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希望能通过对统一的赞美来开始真理的沉思：真理不是自相矛盾的，谎言则是各种各样的；真理使人聚集在一起，谎言使人分离和冲突。然而，不可能由此开始讨论：大一（Un）是一种过于遥远的报偿，它首先是一种恶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本文[1]的第一部分旨在分化我们的真理概念。我试图证明，澄清真理的方面或范畴的探索并不纯粹是一项学术工作，它也符合分裂的历史运动；文艺复兴就是意识到真理的多维度性质的时期；正是通过这种历史过程，真理的问题与我们的文明运动本身联系在一起，并适合于一种知识社会学。
但是，统一和整合过程反击这种分化过程，本文的第二部分就是讨论这种相反的过程。解释这个过程将是本文的关键：我试图证明，真理的统一既是理性的愿望，也是一种最初的暴力、一种错误；我们因而碰到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崇高和罪恶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谎言十分接近真理的本质。我们将直接讨论与我们的文明的解释有关的问题方面。从历史上看，用暴力统一真理的愿望可能来自和已经来自两个极：宗教的极和政治的极；更确切地说，来自两种权力，教权和俗权。我试图证明，真理的宗教综合是在信仰者看来属于启示真理的特殊权力的罪恶，正如真理的政治综合是败坏在我们的历史存在中自然地和真正地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功能的罪恶。因此，我将说明神学真理能对真理的其他方面行使何种权力，神学真理能在何种“末世学”意义，不是“系统”意义上统一在信仰者心目中的全部真理范畴。同样，我应该阐明历史哲学在把真理的多个方面统一于一种惟一“意义”的意图中，在一种惟一的真理辩证法中的界限。
因此，我的分析的关键是：真理范畴在我们文化历史中的多样性——我们的统一愿望的含糊性，作为理性的任务和作为暴力——神学综合的“末世学”本质——通过历史哲学的综合的纯粹“可能”性。
人们也许已经猜到，谎言的精神与我们对真理的探索交织在一起，正如涅索斯的内长衣[2]与人的身材联系在一起。
首先，真理概念是最简单不过的：传统用一种一致，一种在我们的判断（肯定和否定）能力方面的一致，一种我们与现实对话的一致来定义真理。其次，传统用一种我们与我们自己的一致，一种在诸精神之间的一致来定义真理。我们要记住真理行为的样式：这是我们处理“按照……”和“如同……”的方式。
然而，乍看起来，这种真理定义纯粹是形式的，正如能作为真理参照的“实现”一词。有一个特例：意义的清晰是因为意义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思想的一致只不过是一个已经有结构的范畴的简单重复，我们的言语不揭示任何东西，不创造任何东西，不争论“天下雨”和“墙是白的”；这就是特例；不容置疑，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只要我们从这些普通的和不必深究的真理出发，显然，“按照……行事”和“如同物体的本质”的行为与一种完全在于把事实当作事实和组织实在事物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我们将立即转到实验科学的领域；它是最熟悉的、也是最难解的和最晚产生的真理活动。
实验科学组织实在事物的方式产生了与它的方法论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真理。首先，不研究可见的实在事物的数学家必须到达某种水平，然而，这种精神却大胆地假定只有能用数学来解释的实在事物的方面才是“客观的”，被感知的性质只是“主观的”。这种精神的决定有一部历史（科瓦雷写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正是这个文化事件，即实验科学的诞生，加速了真理的哲学和神学综合的分裂，至少使这种分裂变得明显；因为正如人们将看到的，这种精神解决只是作为意向或愿望存在的。
那么，是否可以说真理的这个方面能够成为真理的惟一参照面，是否能公开主张科学真理的一元论？科学“事实”的概念所确定的性质已经使我们看到产生真理的工作——实验真理得以被证实的检验工作——与指导这项工作的方法，与用数学工具来定义目标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迪昂[3]所指出的，甚至连工具也不是科学事实和检验器，以前所有科学的具体结晶，已经实现的理论。因此，真理看来与检验过程，即工具的可能性，与一门科学特有的方法论（它决定了一个物理、化学、生物和心理事实）和一般的实验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实验真理把真理的其他方面放在它的外面；人们能大致证明实验真理如何把真理的其他方面包含在一个“范围”内。
首先，实验真理假定它所排除的东西：来自人类感知的世界的信念。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Lebenswelt）的声音，颜色和具体的形状被认为是主观的；然而，之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是因为存在着被感知物。在学者看来，这不仅仅在其科学之外的生活中——在他看来，太阳照样升起，面包和葡萄酒照样以口味和稠度等著称——而且也在其科学生活中是真实的：他所研究的科学对象是他感知的这个世界的规定性，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范围中，他的研究本身是在物质世界之内的；此外，实验室中的这些文化物体，诸如望远镜中的十字标线，指针的摆动，粒子在威尔逊云室中的路线，都处在这个被感知的世界中。
因此，人们不可能无止境地想象被感知物在实验中的变化，因为被感知物仍然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存在标准。我们第一次发现真理在客观性和被感知存在之间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立即表现为一种相互包含，一种“范围”。这对于我们在下面解释真理的统一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种“范围”归结为一种“等级”，更能满足我们的综合精神的概念。
我从这个例子开始讨论，因为这个例子是最合适的；然而，它涉及到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成见。
