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研究：提升现代化文化治理

范畴是人类思维成果高级形态中具有高度概括性、结构稳定的基本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并确定事关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既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相互渗透。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没有软实力，就没有所谓硬实力；反之亦然。硬实力为软实力提供物质基础、科技平台、传播手段；软实力为硬实力提供思想智慧、发展战略、精神动力。例如，没有先进的武器、充足的经费、可靠的后勤保证，即没有硬实力，仅仅凭靠精神、智慧和意志，即仅有软实力，很难战胜强大的敌人。反过来，仅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后勤保证，而没有指战员的忠诚、智慧和士兵的严明纪律、高昂斗志，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后勤保证可能变成一堆废铁废物，甚至为对手所用，同样要打败仗。

（二）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政治动员力、军事打击力、文化吸引力、科技创新力、民族凝聚力等综合实力。前三项属于物质硬实力，后三项属于文化软实力。随着核武器威力的提升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军事打击力的使用渐渐受到制约，新闻舆论对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的左右能力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在综合国力中物质硬实力的地位和影响相对下降，而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影响相对上升。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东西、南北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是综合国力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古代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教、道教、佛教思想为主要内容，也包括古代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歇后语、服饰、器物等。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哲理思辨、创造智慧、心胸眼界、精神追求、审美情趣、意志品格、处事心态、风俗习惯等。正是这些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脉”“魂”。当代中国文化是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虽然在其发展沿革中也接受了外国的文化，但其“根”“脉”“魂”始终没有被割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只有充分汲取这个“根”“脉”“魂”的正能量，并与时俱进，不断赋予鲜活的时代精神，才能立得稳、发展快、易做强，大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核心价值观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事关民族与国家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事关每个人的责任心、使命感、原则性、道德和良知，事关每个人的理想信念、理论信仰、崇尚敬畏、意志品格，事关真假鉴别、是非判断、善恶扬抑、美丑选择、好坏取舍。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一旦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自觉践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会充满正风正气、朝气蓬勃、团结和谐、同心同德、昂扬向上、勇敢无畏、富有创造力和竞争力，使国家文化软实力达到某种极致。反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充满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就可能歪风盛行、正气不振、是非颠倒、理想缺失、人心散乱、自私怯懦、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和活力，必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十分脆弱，不堪一击。可见，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精髓，能否自觉培育和践行充满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是判断文化软实力强弱的根本标准。(www.xing528.com)

（五）文化多样性与核心价值体系一元性的关系

民族是多种的，地域是多类的，历史是多轨的，产生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文化必然是多样的。而作为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核心价值体系，它不能不受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则必然是一元的。在古代，由于国际交往和族际交往都比较少，所以文化多样性与核心价值一元性的矛盾并不明显。今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信息网络化发展迅速，各种思想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激荡、相互交锋、相互交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因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各个国家核心价值观一元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做大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核心价值观培育，又要敞开胸襟，放开眼界，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借鉴国外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既要吸收各国先进文化之精髓，又要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总之，既要使多样文化为我所用，又要以我为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定的正确方向。

（六）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具有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思考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必须从思考文化产业“双重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和文化产业“两个效益”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文化产品真正能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情感亲疏、是非判断的，不是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和经济效益，而是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导向。某种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导向积极正确，社会效益就能发挥正能量；如果意识形态导向错误，其社会效益只能发挥负能量。而正负能量的大小，则取决于其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正能量文化产品销售得越多、传播得越广，其社会效益就越好越大；反之，负能量文化产品销售得越多，其社会效益就越坏越糟。可见，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同文化软实力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为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和扩展提供载体、平台和渠道。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重视其经济效益。

（七）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内环境”和“外环境”的关系

文化软实力发展所依托的“小内环境”，一是指学术领域的队伍状况、学术思潮、学术成果、学术活动、意识形态管理；二是指文化产业的产品规划、产品创作、生产流程、组织管理、市场营销；三是指文化事业宏观布局、微观管理、主题设计、导向把握、人才培养等。文化软实力的“小外环境”则是指国家是否重视学术领域、文化产业领域、文化事业领域，针对这三个领域所出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配套合理。文化软实力“小内环境”与“小外环境”的各领域、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综合，就是文化软实力生成的“大内环境”。而文化软实力的“大外环境”，既包括影响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状况，也包括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文化思潮等大环境。总之，研究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系统的思维，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寻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最佳战略。

（八）文化软实力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从理论上打好基础，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其他研究难免莫衷一是，各说各话。应用研究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所谓“经世致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落脚都在“用”上。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作前提、作指导，任何应用对策研究都可能是盲目的、肤浅的、短视的；但如果只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轻视甚至放弃应用对策研究，那么，这样的研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进步，显然是无助的。只有二者互助，才能大有作为。文化软实力研究更是如此。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观点之所以遭遇众多质疑，就是因为他忽略了基础研究，缺少清晰准确的概念界定，所以容易产生歧义。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之所以传播广泛，恰恰是因为它同每个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实际需要相联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要想成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并发挥务实管用的智库作用，必须把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