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一个重要问题

要全面理解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法律性质，就应当把它放在固有的权力关系、权力格局中进行透视。通过考察筹备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可以更加准确地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做出法律上、政治上的定位。

首先是筹备组与残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以辽宁省为例，虽然辽宁省十二届人大的大多数代表、多数人大常委会委员都失去了代表资格、人大常委会委员资格，但毕竟还有16%的人大代表以及39%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依然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这些“剩余代表”“剩余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否拥有某种制度性的权力？他们与筹备组的权力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可以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这些依然站立的“剩余代表”与“剩余人大常委会委员”即使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整体，也不能拥有省人大及省人大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因为会议已经无法举行。但是，他们作为个体化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条列举的权利，依然可以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列举的义务，依然应当履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章规定的“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从第十九条至第三十条），这些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依然可以开展。那些涉及贿选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违法或犯罪，不应当牵连到他们身上。而且，他们的代表资格、人大常委会委员资格依然是有效的。只要辽宁省十二届人大没有届满，他们始终都是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新筹建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大常委会中，这些在“政治地震”之后依然站立的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应当继续保留。而且，由于其他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违法犯罪，致使他们无法通过正常举行会议的法定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意味着他们也是其他人违法犯罪的受害者。

其次是筹备组与选举委员会的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只有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才由选举委员会主持。而且，无论是区县还是乡镇的选举委员会，都由区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组建。由此，我们发现，假如今后出现了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那么，筹备组与区县、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职能就可能出现交叉或重叠。因为区县、乡镇的选举委员会是选举法规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区县、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只能由选举委员会主持。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与同级选举委员会在职能上可能融为一体。由于省级、市州级人大代表都是由下级人大选举产生，省级、市州级没有选举委员会，因此，就辽宁、衡阳的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来说，不会发生与同级选举委员会的关系。但是，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具有普遍意义。大面积的贿选既然可以发生在辽宁省人大、衡阳市人大，依照同样的逻辑，也不排除可能发生在区县人大、乡镇人大。这就是说，在无法预知的未来，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也可能出现在区县甚至乡镇层级。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研究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所涉及的权力关系，还应当考虑到筹备组与选举委员会的关系。(www.xing528.com)

再次，还应当考虑筹备组与上级人大常委会的关系。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是上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因此，上级人大常委会与筹备组之间，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换个角度来看，上级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这个筹备组也可以理解为上级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或“特使”，筹备组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在执行上级人大常委会的旨意。从法律依据来看，《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对于省级（譬如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市州级人大常委会来说，为下级政权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正是“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筹备组应当对决定成立它的上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应当按照上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完成预定的筹备任务。

最后，筹备组还会涉及与同级党委的关系。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既要接受上级人大常委会的直接领导，同时还要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譬如，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的同时，还要接受辽宁省委的领导。其法理依据是，筹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属于地方政权建设，地方同级党委对于地方政权建设应当负有主体性的政治责任。因此，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来说，接受上级人大常委会和同级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应当作为一个基本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