我们已经说过，同文学、神学、政治学一样，实验科学的产生是我们的文化历史的一个事件；我们像称呼房屋、书籍、剧院、语言和礼仪那样称呼实验室及其文化物体的工具。所有这些文化物体不仅仅扎根在这个被感知世界的实际存在中，而且也是由文化活动和文化生活产生的，主观上被当作人类产物的科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不过，科学在对感知物体进行还原的同时，也对文化物体进行还原。此外，科学把作为这种文化承载者的人还原为同样的客观性的测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在这些科学中，人和科学对象一样，没有任何特权。不过，自然科学把人当作一个物体，必须以一种科学活动，作为主体的人，科学活动的主使者为前提；但是，只有在人的整个实践的一种文化生活内，人被还原为物体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文化生活内，科学只不过是各种实践中的一种实践，正如胡塞尔所说的，是一种“理论的实践”，它是由悬置一切感情、功利、政治、美学和宗教问题的决定，仅仅把符合一般科学方法标准和某个学科的特殊方法论标准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决定构成的。
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范围”，作为科学对象的人和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范围。同时，出现了真理的一个新的方面，与人的整个实践的一致和人的活动范畴有关的方面：这就是该词在最广的意义上的道德方面。
我们应该立即回过来讨论棘手的道德真理概念；我们暂时仅限于用排斥和相互包含的双重过程使各种真理范畴显露出来。我们已经用这种方法概述了在感知、认识和行动之间一种的三角辩证法。被感知物及其世界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作为我们的存在的大舞台的认识和行动；实验室，科学在劳动中、在福利中、在战争中的应用，使科学具有一种感知的呈现，科学和我们的生、我们的死联系在一起。
不过，科学认识也包括一切，因为科学就是被感知物的科学，生物、心理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深受基础科学的影响，我们“差不多”能理解学者的研究对象：天空的无限，声音和光线的振动，生物的激素。
但是，人们也能说行动包括一切，因为认识和感知都是由文化造成的。
真正地说，这种三角辩证法还是非常粗略的；每一种态度都能以某种方式自为地被“辩证化”，不仅仅能产生它所排斥和需要的其他态度。当我说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内在地被“辩证化”时，我的意思是每一个因素都受到一种双重和相反的过程，一种教条化的倾向和一种问题化的倾向的影响。这就是显现真理的更巧妙方式。
让我们考察作为我们的第一基准点和真理的第一基准的科学态度。我们承认，科学的态度向我们提出了一种面对现实的惟一方式：实验的方式。事情并非如此。在许多方面，实验的方式是不考虑实在事物的数学方式的对立面和对立物。但是，科学活动是作为一种科学抱负和科学职业提供给人的。在历史过程中，科学活动不断地产生一种整合和系统化的作用（有时，独立产生的学科和分散的技术融合在一种能包括它们的方法论中）；科学活动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学科、专业和方法论中分裂。科学的分支仍然是我们的先决条件，但是，一系列科学的教条因中断和重叠而受到影响，它们使科学体系的概念本身成为问题。
这还不是全部。科学在真理的可能结构中之所以有一种惟一的地位，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科学是试金石和真理的模型。我们认为，一切真理即使不来自科学，也至少如同科学。科学能成为真理的模型，正如在我们看来，来自古希腊几何学的“知识形态”典范是毫不含糊的，能令人满意地和充分地回答向它提出的问题。正在结束的伽利略时代完全依赖于从伟大的亚历山大派学者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的模型；正是基于数学的条理性，人们开始用机械的方式探索可见世界，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
因此，在另一端，能被数学化的实验世界完全符合数学的范畴。科学活动与其他活动相比（与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相比）越能作为范型，它就越没有问题。不明确性在两端重新出现：如果回顾数学起源的最初危机，那么数学就显示出行动、决定和活动，柏拉图在其中看到了数学存在——显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绝对的，因为他已经在数字和图形中分辨出“位置的存在”，比哲学辩证法得出的存在更低级的存在——；这些数学存在至少能连接思想，使一种理解成为必要。
人们决不能断定我们对真理的敏感性完全受到这样一种观点教育、熏陶或鼓舞：真理在我们的知性看来是一种奇观——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天上秩序如同数学秩序表现出来的有序之美的奇观。道德真理之所以在像康德那样的人看来有某种崇高，是因为这种秩序“要求”思维进行复制：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在我们探索世界的另一端时，一种能量的发现回答了这个基本危机，这种能量不再是像古人沉思的天上秩序那样的奇观，而是，一种像对人类活动的惩罚的东西；人类能释放的核能，以及它所具有的所有可能性和危险，是与人类发明数学对称的活动。两种活动相互提问。同时，在没有阐明的数学公理系统之内和在物理学的核变之内的一切行为，古希腊人的几何学和伽利略的数学物理学导致的一切科学行为，相对于数学危机和物理学危机的启发——相对于在我们目前进行的这种宏伟的科学问题化，突然显现为一种令人安心的，明确的和教条的行为。
我们不断地从古希腊“知识形态”中得出结果，并对这种“知识形态”提出质疑。从一个方面看，一切都要求我们在科学的人中教条地传授，一切都要求我们对没有经过某学科定量检验的方法不屑一顾：我们不是快要令人激动地解开生命现象吗？我们不是快要看到一门研究高级心理现象的真正科学吗？此外：除了科学在数学和力学实验范围内的这些迅速发展，一个新的理论化阶段不仅通过数学的发展，而且也通过数学与新的符号逻辑，以及物理学理论的结合正在开始。总之，一种科学的理性以笛卡尔和康德所不知道的规模在我们面前成形[4]。这是真的：这一切都要求科学智慧教条地传授，不承认科学的智慧被包括在内，并与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的知觉意识和我们的责任的道德意识——与存在真理和道德真理发生冲突的这个“范围”。
然而，正是问题化的作用发生与科学智慧的教条倾向相反的方向上，并把科学活动重新放回存在和责任的背景中。
