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话语背后的思维误区及其解读

先后出现的三种意涵表明，尽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当代中国的宪政概念依然没有形成清晰的内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宪政虽然还未成为一个得到严格论证的社会科学概念，但这个概念的诱惑力又相当强，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智，进而衍生出一个庞大而混杂的宪政话语体系。其中，很多人还以虔诚的姿态信仰宪政。甚至一些学者，也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宪政这个概念，把这个寻常的概念送上神坛，加以神化。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学者与宗教信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宪政概念的神奇魅力是怎么产生的？宪政为何会成为图腾？宪政为什么会获得“神”的地位？“宪政神”是怎么产生的？在流行的宪政话语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思维误区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虚构因果关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之所以很快接受了源出于西方的宪政概念，及其所指代的欧美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元素，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人（譬如梁启超）已经把宪政当作了一剂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认为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宪政才能让中国富强起来——宪政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宪政能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宪政的功效已经得到了验证：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们有宪政这个好东西，宪政是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思维和推理，虽然在近代中国很流行，但严格说来，它是虚构因果关系的产物。西方的富强是因为宪政吗？是因为制定了宪法、设置了议会、限制了权力、保障了权利、维护了自由，结果就富强起来了，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在西方的富强与中国人想象的宪政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富强的程度都是相对的。一个国家能否处于相对富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是否有“宪政”没有必然联系。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秦国相对富强，但秦国的富强与一些中国人期待的宪政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长期认为英国是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20世纪以后的英国，显然不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英国曾经一度是全球最富强的国家，但英国的“完美宪政”并不能维系它的这种最富强的地位。同样，当今美国的富强也与中国人想象的宪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譬如工业革命、宗教伦理、海外殖民、海外贸易等等，成功地取得了相对于别国更加富强的地位，但这种地位绝非这个国家事先规划了“宪政”并实施了“宪政”的结果。

（二）把特殊作为一般

中国知识界关于宪政的想象，实际上是以西方强势国家作为原型的。哪个国家最强势，哪个国家就被选为宪政的主要原型。在19世纪，英国最强势，是“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宪政就是19世纪末期梁启超眼中最完美的宪政；在20世纪，美国最强势，美国的宪政就是当代学者眼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宪政。美国有相对典型的三权分立，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三权分立；英国一度盛行议会主权，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议会主权；英、法、美诸国在自己的宪法性文件或政治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权等概念，因此，宪政的一般特征就包括了自由、人权，以及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禁不起推敲或质疑的，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它的问题在于：把某个特定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宣扬的某种价值，或形成的某种制度当作一种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价值或普适性制度，并没有理论上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把多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宣扬的、所形成的各种价值或制度叠加在一起，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汇聚、堆积，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或制度就可以组合、拼凑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血脉相通的、典型的、标准的“宪政”，这与文学创作中典型形象的产生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文学创作中，你可以把这个人的脸、那个人的胳膊、第三个人的背影、第四个人的声音、第五个人的性格等要素拼凑起来，形成一个丰满的文学形象，但是，政治社会中的制度却不可能如此拼凑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年来中国理论思潮中沉淀下来的宪政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手法。有鉴于此，我们在继续使用宪政概念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注意，现在流行的宪政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把特殊当作一般”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是简单拼凑、物理堆积的产物。

（三）混淆实力与真理

近现代以来，西方是有实力的，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最强势国家的角色。但是，力量并不是知识，更不是真理。透过中国知识界对源出于西方的宪政概念的依赖，可以发现，一些人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把实力与真理混淆起来了。回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依然认为，虽然西方有坚船利炮，但是，中国固有的政教制度依然是真理的载体。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指，虽然西方在“坚船利炮”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夷夏之别”还是彰显了中国政教制度的优越性，也意味着最高的真理依然还在中国人手中。但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特别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失去了对于固有的政教制度的信心。相反，由后来的宪政一词所指代的西方政教制度，逐渐成为真理的载体与化身。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形成对宪政所指代的西方政教制度的精神依赖与心理崇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与西方的政教制度相互携手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法抵御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这个道理，也许可以用“有实力才有魅力”来解释，也许还可以用“爱屋及乌”的心理来解释：因为爱一处房子，所以也爱那房顶上的乌鸦；同理，因为敬畏英美等国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也敬畏与这些实力相伴随的政教制度。当然，与“爱屋及乌”不同的是，中国对西方的政教制度的敬畏感来得要晚一些，是中国主流思想界抵抗了半个世纪之后才举手投降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指出：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并不等同于真理，“坚船利炮”与宪政一词所指代的西方政教制度有一些关联，但并不必然相关。因此，有反思能力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两者割裂开来，宪政的归宪政，其他的各自归属于相应的领域。(www.xing528.com)

（四）重个体轻整体

一些人对宪政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由的强调。我们认为，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维护和保障自由是绝对正当的，也是必要的，甚至是迫切的。但是，从个体的、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解释政治与法律，只能解释政治与法律的一个侧面。政治与法律从根本上说是整体之事、群体之事、众人之事，应当强调个体与整体并重。应当看到，即使是在西方经典性的自由主义论著中，自由也是指“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113]，在这个定义的背后，有一个未经言明的主体：群体性的国家。也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也注意到了群体或国家的主体地位。然而，在中国的一些论者看来，自由是宪政的首要价值，而且，他们把自由单纯地理解为个体的自由。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思维误区：看到了个体，忽视了整体。他们没有看到，政治、法律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群体化生存的问题；一切政治、法律问题都应当从人的群体性、整体性来理解。如果抛开群体性、整体性，仅仅着眼于人的个体性，仅仅着眼于人的个体化生存，当然也是可以成立的，但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就不是政治、法律问题，而是艺术、心灵之类的问题。因此，讨论中国的宪政，着眼于国家、群体、整体的立场更为合理，即使要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也不是自由而是责任，不是权利而是义务，更有助于诠释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更有助于诠释中国的宪政。

（五）激情压倒理性

在流行的宪政话语体系中，还反映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思维方式：宗教般的激情压倒了学术理性。关于政治、法律问题的学理论述，本来应当具有理性的、节制的、反思的、包容的品质，但在宪政话语体系中，恰恰不是这样，过于浓烈的情绪已经压倒了理性。特别是在一些网络媒体中，理性、节制的言论因其平实、朴实，感召力反而有限。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言论“不过瘾”；在很多人的预期中，那些批判性、颠覆性、令人血脉偾张的言论更值得接受，那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文人气质的、诉诸道义的、唯美倾向的、情感化的言论更值得期待，这些都反映了宪政舆论的非理性——而且是固执的非理性。然而，一个思维上的误区就在这里显现出来：把政治、法律问题转化成为伦理、道义、境界问题，甚至是艺术方面的问题，甚至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必须看到，政治、法律问题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现实性。在政治、法律领域，有一些“不唯美”“不纯洁”的现象，是一种永远无法改变的常态。激情有它的正面意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宗教领域，但在关于政治、法律的言说中，如果激情压倒了理性，如果以充满激情的方式叙说宪政，虽然可以宣泄情绪、激起宗教般的信仰，却不是进入政治、法律问题的学术理论门径，也不是关于宪政问题的社会科学的理解。

要走出关于宪政的思维误区，并不意味着要反对宪政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宪政作为一个在百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社会科学概念，其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一方面，宪政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理论、法律理论中的一个范畴，是分析中国政治、法律问题的一个工具性概念，具有理论意义，它的内涵的伸缩性、模糊性，也使它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涵盖能力。另一方面，宪政作为源出于西方的一种理念与文化，它也是西学研究的一个范畴；研究西方的政治、法律，宪政也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宪政概念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