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政治的历史渊源 - 论中国法的精神

信托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一种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也许就可以用“信托”二字来概括。譬如，按照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度，一个政治领袖把“天下”转让给另一个政治领袖，其实就是政治信托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传统中国的信托政治，主要还不是指这种传说中的“禅让”制度，而是指上天、民众与帝王之间形成的政治信托关系。

在《尚书》这部古老的典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商周交替时期有关信托政治的表达与实践。

《尚书·泰誓》^[30]记载了武王伐纣之前的几次讲话，在其中的一次讲话中，武王说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周武王讲这段话，主要在于论证自己出兵伐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周武王的理论逻辑，商周之际的政治关系主要涉及三类主体：上天，民众，君主（天子）。周武王自己也承认，商王当政，是受命于天，有天命作为依据，因而是合法的；甚至纣王当政也是受命于天的，同样具有合法性。这就是说，是上天把天下的政治事务委托给了包括纣王在内的历代商王，并由此形成了上天与商王之间的政治信托关系。但是，在这种政治信托关系形成之后，商王还必须履行政治受托者的职责，其核心内容就是造福于民众。否则，就是在故意撕裂上天与君主之间已经形成的政治信托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纣王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与受托者的角色要求背道而驰的：既不敬天，更不爱民，反而还要想方设法祸害百姓。上天因此而震怒，授命周文王予以讨伐。虽然周文王没有完成讨伐纣王的使命就去世了，但是，周武王作为文王遗志的继承者、天命的承担者，应当继续完成讨伐纣王的使命。在武王看来，政治信托关系首先体现在上天与君主之间，无论是纣王当政还是文王、武王的讨伐，都是基于上天的信托，都是受命于天。(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按照周武王在《泰誓》中所讲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原理，在上天与民众之间，还具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盟关系。这就意味着，民众的愿望，上天必然会予以满足；反过来说，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上天也会给予惩罚。因此，纣王祸害民众的种种恶行，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影响他（纣王）与上天之间的政治信托关系，但是，却违背了与天意相一致，甚至比天意位阶更高的民意。因此，纣王的恶行仍然是对固有的政治信托关系的损害与破坏。只要政治信托关系出现了破裂，就意味着纣王作为国王（天子）的正当性、合法性不复存在，这就为周文王、周武王的军事攻伐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通过《尚书·泰誓》中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就已经孕育出了信托政治的观念。从后来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尚书》中反映出来的这种信托政治观念并没有随着周王朝的衰败而结束，而是一直潜藏在中国政治变迁的大潮深处，以至于春秋战国以降的改朝换代，都习惯于借助这样的政治逻辑：由于即将覆灭的旧王朝违背了天命，即违反了上天与旧王朝之间的政治信托关系，因此，对这样的王朝进行革命就是正当的，而且，这样的革命还是在“替天行道”，是根据上天与革命者之间形成的政治信托关系而展开的，因而有足够的道义依据。至于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则是新的政治信托关系的受托者。按照这样的政治观念，每一个旧王朝的覆灭，都意味着一个旧的政治信托关系的破裂；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信托关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