因此，理论的决定是数学的本原，实践的决定，甚至政治和军事的决定是由核能造成的。人类对某种发现的掌握提出了不再是客观性和知识的问题，而是人类事务的管理的问题。原子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问题不是在原子理论而是在真实的范围内，而是在我们的存在的范围内被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在当前的世界中被提出的，它不是在物理学家想象的世界中，而是在我们出生，我们生活和死亡的知觉世界中被提出的。正是在知觉世界中，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机器有一种道德意义，把我们的责任牵连进去。我们因而重新回到我们的“范围”。科学真理的外延包括作为物体之一的人，这种科学真理牵连到的责任表明科学活动被包含在承担责任的人的所有行为中，在人类“实践”的整体形式中。
关于科学对生命的征服，精确学科对高级心理现象和人的社会性的可能征服。人们也能这样说，这种征服比其他科学进步更能使人放弃这种身份，使人消失在物体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征服比任何科学进步更多地包含一种潜在的道德问题：我们用这种力量能对生命和人类做什么？
事实是我们为人担心，我们看到人的危险，因为人的科学在开始和发展，这表明知识和道德相互包含的力量。为人的这些担心——在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那里已经转变成恐惧和绝望——是有益的，因为它们表明道德真理是人对知识进步的反击，总之，道德真理是人在被感知的世界中，在其他人们中的警觉性。
在道德真理的中心，我们重新发现了科学真理在自身中被“辩证化”和适合于感知、认识和行动“范围”的这种方式。
没有任何比道德意识更适合教条地传授；也没有任何东西比道德意识更经不起问题化。一方面，使个人的道德行为变得一致，就像使一种共同的传统变得稳定，在于放弃不停地重新评价其主要的选择，放弃重新检查其基本的价值，而是要把它们作为固有的信念保存下来，要依靠它们，以便轻松地和无所顾忌地走向新的处境。能作为断然决定和消除在日常决定中的犹豫的价值范畴，由此被确定下来。
我们选择的这种沉淀形成了一个在我们看来的道德“世界”，一种幸福概念，它是我们固有的道德标准和伟大文明的财富。因此，个体的和集体的历史缩合在一个稳定的范畴中。我们能有所依靠；道德真理的两个方面之一由此为我们形成：一种真正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符合……的行为，按照没有问题的道德范畴行事的行为。
但是，只要对一种成见、一种习惯和一种信念发生怀疑，所有一切就会顷刻发生动摇，“道德世界”的不稳定性就会显露出来，无止境的疑问就会侵蚀作为我们的行动基础的主要支撑，我们的道德状况的混乱就会控制我们。是否有一种强迫我们的力量？是否有一种能抵御我们的幻想，能抵御非理性行为的欲望的权威中心？这种疑问是道德真理概念的另一个方面：因为在这种怀疑中，在这种动摇现存秩序的疑问中，我们探求真实的义务，我们仍然按照更真实的、更原始的、能指导我们和吸引我们的要求行事。我们以为，道德真理应该是在对一种既有的，始终在手边的秩序的默默服从，以及有疑问的，也可以说令人怀疑的，针对比任何已经确定的习惯更容易被忘记的基本价值的服从之间的紧张的某种东西。
也许，在道德生活的所有矛盾的起因中，人们能重新发现道德真理的教条化和问题化的这种调和：只有当我为一种价值尽责的时候，我才承认这种价值；一种价值只有处在它与另一种价值的辩证法中，它才是真实的——公正，真实，等等；普遍性是历史性，等等。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讨论道德真理的理论；在大体上相对确定了真理的三个范畴之后，应该内在地阐明——或正如我们所说的“辩证化”——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范畴，以便不仅仅证实真理就是存在真理的范畴，而且也证实每一个范畴是由教条化和问题化的双重运动产生的。
因此，我们的现代意识不断地多元化。
如果我们把一种“一致”行为——即一种真理行为——能介入其中的其他各种维度重新引入这种三角模式，情况会怎样？
艺术本身包含真理。
重视的真理和怀疑的真理。
不重视材料的要求，就没有建筑学：石材的工艺不可能产生仿木，钢筋水泥的工艺不会重复石材的工艺；圆柱不能假装支撑拱顶。想象的事物也有小说家和读者都知道的真理：当一个人物的内在一致性，一个人物在想象中的完整形象支配作者并使读者深信不疑时，这个人物就是真实的。
但是，这种服从的真理也是成问题的真理。只承认其艺术的内在动机，不对其艺术的外在要求作出让步——迎合暴君，展现大革命——的艺术家是真实的。即使艺术家描绘当时的社会，即使艺术家预言新的时代，他也是真实的，如果他不抄袭既有的社会学分析，不沿袭已经发现的一种非美学表达要求的话。相反，他将创造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有价值的新事物，如果他忠实于来自其真正的敏感性和继承的娴熟表达方式的分析能力的话。关于“真理的政治综合”，我们应该重新提到这一点。符合其内在动机的真正艺术是介入当前问题的，尽管艺术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承认使之纳入一种整体文明的原因。
不管美学真理的这种政治处境如何，美学真理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引入一条新的分割和分裂线。一种纯美学的存在是可能的；所有的其他人都是为了冒险；如果艺术家不能用抽象艺术的巧妙手法不断地使我们快乐，那么这个被感知世界——我们的存在的基础——的动人景象在我们看来会是什么呢？当艺术家掩饰颜色、声音和词语的韵味时，即使不是故意的，他也可能再现被学者埋没的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最原始真理；在创造形象和神话的时候，艺术家解释世界，总是对我们的存在作出一种道德判断，即使他不讨论道德问题，尤其是即使他不讨论道德问题。诗是对生活的一种批判……
因此，真理的所有范畴在一种无边际的“范围”内相互冲突和重建。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的密码和超密码信息中，还应该引入另一个维度：批判的维度，这个维度是由苏格拉底、笛卡尔和康德的西方哲学开创的，旨在提出这个先决问题：有一种为我的或自在的“意义”何以是可能的？西方哲学在真理领域中引入了一种提问的力量，它既是破坏性的，也是建设性的，试图把特殊学科遇到的真理问题转变为一个外部协调和内部一致的问题。西方哲学把这个问题当作基础。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随着各种科学纷纷脱离被当作普遍科学的哲学，哲学的作用是作为所有科学的界限和基础的问题。同时，哲学产生了一种二次历史，对基础提出质疑的这种哲学主体性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并不是虚无的，因为生活的批判已经是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哲学生活的方式；在各种科学，在法学，在伦理学中——我们以后会看到，在神学中——得到恢复的这种历史通过帝国和战争，跨过绝对的沉默，间断地继续进行，并在新的事业中立即重建。
