况中不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希望，除了分担所有历史行为中的不纯外，他们的独特行为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是有争议的，会有双重意义。但他们所保持的社会准则的目的，历史的紧张关系，会逐渐取得人们的承认。(www.xing528.com)

我可能不理解在加里·大卫（Garry Davis）的行为中充斥着广大的舆论面的热情，如果我们没有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实际效果，尤其是这种摆脱魅力和吸引力的能力的话。历史落在以一种被异化的命运的方式创造历史的人身上：非暴力主义者使我想到，这种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因为命运一旦被某人中断；禁令在某个时刻被取消，未来可能是：有一个人敢做；人们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因为在狭义的历史方法上，这种效果是不可检验的；这就是行为和历史的联系方面，是信仰的对象；非暴力主义者相信和希望自由会危及命运；因此，他在日常历史的过程中和在世界上有干一番事业的勇气。

这种惟一的效果足以使非暴力主义者处在历史中：他不处在时间之外，更确切地说，他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就像漫长的和痛苦的政治“沉思”使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另一个时代的提前的和可能的存在；他提出一种历史的保证，这种历史还有待于在制度、感知和行动方式的深度中创造和记载。

非暴力主义者的活动不仅沿着历史的人道主义目的的方向——为了正义和友爱——而且也通过达到这些目的非武装手段，它阻止历史松动和坠落。它是历史和一种没有保证的历史的偶然性希望的对立物。

2）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在特殊人物的影响下，非暴力主义可能采取一种运动、一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方式，并具有相当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主义能有一种真正的历史突破。虽然非暴力主义者是无法模仿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甘地在我们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胜于一种希望、一种榜样。人们对甘地所作的最愚蠢评论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在凯斯特勒看来是个瑜伽信奉者；至少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甘地之与印度如同列宁之与俄国。当然，人们不能否认其局限性：他不相信现代技术，他不理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还是重视为了神职人员和富人的利益剥削印度群众的传统结构。

人们可能指责他的这些看法。但我不知道人们如何轻视发生在南非和印度的有成效的不服从运动的榜样力量。在我看来，其榜样作用于这些运动又一次在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英国不是纳粹主义——不仅是人道主义目的的象征，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目的及其相应手段的一致；因此，非暴力主义者非但不排斥在历史之外的目的，不摈弃他认为不纯洁的手段，反而试图在行动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行动既是一种精神性，也是一种技术。

一方面，在甘地看来，非暴力主义只不过是包括真理、贫穷、正义、贞洁、耐心、无畏、藐视死亡、静心等在内的一种精神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真理和“坚持真理”^[5]放在这个精神体系的首位。“我在南非造了‘坚持真理’这个词，用来表示印度人民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在这个国家中使用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6]另一方面，在甘地看来，非暴力主义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抵抗和不服从的具体手法。应该承认，我们没有，也不知道这样的手法；不研究非暴力主义运动在南非和印度沉着地预先策划的和周密地执行的方法是错误的；在纪律、坚定、不畏坐牢和不怕死的精神中，人们将敏锐地意识到群众的作用；在这里，非暴力主义的有效性显露出来了：在甘地看来，真正的放任就是暴力；通过暴力我从事于带头人和领导人的工作；在他看来，非暴力主义就是力量。

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中，正是这种力量把目的和手段聚合在一起。进步主义的暴力，在走向历史的人道主义目的时将自行消亡的暴力，是一种迂回手法：狡诈，谎言和暴力的迂回手法。军事和民事的领导者都使用这个手法：它是爱国主义和革命的手法；非暴力主义者回答由另一个问题向他提出的关于其效果的问题：“迂回”的策略不是冒暴力永远存在下去的风险吗？政治行动——爱国的或革命的行动——不是像需要指责的一种存在和友好的呼吁那样，需要这些象征性行动，需要目的就是手段的这些局部成功的行动吗？

但是，非暴力主义能包括一切吗？也就是说，它不止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一种有限的和不常见的历史成功吗？它能完全代替暴力吗？它能创造历史吗？

源于放弃抵抗的非暴力主义看来有非偶然的范围。

1）它的“不要杀人”的消极口号并非出于偶然。它的原则，即拒绝的原则是不合作，不诉诸武力，等等。“抵抗”这个词本身有一种消极的含义：人们不服从一种还没有形成的权威。我相信拒绝本身产生的效果：但是，其效果不是来自与积极的建设性活动的联系吗？当我从“你不要杀人”转到“你要爱人”，从拒绝战争转到和平建设时，我进入我作出的行动的范围；于是，我重新实施压迫；我把手段和目的分开，参与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的行为不是“共存的”，我体验到历史的厄运和历史的功效。

2）非暴力主义似乎也属于不连续的范畴：应时的拒绝行动，不服从运动；它属于行动的范畴。这些行动断断续续表明了影响历史使人具体地适合其人性的超人要求。但是，这些行动应在长期的行动中，在历史的运动中，如现代国家战胜封建社会，无产阶级运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等等中，找到其后续手段。

3）在很大程度上，非暴力主义反击在个人方面影响我的具体处境和国家法令；但是，政治行动反击源于结构——殖民主义，雇佣劳动和无产阶级的状况，原子武器危险——的“挑战”（用汤因比话来说）；因此，非暴力主义在抽象，习惯，制度方面，在人与人之间无个性特征的“调和”方面起作用。

在我看来，非暴力主义者在目前应该能预言本义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应该关注革命、改革和权力的手法。在这些制度的任务之外，非暴力主义的绝对信仰可能转变成没有希望的极端悲观主义，好像灾难和迫害的时代是历史的最后机会，好像仍然需要把我们的生活置于忠诚的行为没有回报，无人知晓和没有历史意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来到，并且伴随着一种无人性的制度，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在监狱的围墙之外没有回响的“不”。无效的时代始终在历史的门前徘徊，应该为黑夜的来临作好准备。但是，这种内心想法不可能是一个未来、一种行动和一种建设的想法。在这个时代之前——如果它必将来到——和在这个时代刚出现的时候，应该根据预期、计划和纲领行事；有一个政治任务，这个任务完全处在历史中。

预言的非暴力主义源于意识对无情的历史规律的胜利，它是否不应该把这种历史放入历史用残余的暴力、用进步主义的暴力所维持的戏剧性关系中，而暴力从非暴力主义行动的承诺和间断的宽恕中得到其精神机会？^[7]

但是，在效果的范围内，关于预言的非暴力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暴力的辩证法的这种理解，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一个看法。在活着和行动的人看来，没有妥协，也没有综合，只有选择。对混杂的排斥是非暴力主义的灵魂；如果信仰不是完全的，那么信仰就会转变；如果非暴力主义是某些人的使命，那么非暴力主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所有人的义务；在理解和不再关注非暴力主义的人看来，非暴力主义希望成为行动，希望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