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符号化的图腾：中国法的精神

尽管“现代性”的弊端（实际上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已经得到了极其普遍的认知，批判现代性的理论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很多批判者还是想拯救这个千疮百孔的现代性概念。

上文述及的各种现代性，譬如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古典的现代性、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等，这些关于现代性的各种修饰，表面上看，是对现代性进行了分类处理，实质上还是出于对现代性的依赖。在这种依赖感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现代性已经出现了图腾化的趋势，已经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

作为学术概念的“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语totem，本来是指某个特定民族的标志或图徽。从人类学或民族学的角度来看，“图腾既是整个氏族的标志，也是每个氏族成员自身的标志，图腾实际上成了每个氏族成员在对内对外事务中的‘身份证’”。人类对于图腾的崇拜，“产生于人们对于某种动物行为和植物作用的神秘感和依赖感”。^[51]作为人类学、民族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种普遍现象，图腾及图腾崇拜现象也可以用来描述现代性这个概念在当下的境遇。

如上所述，在流行的理论中，现代性主要用于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或性质——从它的实际指向来看，主要是指17世纪以来的欧美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或性质。只是，这些特征或性质与所有社会的特征或性质一样平淡无奇。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17世纪以来的欧美社会确实会呈现出某些独有的特征。但是，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没有某些独有的特征呢？

然而，就是这个虚构的现代性，居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概念，居然成为一个图腾。换言之，对现代性这个词的迷信与崇拜，已经异化成为一种图腾崇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化过程？关于现代性异化成为符号化图腾的机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崇拜或信仰某个对象（尤其是虚拟的、超越性的对象），也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基督教的力量很大，宗教信仰较为普遍，整个西方社会崇拜或信仰的对象主要是上帝。17世纪以后，伴随着“神之下降”与“人之上升”的同步进行，人们崇拜、信仰的神或上帝渐渐开始褪色，甚至已经不堪充当全社会，尤其是主流知识界信仰的对象。然而，在这样的“现代社会”里，人类信仰某个东西的习惯并不会骤然消失，也不会突然中止。当中世纪习惯于崇拜或信仰的上帝“死去”之后，人们又会不自觉地造出一个上帝的替代物来充当崇拜的对象——这个新的“上帝”就是现代性。这就是说，现代性是上帝“死去”之后的新上帝，是无神时代的神的替代物。没有现代性这样的替代物，一些人的精神就无所寄托。(www.xing528.com)

第二，现代性适合充当上帝的替代物。上帝是无形无相的，与之相类似，现代性也是飘移的、模糊的，甚至是空洞的、无形无相的。现代性就像一面光亮的镜子，谁走到它的面前去打量，其实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譬如，很多人都认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要素，然而，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即为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信仰者。现代性的这种“镜子”的品性，使它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不同的人，甚至是观念截然对立的人，都可以接受现代性的概念，这就仿佛西方社会的众多宗教信仰者，尽管分属于不同的教派，相互之间甚至杀伐不已，但都信仰同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一样。在现代性的信仰者眼里，现代性也是这样一个值得崇拜的对象。可见，现代性与上帝之间的可比性，现代性作为上帝的替代物，让它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世界，尤其是在很多知识界人士的眼里，充当了上帝曾经占据的神圣地位。对于这样的现象，也许可以概括为“上帝脱魅，现代性入魅”，或“上帝走下神坛，现代性走上神坛”。

第三，现代人的自我拔高是现代性走上神坛的动力。如前所述，现代与现代性的提出，意味着时间维度上的一个断裂，意味着把“过去”作为“现在”的对应物。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二元划分，有助于通过“过去”来确认“现在”。为了实现对“现在”的自我确认，现代人采用的基本手法是通过“贬低过去”来“拔高现在”，从而为“现在”提供某种正当性的依据。在“拔高现在”的背后，本质上是现代人的“自我拔高”。所谓“人之上升”^[52]，就是对人的“自我拔高”的一个形象化的表达。“人之上升”到底“上升”到哪里去了？我的回答是：上升到过去的神占据的位置上去了。人取代了神，更准确地说，是人的理性、自我取代了神性，成为现代人崇拜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现代人自我拔高、自我神化、自我迷恋、自我中心化的一种表达。事实上，按照另一种思维方式，“今人”并不比“古人”进步，从“过去”到“现在”，并无进步可言。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思想在某个方向上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是以在别的方向上的退步为代价的；思想上的进步克服了某一固有的局限之时，原先一些重要的洞见总是被遗忘了，这就是那一进步所带来的结果。这样，总的看来，就没有什么进步可言，有的只是从一种类型的局限到另一类型的局限的变化。”^[53]

在以上机理的作用下，作为一个虚拟的概念，“现代性”已经异化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成为“今人”崇拜与信仰的对象。这就从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今人”依然还没有走出“中世纪”，或者说，17世纪以后的西方人已经走出了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中世纪”，但又走进了另一个精神意义上的“中世纪”。永远生活在“中世纪”，也许是高视阔步的现代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

上文已经提到，衣俊卿把现代性的精神要素之一概括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这个精神要素的实质，就是符号化、图腾化。所谓“意识形态化”，就是没有商量、不容辩驳。这样的“叙事”，就是关于“图腾”的叙事——因为，对于图腾的信仰、崇拜就是没有商量、不容辩驳的。这种出自现代西方人的“中世纪叙事”，跟当代中国的法律与法治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换言之，现代性与中国法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事物。如果我们让现代性来指引中国法律与法治的方向，那就相当于让上帝来指引法律与法治的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把法与现代性结合起来推演而成的法的现代性理论，实为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