我们现在讨论这种思考的批判问题。源于古希腊思想的文化发展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多元化过程，多元化能产生无数的对应点。
然而，我们要探讨的是统一。我们希望，真理不仅仅在它的形式定义中，而且也在它的结果是单数的。我们希望，有一种完整的意义能作为涵盖我们的整个文化活动的意义象征。对真理统一的这种希望表示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这种希望是非常含糊的。一方面，它表示一种要求，即一种真正的任务：一种绝对的多元论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在康德区分理性和知性的意义上“理性”的深层次意义：知性适用于物体，体现在思维的结果中，它已经处于分散状态；理性是统一人们的思想、思维和行为，统一人们道德和幸福的最高任务。
如同理性的任务，统一是感情的任务；我把感情理解为对欲望、忧伤和快乐的方式，对追求的、已丧失的或隐约看到的统一的方式的模糊预先拥有；统一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不能想象的话，我们就会在感情上理解数学家的快乐应该与艺术的快乐和友谊的快乐是相同的；每当我们预感到在不同的现实事物、观点或不同人物之间的深刻联系时，我们就感到高兴；统一产生的幸福表明生活计划比我们的文化分散更深刻。是的，生活最终必然意味着统一，好像先有原初的生活，未分裂的生活意志，然后有根据真理的所有维度的人类存在的文化大爆炸，以及在这种分散之外的另一种作为理性和生命的统一……
不管这种统一的愿望如何[5]，它是处在真理的始末。只要统一真理的要求进入历史，那么作为一项文明任务的这种要求立即带有暴力的痕迹；因为人们始终过早地完成循环和回到原点。已经实现的真理统一就是最初的谎言。
不过，当统一的任务合乎权力的社会学现象时，与真理的统一——这种真理的谎言——联系在一起的罪恶就显露出来。这不是因为权力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恰恰相反，权力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任何形式的人类政府在事物的管理中解体，是不可想象的。始终有人支配人的现象，即使是代理的支配。权力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权力是对政权发生强烈兴趣的原因。正是出于对政权的强烈兴趣，有些人行使统一的职务。因此，暴力模仿理性的最高任务和感情的最坚定期待。含糊性的明显例子是，过失和崇高始终是难以分辨的……
真理的暴力统一的第一个历史证明——至少我们以为是第一个历史证明，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详尽研究政权的问题——联系于关于真理的神学、神权和俗权（在这之后，我将在与“教会”一词对立的贬义上使用“教权主义”一词）。
我准备以一种基督教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以神学和教会的观点开始讨论，我必须表明，如果我的立场完全是在一种“宗教改革的”意义上的，那么我希望，除了某些表达方式，我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的天主教教友相同。
在基督教徒看来，神学在其文化生活中引入了一个真理维度，应该根据以前的真理维度对它定位。但是，神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事物：从我们研究真理的观点看，神学本身是真理的各个方面的复合体。在成为我们所说的暴力愿望之前，神学是一种服从的和屈从的现实事物；神学在自身以外的标准是存在的和表现为人的真理。神学就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不可知论的社会学家至少能以现象学的观点来理解神学的呈现。这种真理决不是神学，而是神学的主使者。神学不能直接进入真理：因为这种呈现出来的真理只能通过一系列证明和证据到达我们。作为真理的证明的真理——指出的手指——依附于存在的真理；第一个证明是《圣经》；说教的真理从属于《圣经》的真理，以《圣经》的真理为依据，因为它在崇拜行为中向今天的团体传递和解释最初的证明。因此，之所以有说教的真理，是因为它合乎真理和人的证明。但是，由于说教始终是一种今天的行为，一种在目前的现代事物中的行为，所以它已经表现出人的真理的辩证特点；它也在两个死极——不符合时代的重复和言语对信教者团体的当前需要的冒险适应——之间被辩证化；因此，这种说教的真理始终追求一种可能是具有创造性的真实性。(www.xing528.com)
神学的可能真理与这种始终在过程中的说教真理联系在一起，“圣师”的公开信仰则支撑这种可能真理。不过，神学必然是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的文化生活相互影响的文化行为。
因为，神学是致力于理解的一种努力；不是在神学希望启示是可信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首先，神学是说教的批判，神学用上帝的言语来衡量说教的内容；对说教进行评价；但是，这种批判功能必须以一种整合功能为前提；对神学来说，理解就是在整体上理解启示的内容。理解就是把握一种整体性；当说教的主题在礼拜仪式的时间里相继出现时，神学希望使之成为一种整体的象征。因此，神学是一种像其他文化现实事物那样的一种文化现实事物；神学寻找意义和前后关系，神学进行整理和分类：整理和分类是信教者心目中的生活主题（做罪人，被赦免，被惩罚，希望善终），生活的绝对事件的主题（化为肉身，十字架，复活，耶稣再临人间），总之，整理和分类一种完整的体验和一个完整的事件。一切辩证法都包含这种整理的反面——在化为肉身和赎罪之间，在个人皈依和集体生活之间，在现时生活和永恒生活之间，在历史努力和最终结局之间变得松弛——它是一种理解方式；它利用语言，哲学、法学、周围社会生活的概念工具，与整个文化相互作用。
神学与文化相互作用，不仅仅整合文化因素，而且也在功能上与旨在重新把握我们的整个存在的另一种意图相反，与哲学相反。神学的真理是由同样的极性构成的：可能存在一种与哲学无关的说教，但不可能存在没有哲学参照的神学，这种参照不可能不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至少方法论的对立。事实上，如果神学的理解是一种说教的批判，如果神学始终与一个信徒团体有关，那么哲学就是一种知性和知识的批判。其参照的基础就是理性知识的模型，更确切地说，就是现代科学，就像在某个时代产生的知性结构。一般理解的愿望必然与由于绝对的事件，由于对这些绝对事件的体验，与神学的理解愿望处在紧张之中。通过现在应加以说明的权力和暴力的变化，这种极性表现出它的戏剧性特征。
