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辩解都在于证明所有的真理最终是相互协调的,宗教真理能实现所有真理和理解所有真理。我们放弃这项工作,相反,我们强调“态度”的分歧和差异。
人们是否同样能坚持这种拒绝,把分享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安排在三、四种不同的方向?在“上帝,基督和圣灵的真理”中建立真理的最后统一的辩解意图,是否在所有方面都是荒谬的?这种意图是否违背了比我们的态度差异更基本的一种要求?
如果不自我否定,人们就不能信奉多样性。精神不屈不挠地在客体方面寻找它所看到的东西,它所知道的东西,它所希望的东西,它所相信的东西的统一并不是徒劳的。多样性也不可能是关系的不存在。
1.最初的统一是必然的,完全是一种“形式的”统一,甚至是与真理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最终说来,真理不可能是多样的,否则就会自我否定。
“真理”和“大一”是两个可替换的概念。谎言是各种各样的,谬论是多样的。我们在期待真理的时候期待“大一”。理性的最基本要求——我是说理性,而不是科学的知性——是我们的所有态度及其方法和对象构成了一个惟一的整体。
当我们仅仅拥有一种伟大的整体文化的碎片时,真理的统一的这种要求就会使我们失望。正是这种要求促使我们把科学、伦理学、美学和信仰缝合在连成一片的大地毯上。意向是直接的,但也是空洞的,因为我们不能用一种包含一切的超知识来弥补方法论的裂缝。我们不知道统一,我们仅仅需要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种统一叫做“形式的”统一:因为它仅仅规定了统一所有的存在领域——人的思想、行动和体验的领域——的任务,不给予能满足这种空洞的形式的直觉。
2.由于缺少直觉来“具体地”证明一个数学公理的真理是和一种英勇行为的真理相同的,是和宽恕和牺牲的真理相同的,是和创造和拯救的真理相同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包含两种具体的统一。
第一种统一是用“世界”概念表示的。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不同的态度是生活和实现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方式。事实上,“世界”一词能作为所有态度的参照:宇宙学是“世界”的科学;艺术史试图通过浪漫的哥特人重新找回“世界”的知觉;每一种哲学态度都来自世界观(Weltanschauung),来自对“世界”的某种看法;《圣经》说,“罪恶已经进入世界”,“上帝的羔羊清除世界的罪恶”。
在这里,世界不再是一个抽象任务、一种理性形式的统一,而是我们的存在最具体的界域。人们能以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使世界成为感性的:我们的人生的惟一界域是在知觉方面显现出来的。知觉是所有“态度的”共同基础。学者的实验室和计算工具,房屋、图书馆、博物馆和教堂是在被感知的世界中,在包括我们的具体存在的世界中建立的。科学的“对象”在世界的“物体”中:原子和电子是能解释我的精神和肉体所体验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学者自己也只能用他可以看见的、触摸到的和听见的工具——就像他看见太阳升起和落下,他听见爆炸,他触摸一朵花或一个果实那样——确定原子和电子的位置。一切东西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是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一尊雕像是美的,一种牺牲是壮烈的,一次祈祷是谦卑的。正是我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不是科学世界,在圣诗作者看来在创造中改变面貌:是树枝“碰到手”,而不是电子和中子。犹太人根据他们对历史主宰的信仰,根据他们对联盟的经验提出的创造学说是知觉世界的再现,而不是科学世界的再现;这就是太阳升起和落下,或动物在泉水边生活的世界;这就是在创造的语言中改变了面貌的原始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生活的世界是我的所有行为的基础,是我的所有态度的根基,是先于文化多样性[9]的根源。
但是,这表示什么意思?对于这种统一,我不再能理解它,不再能把握它,不再能知道它,并用一致的言语说出它。因为体验的根基是始终预先存在的现实;它始终已经在前面,我来得太晚,所以不能说出它。世界是我陷入辞穷和不再说它的词语;世界存在着,但是,我刚刚开始说出它时,它已经是学者的世界、艺术家的世界和某个艺术家的世界:凡高的世界,塞尚的世界,马蒂斯的世界,毕加索的世界,已经是信教者的世界和某个信教者的世界:圣弗朗索瓦的世界,模仿的世界,詹森教派的世界和克洛代尔的世界。(www.xing528.com)
