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简析

哲学史是一门哲学学科。它首先必须以当前的充满活力的哲学询问为前提：当活着的哲学家在置身于其他问题中时，他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开始使自己提出的问题普遍化。通过历史的大量回忆的这种迂回的最后意义仍然是历史通过当前哲学的再现。但是，在最初的出现和最终的再现之间，哲学史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间接地通过历史哲学家特有的问题的某种（悬置）形成的：历史哲学家让他人的哲学成为其哲学的他人。

正是在这里，哲学史的不稳定地位显现出来了；看来，哲学史必然在两个边界之间摆动，趋于消失，或是作为哲学的任务，或是作为历史的任务。在一个边界，哲学史趋向于成为不是作为哲学活动，而是作为科学活动的知识社会学。在另一个边界，哲学史趋向于和一种历史哲学混淆起来，它是一种哲学活动，而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职业中一门狭义的历史学科。

用方法论思考哲学史的任务在于证明哲学史是如何在知识社会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形成的。

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探索这两个边界的第一个边界。

今天，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是哲学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这门年轻的学科是起因于哲学史的纯哲学方面的意识。应该立即承认，这种批判不是针对有效性，而是针对这学科的范围；正是在思考知识社会学的范围的同时，人们巩固了在其范围内的权利和显示出哲学的哲学史的特殊性。

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范围不是基于各种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假设的范围——索罗金（P.Sorokin）的范围，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范围，K.马克思的范围，卢卡奇的范围，曼海姆（Mannheim）的范围，等等^[15]（我们将在后面回过来讨论这些工作假设的必然多样性）——而是表明这些工作假设属于一种惟一的知识社会学的范围。

知识社会学试图成为一门科学：看来，知识社会学能立即回答哲学史不能回答的问题，虽然知识社会学本身只不过是论述“伟大的”哲学家的“专题著作”的汇编。“伟大的”哲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一旦伟大的哲学家脱离无魄力的思想家维持的潮流和传统，其意义是什么？各种哲学间的关系是如何维系在一起的？

知识社会学不关注受哲学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惟一结构调节的观念的内在历史，试图把所谓的观念历史重新放回社会的整体动力学中。人们不能对某种计划的哲学起源，及其历史哲学的（geschichtsphilosophisch）先决条件提出异议（在最缺少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黑格尔哲学关于意识和精神的争论转变导致了一种“意识-反映”的极端理论，导致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劳动的迷恋。因为在产业劳动中，人表现为其社会存在的生产者，导致了在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事件的图式化，导致了“异化”理论——尼采用“本能”的“观点”的解释和生存必需的谎言的理论——文化类型和大文化体系循环的理论，等等）。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暗含的哲学当作工作假设和在“物理学理论”意义上的“理论”，那么我们就不能提出理由反对一门关于思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作用，关于某种计划的哲学起源的初步设想的学科：和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没有在普通的知识中和在最基本的科学知识中发现其对象的自发联系。从事实的研究开始，“理论”起着作用；研究一开始必须预先假定在思想和历史存在、社会存在之间建立的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纯功能的，那么研究的惟一指导原则是有关变量之间关系的可能性，但人际关系的极其复杂性通常难以进行这样的研究。在某些选出的例子中，社会学家不仅研究功能关系，而且也研究意义关系：例如，在归纳研究之前，社会学家意识到对世界的解释能阐明个体、群体和阶级的本能；虚假意识（Falsches Bewusstsein）的这种“明显”动机是能合理地加以系统研究的“潜在”关系的典范。在其“理论”研究的初期，知识社会学家预料到的就是这些意义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这门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领域一开始就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假设之间分裂了，这并不是坏事。我们把有价值的研究，例如，马克斯·舍勒，卡尔·曼海姆，P·A·索罗金等的研究归功于这种“理论”的多样性。(www.xing528.com)

从此以后，值得知识社会学关注的东西是它所使用的“知识”和社会或文化形势之间相关的检验方法；不管作为参照的自变量是什么——或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或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团体，或是索罗金的“文化心理”归属——惟一的问题在于知道知识社会学是否能通过系统的相关研究把它的工作假设转变成经验规律；如果知识社会学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能通过同情被理解的意义关系，而且也是因变量和属于一种概率逻辑的自变量之间的功能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为索罗金把“群众研究”（mass study）引入知识社会学感到高兴；试图根据客观标准来衡量一位思想家，一个学派，一种哲学、文学和一般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思想潮流进行定量分析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在这里，知识社会学是在坚实的基础上。

这些尝试表明了知识社会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对知识社会学范围的思考是一种对哲学史的理解的思考。

1）显而易见，不同的工作假设就像马克思、曼海姆和卢卡奇的工作假设与索罗金的工作假设不同一样，把解释局限在“典型的”思维方式上。在马克思意义上和在曼海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无个性特征的：“典型”的机械论理性主义或浪漫主义可以用意识形态的解释来说明；再洗礼教派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社会主义标志着曼海姆的乌托邦历史。在索罗金那里，事情也同样如此：他最终把“思想潮流”和在他看来在历史中交替的三大体系（感觉，观念和理念体系）联系在一起。是何种“思想潮流”呢？这些严谨的抽象正是哲学史的创伤：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等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根本的原因，知识社会学只能遇到“普通的种类”，而不是遇到“特殊的本质”。正是在这里，哲学史超越了知识社会学；理解要求历史哲学家抛弃“类型学”，抛弃对“思想潮流”的总体看法，每次都与一部特殊的著作打交道；我们的理解是：不是依靠作者的主观性——我们摆脱社会学只是为了回到心理学——，而是依靠根据其内在一致性的著作的意义；正是著作的意义及其内在的展开为哲学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本质。不过，普通的种类掩盖了特殊的本质。

2）这第一种限制归结为第二种限制：在成为一种态度，成为一种世界观，总之，成为一种反应之前，哲学是一个最初问题在历史上出现。伟大的哲学家开创了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不过，超越类型学的特殊性首先是问题本身的特殊性。

知识社会学原则上仍然处在哲学问题的激进主义之内，因而处在伟大的哲学的特殊性之内；它的最一般的假设是，“所有超有机的现象都是社会文化的”（索罗金）。哲学一开始就接受了因学派不同而具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学的分化；因此，索罗金证明其循环出现的主要文化的不变性是不针对提问的回答。我们遇到了一个悖论：所有的文化体系都悬在绝对无个性特征的“永恒的问题”、自在的问题之上。哲学史的任务是重新把握这些问题的哲学观点。在马克思和接近马克思的社会学家那里，思想仅仅作为支配因素才得到承认；提问的基本力量受制于其社会“影响”；这种力量被投射在人通过劳动形成的平面上。从此以后，没有人类言语的特殊问题，因为人类言语不是作为构成意义的言语，也不是作为包括人类言语的普遍语言（logos）。特别是在观念本身被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这种预先的还原决定了一种好的知识社会学；在基于人类言语的非技巧可能性的伟大哲学的门口，这种预先的还原失败了。通过其普遍表达的能力，言语超越了劳动，并在其社会动机方面使思想家的保持在萌芽状态。

哲学史是通过本身和通过这种最初“讽刺”的哲学的理解。还有待于知道的是，提问和表达的最基本可能性通过哲学史的这种再现是否能通过一种历史哲学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