神学不仅仅通过它的理解方式，而且也通过它的权力特性与文化相互作用。权力本身不是一种额外的社会事实；权力是信教者承认的启示和真理的一个基本方面。启示的事件能改变我的生活；这些事件也是一种新的团体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对我的生活和对我们的团体的权力。上帝的言语是通过其为我和为我们的意义的权力。权力是宗教界的一种基本现象：上帝要把某些东西给我和我们。正如库尔曼（Cullmann）指出的，这是dogma（教义）一词的最初意义，比只能解释神学范围的doctrina（学说）一词更基本和更广：dogma是通过一个绝对事件的一种为我的范畴，并且潜在地包含doctrina。真理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成为权力；连贯性也是这样表现出来的：言语的权力，《圣经》证明的权力，忠实说教的权力，神学的权力。
在基督教团体的“权力人士”看来，行使这种言语权力是可怕的顽疾，可怕的企图！因为这就是人对人的权力——教士和教会领导者的权力——上帝对人的言语权力看来证实了这种权力。社会学的特权和真理权力的含糊性包含在教会的现实的含糊性之中。
这种含糊性是宗教激情特有的陷阱。因为有一种宗教“激情”（pathos），它既是神学的激情（rabies theologica），也是权力的激情，并通常与专制精神和陈旧的狭隘意识一致。这种激情自以为在为真理服务，其实充满了背信弃义，如同一个阴影伴随着教会的历史和教派的历史。
教会特别想在既是一种doctrina，也是一种文明的一个体系中概括真理的所有方面，应该从教权的这种基本状况出发来理解教会的这种局部意图。这不是人们在中世纪试图把言语和一种世界体系，一种天文学，一种物理学，一种社会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纯粹的历史偶然事实。这种意图在教士权力成为教权的激情偏向中有其根源。基督教国家的整个观念在于通过对统一激情的批判重新进行思考。这个宏伟的计划既表达了追求统一的人的崇高，也表达了教会暴力的罪恶。
正是在这里，谎言最接近真理：应该解释有教权动机的谎言；为了做到“一致”，需要多少诡诈呵，好像没有东西比谎言的一致更接近真理的一致！在天文学或物理学中的发现者试图向其他人隐瞒，甚至向自己隐瞒他的发现所包含的教权综合的破裂。圆滑老到，刻意安排，无言之语的手法，发表和收回意见的手段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今天，宇宙学也许不再提出这样的问题——至少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但是，昨天的生物学，今天和明天的人的科学已经提出和将提出几乎使伽利略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样选择。教权的激情能产生极权政体将重新发明的谎言的所有基本形式：从一般的诡诈、掩饰和圆滑，直到骗取信任的手段——它是宣传的灵魂，旨在使一切信仰、习惯、概念和表象融合在呈现出光滑的、僵化的和能抵御思考和批判的溶解作用的一个表面的共同整体中。同样，教会宣传的有效谎言经常丢失它自己的阴谋的引线，被用作“花园里最狡猾动物”的伪装——欺诈——或固化在信仰中的欺骗。
在我看来，真理的分裂现象——我们已经从中大致认识到文艺复兴的精神——同时具有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已经把它描述为一种方法论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能根据我们对教权综合的思考重新得到解释。
1）看来，真理的这种分裂首先是和基本上是教权统一的事实上的破裂。
2）科学的独立是这种破裂的特点：在这方面，伽利略事件的影响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地球仍在转动……”；这件事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概括了一个永恒的悲剧：“启示”的专制真理和科学的自由真理的悲剧。但是，这种独立始终有可能转向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转向一种自负的满足，面对神学家的激情，这种满足有它自己的“激情”（pathos）。
3）如果科学是破裂的原因，那么哲学及其刨根问底的力量就是反抗的动力。正是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对神学和哲学的极性的思考；但是，还应该加以补充：因为在两种整体理解和思考方式之间的方法论的极性也是一种激情的极性，一种罪恶的极性。因为如果有一种神学的“激情”，那么也就有一种哲学的“激情”；面对权力的“激情”，自由的“激情”就是挑战；哲学家不会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疯狂的自由不能容忍言语的权力，“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把教会和教士一起赶走，把圣保罗所说的“服从信仰”和服从教会一起扔掉。因此，在我们的西方历史中，神学和哲学通过自己的激情表达方式相互对抗；哲学揭露宗教裁判所，充当伽利略的辩护士，反对教会的暴力；神学家揭露哲学的庞大体系的混杂，特别是当这些体系是上帝的体系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揭示某种本质的东西，一个藐视真理，另一个服从真理；但是，两者也许都不可能自行克服缺点，以便能真正地说出支持自己的真理。如果没有合并和苦涩满足的精神，神学家也许不可能说出可怕的话：“我要清除贤者的贤惠，我要消除智者的智慧。”如果没有高傲，哲学家也许不可能享有令人赞美和令人生畏的苏格拉底式怀疑的自由。
4）在基督教徒看来，真理的这种暴力统一的破裂是一件好事。一方面，破裂标志着所有真理可能性的意识和人的气魄。另一方面，破裂表示言语的真理的净化；创造和再创造的言语不是一种科学的语言，不是一种宇宙学，甚至不是一种伦理学，不是一种美学。它属于另一个范畴。在我们的激情结构中，这种分离只能是破裂的严峻训练，只能是失望的艰难磨练，因为分裂是弥合的惟一机会。对人的科学来说，对历史和社会科学来说，对心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个艰难的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
