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的方法及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应该统筹效率与公平、统筹协调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的基本形态，彰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文化治理实践中的应用智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文化治理格局，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同步、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融合，达到文化治理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是新时代文化治理体系的特色之所在，也是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精神需求的文化治理策略。

（一）顶天立地：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顶天，就是要把握方向性和原则性，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一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增强文化引领力。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联系历史性成就和变革，联系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凝聚力。着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发挥文化对人和社会的教化功能，用中华传统美德成风化俗，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立地，就是要注重现实性和灵活性，将价值引领与基层创新有机结合，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阔发展思路，拓宽发展途径，使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一方面政府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尊重群众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逐步弱化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垄断地位，抓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夯实公益性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在公共文化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发挥文化想象力，激发文化创造力，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规范经营性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与产业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

（二）收放自如：坚持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同步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我党也提出了文化治理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但没有建立起与之匹配的机制性、规范性措施，而是采取运动式的管理风格，导致反右扩大化。新时代的文化治理必须吸取教训，防止简单化、扩大化等不良做法。在多元多样的社会意识、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看到文化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考量并兼顾各方诉求，拿捏善治分寸，在治理的体制、机制、模式、方法等方面全面创新。文化治理的多样性就是要营造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美好向往的民主环境。这种民主环境从个体层面能带来多样性的好处，即文化以内容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形式的多样性、体裁的多样性扩充民众甄选的自由，文化产品能够机会均等地提供给民众。从群体层面，文化秩序的民主组织、文化产品的民主创造、文化元素的民主交流、文化发展的民主推动、文化成果的民主共享使社会更加朝气蓬勃和丰富多彩，同时也会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多元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冲突、碰撞、摩擦，存在着“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文化整合，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等。这种整合不是简单地采用功能切割、类别隔离以及工具控制等管理方式，而是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推进文化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蕴含国家意志的公共文化生活中来，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和文化迷失。把握文化治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要着眼于“坚守共同底线，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从而建设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多方共赢：坚持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www.xing528.com)

文化既是多侧面、多维度又是多层次的，即使同一个侧面、同一个维度也存在不同层次。民族社会的文化始终是多元一体的状态，展现为个体与群体、历史与现在、物质与精神、封闭与开放、共性与差异、归属与疏离等多种要素、角度的本质与价值分析。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文化治理要坚持文化利益上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尊重文化利益的主体性，就是满足一定经济关系下从事文化活动的利益的承担者、追求者、实现者和归属者的合理性需求，清晰界定国家文化利益、社会文化利益和公民文化利益的基本范畴，实现利益主体地位平等，保障多元利益共赢。尊重文化利益的共生性，在于提高人们的教育科学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鼓励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合理调整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把满足个人消费的文化产品转移成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更加自觉地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更加科学地追求社会利益，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文化利益上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有利于文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壮大和文化市场的繁荣，有利于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进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文化治理要坚持文化形态上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坚持文化形态上的主体性就是坚持文化治理的人民性，是为了增进人民大众主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文化形态上的共生性就是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壮大‘草根’文化，包容网络文化、微博文化、都市文化等群众文化，真正发展多元性的‘大众的文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坚持文化形态上的主体性与共生性的统一，必须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心骨”，必须植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促进“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与竞争，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

（四）内外兼修：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融合

当前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同时又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必然与文化治理的民族性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与矛盾一定程度上持续内化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内源性动力。文化治理的世界性是面向现代化进程、他国先进文化、文化普适性的表征，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必然；文化治理的民族性是面向中国国情、内在包含着传统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地域性的表征，是当代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独特标识。民族性是文化治理体系建构的土壤，而世界性则是文化治理体系建构的促生剂。这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现代化维度，也是体现文化先进性的根本来源。在民族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民族化的张力中，文化治理要糅合中西文明之长，以此成为塑造一个有根基、有灵魂、有持守、有创新、有气度的国家形象的引擎，这就要求一方面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进程中保持文化治理的民族个性；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创造与时俱进的活力，充分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使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如基于礼治的精英治理、基于“和”文化的协商共治等治理手段，还有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等文化治理理念，以加强其与现代治理模式构建的契合。此外，在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吸收外来精华，积极融入世界文化大格局，融入全球治理理念，使中国文化历久而弥新。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长期以来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无法单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更需要利用文化治理的深层力量来达成共识推动问题解决。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柔性的力量和隐形的因素，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体验感、归属感、获得感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重新崛起及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保证，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治理体系的方法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是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战略支撑，也是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只有科学把握建构文化治理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进而引领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不断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