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论中国法的精神》揭示

2014年春天，有一个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归国的法学同行问我：你承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性吗？我说，我当然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我都承认。抽象地说，它们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都像善良、德行、友谊等好东西一样，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让小孩子在街头便溺是自由吗？把私家车停在城市道路的两侧是自由吗？在小区广场上放着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权吗？今日泰国的民主该如何评估？问题就在这里。抽象地说，自由、民主、人权都是积极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实处，问题就出来了。“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41]这句充满悖论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与自由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法治也是这样。有没有普适性的法治？当然是有的。法律规则下的治理，就是一种普适性的法治。有法律，并按照法律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适形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作为法治之依据的法律，应当是普遍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这些要求都具有普适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普适法治，应当确认、接受这样的普适法治。

但是，我们用这种普适法治提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很麻烦。譬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是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文件，已于2018年3月19日经国务院决定废止）这部行政法规来进行劳动教养，从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这部行政法规也是普遍的，也是公开的，也是明确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是稳定的。按照普适法治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实践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认为这部行政法规不能继续适用，应当予以终止。

再放眼看看当代中国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规章，哪一部法律、法规、规章与普适法治的要求构成了明显的冲突呢？几乎没有。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就处于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治理之下，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法治水平并不高，甚至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适的法治标准跟自由、人权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大词”。这个“大词”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法治的认知仅仅止步于这样一个“大词”，其实是无济于事的。谁都知道法治很好，应当实行法治，但怎么实行呢？这就是具体的法治。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建设；法治中国建设，应当着眼于具体法治的研究。

所谓具体法治及其建设，就是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法治建设。一切从时间、地点、条件出发来讨论法治，语境化地讨论具体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废存、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去留等，就属于具体法治问题。公众普遍关心的房价太高、就医太难之类的问题，如果要从法律、法治的角度来观察，就是现实性极强的具体法治问题。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法治建设只能针对具体问题，建设具体法治；不可能去建设一个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设一个普适的法治。(www.xing528.com)

从理论上看，普适法治与具体法治的关系，就相当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甚至是传统中国所谓的天理与王法的关系。应当追求普适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适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样，只能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要法治。实践中的法治只能是具体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决具体问题为追求的具体法治，只能是把事情办好、办妥、办成的具体法治。这样的具体法治，才是法治研究应当聚焦的对象。

对于当下的法治研究来说，不必在普适法治的概念与理念上过多地纠缠，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具体的法治问题上。套用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42]的名言，我们也可以说，少谈些普适法治，多研究些具体法治。在实践中，严格地说，只有具体的法治，没有普适的法治。

经典作家马克思出身于法律专业，在他的众多著述中，讨论了大量的法律、法治问题。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专门论述过法治的概念，尤其没有对普适的法治进行过讨论。马克思对法治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具体的法治问题，譬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讨论，关于普鲁士林木盗窃法的讨论。还有恩格斯关于英国宪法的讨论，等等，^[43]也都是关于具体法治的讨论。应当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具体法治的研究路径，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具体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