在基督教徒看来，什么是真理的统一？它是一种末世学的象征，“末日”的象征。按照《歌罗西书》，“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6]既表示统一将在末日显现，也表示统一不是一种历史力量。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数学真理和作为某个人的真理；我们至多觉察到某些宝贵的协调一致，这就是在教权统一的所有暴力综合和所有文化分开之外的“精神保证”。
这就是为什么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真理的所有方面都和谐地处在其中——的概念是一种假象。人的冒险及其包含的价值的意义必然是含糊的：时间仍然是争论、辨别和忍耐的时间。
刚才关于“教权”综合的讨论有助于理解真实的统一的第二个愿望：通过政治意识。
在这里，我们来到有待于辨认的另一个交叉路口：事实上，政治有一个基本使命，能把人类存在的利益和任务集中在一起；地球历史的命运在政权中形成：城邦，国家，民族。在我们每一个人看来，在国家中的生活并不是如同我们的存在的其他方面那样的一个方面：参与其中的东西有工作和休闲、福利和教育、技术和艺术，以及生和死，战争能使人想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中的生活是包括习俗、科学和艺术的整体。我们只需通过科学、艺术和习俗是具有“公共”性的现实事物这个事实，就能注意到这一点；国家，作为“公共的”中央意志，在公共利益的活动方面却承担最少的责任；国家有最大的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显而易见，我们处在政治和各种真理范畴的交叉路口。最终说来，没有在政治上中立的问题，即没有不对国家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
我有意强调这些概念的黑格尔表达方式，以便简要地说明政治入侵真理领域。显然，国家是我们在第一部分加以分离的不同线条得以连在一起的纽结之一。
尤其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意识的形成，既与存在和真理方面的复杂性的时机相一致，达到一个危害的高度，也与我们社会的非基督教化使神学丧失号召作用的时期一致：在文艺复兴的胜利之后，教权暴力的继承是公开的。
国家如何能对科学研究、美学生活和道德生活行使这种支配职能？教会通过一种学说，通过一种权威性的学说即神学行使这种职能。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在国家的这种权力和人类研究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这种职能，几百年以来是由历史哲学支撑的。
显然，所有的历史哲学都不适合这种职能；暴力只能在两种条件下进入这扇门。首先，历史哲学必须把自己当作是一种意义统一的研究；但这不是所有的历史哲学的情况。相反，只要历史哲学家以一种历史的指导动机描述所有真理方面和所有文化活动，他就开始对历史的不同倾向行使一种潜在的暴力，即使他仅仅想理解历史，而不是改变历史。他说：“真理现在是、将来也是惟一的：所有的矛盾都将在一种更高级的综合中得到解决”；他不再理解未进入其构成规律中的东西，他在心理上取消了它，他在思想中清除了它。
在实际暴力的道路上的第二个条件是通过历史哲学把惟一的构成规律（也许是辩证的，也许不是辩证的）与一种社会力量和一个“历史人物”等同起来。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是最野蛮的专制，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人物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其历史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地方主义，没有对整个人类的看法，如果不包括对统治者的种族的屈从，这就是为什么极权政体是在纯粹状态下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典型地是普遍的历史哲学：它不仅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提出社会力量的辩证法，而且还在无产阶级中看到普遍的和具体的现实，今天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创造明天的历史统一。同时，无产阶级的观点既提出了历史的一种理论意义和为历史的一个实践任务，也提出了一种解释原则和一条行动路线。与法西斯的地方主义相比，无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原则上和基本上是起解放作用的。但是，按照辩证学家所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区取得政权，又产生了以正统学说自居的一种历史哲学的所有专制结果。
这就是被当作历史哲学的低贱工具和高傲代言人的国家。从此以后，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假设，即使是科学假设，都由这个国家来展开、定位和选择；不再有独立的真理，不再有独立的科学“客观性”；通向文艺复兴的自由时代已经结束。人们认识到生物学或语言学的争论只能按照一种政治标准得到解决。
因此，通过权力和政权的棱镜，一种普遍的学说可能和一种种族主义学说同样专制，如果它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其统一任务的话。美国的生活方式虽然过于年轻，不接受世界其余国家的历史提出的质疑，自我感觉良好，但同样能像接受“民主集中制”那样接受纳粹的遗产；从试图对存在和真理进行过早的综合开始，同样的暴力过程以同样的方式重复。
我不相信人们能理解历史哲学中所出现的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如果人们首先未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哲学遭遇到文化的分散过程的抵抗的话。我也不相信人们能理解这种意义，如果人们没有想到教权综合的历史作用的话。历史哲学是政治综合的动力，正如神学是教权综合的动力。在历史哲学的整合功能和中世纪神学的整合功能之间，功能的类似是明显的。历史哲学——不管是辩证的或不是辩证的——也兼有一项任务和一种错误。一方面，历史哲学是这种统一意志的具体出现之一，正是在这种统一意志中，我们认识到理性和感情的崇高；另一方面，历史哲学表明了废除“体系”的要求的最初暴力。
真实的政治统一的崇高和罪恶……
在真实的教权统一和政治统一之间的功能类似，更确切地说，在统一的各种工具或手段之间，在神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这种类似，是通过在谎言领域中的一种奇特的相似表现出来的。谎言的教权起源和政治起源有一种明显的相似：机灵的服从和狡猾的不服从；巧妙地玩弄一切心理手段的宣传；不同政见的审查，书籍和电影的查禁；把一种文明的所有方面集中在一种不受外部批判的精神状态中的“灌输信仰”的手法；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转变为一种自我批评，旨在恢复暂时受到动摇的正统观念。