“世界”的统一太久远,所以不能被拥有,太古老,所以不能被理解。一旦世界的统一被认识到,它马上“离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知觉现象学是一种类似追求天堂的冒险计划,它想把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的哲学给予我们。所有的“态度”都清楚地显现在其中的世界的统一仅仅是所有这些态度的界域。
3.对于面对世界的统一的这种统一,应该说是同样的东西,也应该说是不同的东西:人(我,某个人,某种文明,某个社会群体)。可以肯定,是同样的人创造和产生科学、艺术、伦理学和宗教。
是同样具体的人在他能利用的时间里——在他的“时间表”里,分配用于科学的时间和用于祈祷的时间,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用于看电影的时间,用于吃饭的时间和用于恋爱的时间,用于阅读的时间和用于干杂活的时间。同样存在的流动产生了所有的态度。正是因为同样的人生活在所有的态度中,所以他也能“忍受”其生活的分裂,能“忍受”其对象、方法和态度的多样性。我想到在集中营里的一个囚犯,人们告诉我他的身世,他在一个口袋里放着一本《圣经》,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部数学著作,他说:“我不知道这两本书能否相容,但我知道是我带着这两本书。”
之所以人——有时,一个群体中的人,有时,一个时代中的人——能忍受作为个人冲突的这种多样性,是因为他必须根据某种激情的形式体验他的所有“态度”;知识不可能摆脱激情;知识甚至是最不可捉摸的罪恶的庇护所,圣书作者叫做求知欲的罪恶的庇护所;有一种文化、艺术、科学的高傲;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活动为什么会在这些狂热的激情之外产生;由于这些激情,我们理智地分配在不同方面的态度,在同样的存在中相互渗透,相互重合,面对它们的意图。从方法论的观点看,一切意向(客观性的意向,美学观点的意向,等等……)都是作为在激情中的一种意图被体验到的。人们能对意向分类;意图倾向于相互排斥。
如果我们深入进行研究,那么这种说明能把我们引向唯科学主义的中心:唯科学主义的阐释属于激情和方法阐释的范围;唯科学主义是(科学活动的)科学方法论意向,但通过一种意图表现出来。这种意图就是科学承担拯救的宗教职能的意图。
因此,西方的精神史得到了发展,以致不同的科学、艺术和神学态度只能通过相互冲突的激情形式表现出来。科学和神学的冲突从这些激情中获得了其秘密的深刻性。
我们因而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产生所有态度的存在流动”一致:首先,这种惟一的体验——它是我的惟一的生活——并不反映在它的被体验到的单纯之中;它马上通过划分为我的生活的各种文化成就被意识到;在这里,它来自人和世界,它所面对的东西;它的统一太原始,所以不能被理解;但是,我们的文化生活被创造它的对抗的“激情”破坏,宗教在这些对抗的激情上增加了它自己的激情:神学的狂热、虚伪的欺骗、教会的排斥异己……
世界的统一和人类的统一过于接近,过于隐蔽:就像遥远的地平线那样接近,就像通过一块牢不可破的玻璃看见的一个形象那样隐蔽。
4.应该根据我们的所有态度的三重统一(“形式的”统一,“世界的”统一,“存在的”统一)来确定另一种统一。这就是信仰向所有文化的崇高提出的统一:“末世学的”统一。基督教没有为统一的最终模式提出极权的“基督教国家”和“基督教文明”——它可能包括一种基督教艺术,一种基督教科学,等等——的历史实现。不,科学和信仰的基督教统一不是“基督教国家”的统一;基督教国家的统一仍然是一种在世界中的统一,或者可以说,在其他世界中的一个世界,即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如果这种统一能实现,那么它可能是一种暴力的,也许是极权的,而不是完整的统一。
《圣经》叫做“在基督身上重现”的最终统一不是内在于我们的历史的一种结局;它首先意味着统一还没有来到,意味着其他的统一都是过早的和暴力的;它首先意味着历史还是开放的,多样性还在冲突中。其次,它意味着基督的仁慈的统一已经是多样性的隐含意义,这种统一将在末日显现出来。因此,正是在希望中,所有的东西才是惟一的,所有的真理才处在惟一的真理中。这足以使我们能耐心地忍受现代文化的分裂,以及科学和信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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