人们有理由提出反对意见：历史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整理纷乱的过去和促进一种理性政治的惟一手段，理性的政治能顾及无产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利益，能建立一种长远的世界政治。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和本质上摆脱了“领袖”（Füher，Duce）[7]的浪漫主义暴力。
这是真实的；问题由此产生。我们对真实的神学综合的批判也不再是简单地消极。在我们的批判中，我们坚持统一的末世学特点。现在，应该坚持一般历史哲学的丰富含义和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工作假设；即作为研究者的方法和作为政治家的可能标准。
我们寻找条理性，我们需要条理性：在历史线索的交错中，一切假设都通过发现和综合简化的双重力量被证明是合理的。在这方面，和古代军事和朝代史中的战役、继位和瓜分的任意描述相比，经济-社会的图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假设”的解释功能具有政治的丰富含义，不仅仅能解释，而且也能指导无产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实际解放运动。但是，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历史也接受其他的解释体系。我们必须为我们保留其他可能图式的限制作用，以提防一开始就带有过早的统一的狂热。
在我看来，其他的重要假设具有的这种限制作用也起到与在教权的意图面前的末世学概念相同的作用。它也值得人们重视。我并非不想描述其他的工作假设，我只是想表明出于何种基本的原因多种解释体系是可能的。为此，我把多样性放在历史发展运动的中心。我们撰写的历史，回顾的历史（die Historie）通过实际发生的历史（die Geschichte）成为可能。之所以有多种可能的历史解读，也许是因为有多种“历史化”的交织运动，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看法的话。
我们继续同时研究在时期、危机和停滞与之不一致的年代里的多种历史。我们连接、放弃和再现多种历史，就像一位棋手同时下几盘棋，有时想到一盘棋，有时想到另一盘棋。
如果我应该进一步解释对历史的惟一性的重大错觉，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说，其中隐藏着对时间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我们以为，有与一种历史同时发生的连续轨迹和惟一的时间，它也许是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邦的时间，也许是科学和帝国的历史、哲学或艺术的历史。
事实上，我们从力学的直觉中借用连续匀速运动的模型，所有的时间都以这个模型为依据。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能标出一种未分化的和连续的惟一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就是时间的流逝。
我猜想，巴赫拉尔（Bachelard）对时间重合的思考[8]被运用到历史哲学的中心，对历史哲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根本上损害了历史流逝的统一的假设。圣奥古斯丁谈到的伟大的“历史交响乐”——马鲁（Marrou）最近对之作了思考——是根据无数的轴心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轴心都有自己的连接和延续方式，因此，所有的整体解读都是过早的。
因此，有一部科学史，它使发现的时间形成一定的结构，跨越大空隙，把一系列间断的发明成果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这些发明成果已经离开了其发明者，在一种惟一的知识历史中累积和沉积，它的路线穿过经济-社会辩证法，帝国的盛衰。人们也能撰写具有自己的连接方式的各种其他历史。
技术的发现有一种十分相似的通过累积连接，通过资本化延续的方式。一个进步的时代就这样形成了，它不是我们的存在的惟一时间轴心，而是如同一支变化之箭穿过所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东西消逝，一切都累积下来：中国人的火药，闪米特人的文字，英国人的蒸汽机，等等。具有同一种累积方式的所有历史——科学发现，工具发明，劳动、福利和战争技术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都处在同一个时间轴心上，我们无憾地把它混同于按照天体运动规定的力学时间。这就是错觉的原因；一种与力学时间冲突的惟一历史节奏提供了日期，即重合和会合的图解，比如，交响乐总谱的小节线。
但是，其他的历史节奏也相互连接，它们不完全处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轴心上。文明周期的开始和结束，权力的形成和加强；在这里，时间所需要的范畴不同于沉淀和进步的范畴：危机，鼎盛，复兴，幸存和革命的概念；纽结和凸出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时间与微观物理学现象的周期结构更类似，而不是与运动学和理论力学的时间线性结构更类似）。
此外，一种新的文明的前进节奏不是一致的：它不是整体前进，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停滞。在新的文明中，有好几条追溯的路线。海浪不是在同一个时刻，在一个民族的生命的所有海滩涨潮和退潮。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行为的危机有它们自己的动机和它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因此，毕达哥拉斯时代的数学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一般历史；它是产生这种危机的数学内部的挑战（正方形对角线的无理性）：这个危机源于数学的一种方法，有自己的数学解决办法。
音乐史也能引起同样的思考，尽管更加复杂；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能把音乐史当作一系列相对独立的音乐文字技术的阶段；但是，音乐的发展也表达了其他艺术和一般感受性的侧面启示，表达了公众的期待，乃至艺术事业资助者或国家的要求。一部音乐史是作为一系列音乐技术及其纵向动机形成的，也是作为一系列与伟大的创始人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发明，作为时代的一个方面及其与文化和生活的其他活动的横向关系形成的。
因此，从物质和精神工具的进步看，历史是惟一的，但有许多成为多种历史的方式；历史不仅可分为连续的各个时期（这已经提出了很多问题），而且也可分为纵向的各条路线，它们没有同样的连接方式，不提出同样的时间问题。所以，“完整的历史”概念是一种概念-界限；一切辩证法都过于简单，被每一个系列所固有的纵向动机交织超越，被一个系列和另一个系列的横向相互作用超越。应该同时解读水平旋律线和垂直和弦的对位法。一切都把我们引向我们能确定其地位的最清楚的辩证法的循环特征。例如，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和工具的进步导致整个社会进程及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是，技术也取决于科学，特别是数学，数学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学派的形而上学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甚至自然的数学化概念本身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以单向和惟一自居的辩证法是“幼稚的”。人们能写许多历史：技术和劳动的历史，阶级和文明的历史，法律的历史，政权和思想的历史——不包括苏格拉底，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性对历史提出怀疑的这部历史，即：哲学思考的二次历史。
在我看来，应该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从内部批判通过历史来解决真理范畴的统一问题的所有意图。历史和真理一样，是多元的；重要的是应该使思考避免用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来解释权力的激情。
作为结束语，我强调这些思考对研究现代世界中的谎言的意义。
只要我们局限于真理的一般方面，局限于普通命题（“天下雨”之类的命题）的无力陈述——谎言的问题就仅仅与言语有关（我说了谎，我甚至知道或相信这不是真的；我不说我知道或相信是真的东西）。这种谎言必须以已知的真理为前提，反而具有真实性，真理反而是谬论。两个相反的范畴——谎言和真实性，谬论和真理——看来没有共同之处。
随着我们走向需建立和研究的真理，真理进入结果的领域，特别是文明的结果的领域。因此，谎言与人们追求的真理的结果有密切的关系；真正“隐藏的”谎言并不是与已知真理的言语有关的谎言，而是歪曲真理的探索的谎言。我以为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谎言的精神——它先于谎言——是最接近本身先于已经形成的真理的真理精神；这就是真理问题在真理和真理的各个方面的完全统一的问题中到达最高点的问题。谎言的精神通过中心，即通过其统一的要求玷污了真理的研究；这是从完整性到极权的错误。当一种社会学权力倾向于和或多或少能完整地重新组合所有的真理范畴时，这种转移就在历史上产生。社会学权力有两种典型的形式：教权和政权。事实上，两种权力都具有一种真正的重新组合功能；宗教的完整性和政治的完整性是我们的存在的实际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对谎言的精神，对从完整性到极权的堕落的两种最大诱惑；权力——特别是教权和政权——是堕落和潜在罪恶的原因。
根据上述对完整性、谎言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真理的精神的任务可能是如下的任务：
1）在一种文明的具体生活方面，真理的精神在于重视真理范畴的复杂性；这是多样性的承认。我甚至认为，我们在哪里过早地建立等级，真理的精神就能在哪里区分真理、范围的这些范畴。（我已经指出在作为我的存在界域的世界，自然的科学客观化，以及伦理、美学和功利等评价之间的这些范围之一。）“范围”是对过早的统一来说的一种失败象征。
2）科学研究的独立是一个社会的真理精神的标准之一。人冒着客观化和客观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能在自己的路线上被限定，但只是作为整个“实践”的方面之一和作为一种理论“实践”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真理的精神不是用科学的客观性谴责人丧失人性；暴君也说这种语言。
3）真理的精神的另一个标准是艺术和文学对教会和政治辩解的反感：不应该匆忙制定一种类似于艺术的有效性；谎言通过这种激情开始变得有用和有教益。一位艺术家能比较肯定地运用他的时间——就像在约定之外——如果他首先关注理解艺术的内在问题，关注表达自己的最高要求；“介入当前问题的”文学也许只能表达他的时代的最陈腐意识；“不介入当前问题的”文学也许能到达感情和更注重未来的期待的层次。总之，艺术家和科学家决不会太热情地重复对效用的苏格拉底式的古老批判，以便根据他们的范畴到达真理。
4）对极权和谎言之间关系的思考必然导致对政治意识的有效批判。从我们的主体的观点看，这种批判的两个重要方面需要牢记：应该揭露作为科学的一种政治的概念是骗人的。这种基本作用的层次仍然是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意见”，更确切地说，是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或然；只有一种政治的“或然论”。另一方面，应该揭露社会动力学的惟一的和彻底的辩证理解是骗人的；辩证法是一种方法和一种工作假设；当辩证法受到其他可能的解释体系限制时……，当辩证法没有掌握权力时，它是非常出色的。
5）最后，基督教徒必须重新发现真理的统一的末世学意义。这种“末日”的意义“将像一个小偷那样来到”，将完成“历史”，“在基督身上重现所有东西”。当代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共同地思考真理的末世学和历史的末世学。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应该支配对教会权力的沉思，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教会权力的崇高和可怕的陷阱。末世学是教权的纠正。基督教徒也许能生活在真理范畴的无限多样性之中，并希望“有一天”能理解统一，就像他通过统一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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