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秩序之原理，在传统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浸润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既不乏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具有丰沛的生命活力。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太极图——既是道家的，也是儒家的，还是阴阳家的——就是对这种法哲学的符号化的表达。在先秦典籍里，道家强调“使民不争”[24]，法家主张“以刑去刑”[25]，儒家期待“必也使无讼”[26]，这些主张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学派，其实包含了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对于和谐秩序的共同向往与共同期待。因为，无论是“不争”“去刑”还是“无讼”，其核心的价值目标（或核心价值观）都是和谐。由此可知，儒家、法家、道家之间的差异，尽管被历代学者津津乐道，但它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在于形而上的“道”，而是在于形而下的“术”。因为，三大学派的法哲学都可以概括为和谐秩序原理，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走向和谐秩序的技术路径不同：道家要求“绝圣弃智”，法家要求“以法为本”，儒家要求“克己复礼”，由此才出现了没完没了的批评与反批评。
数千年以降，儒、法、道以相互交错、相互融会的方式，共同支配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无论朝野，无论是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国法哲学与政治哲学都可以概括为和谐秩序原理。然而，自从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个中国传统的法哲学失去了她的魅力。根本的原因已如前所述：来自海上的自由秩序原理在武力的护卫下，成功地登陆中国，全面而彻底地征服了19世纪后期直至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并迅速地矮化、丑化、妖魔化了传统中国的和谐秩序原理。1949年之前，毛泽东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7]，强调武力是新秩序的前提；1949年以后，毛泽东长期坚持“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强调暴力、武力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功能。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强调经济实力在国内、国际秩序建构中的意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强调器物、强调“力”的秩序原理。
政治家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当然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急迫的、现实性的、利害得失层面上的权衡与考量，绝对不能代替长远的、超越性的法哲学、政治哲学、国家哲学、社会哲学。因此，立国之道，不仅仅是指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在“说法”上“立起来”，在解释系统上“立起来”，从而为国家、族群、人类的生存方式提供法哲学上的依据。
当前，在学术思想领域，中国在一些“说法”上认同自由秩序原理，并试图以这样的法哲学来规范自己的经济、科技、军事领域的秩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秩序原理首先是一种法哲学、政治哲学，它的作用领域首先是思想领域与政治法律领域，然后才是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但在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实践领域，中国的“做法”，譬如政治协商制度、重调解的诉讼原则、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等，并不符合自由秩序原理，而是保持了和谐秩序原理的某些特色，是和谐秩序原理支配下的实践。由此，就造成了“说法”与“做法”之间的矛盾，以及“说法”“做法”两个方面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此外，按照自由秩序原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必然要求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必然对别国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换言之，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秩序原理的逻辑，“崛起”与“和平”根本就不可能并存。世间流传的心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炼”成的。(www.xing528.com)
有一首陕北民歌唱道：“大红果果剥皮皮，人人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俩没那回事，好人担了个赖名誉。”一贯崇尚和谐、和平的中国，从无侵略别国历史的华夏民族，为什么被别人说成是“威胁”？为什么“好人担了个赖名誉”？原因之一就在于，面对世界，我们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
汉语法哲学具有多重使命。在当前，它应当承担的一项时代使命是——用汉语向世界解释中国，以法哲学的方式重新阐述中国形象、中国逻辑。如何解释？怎样阐述？简而言之，就是要以天人和谐取代个体自由，以天下体系取代国际体系，[28]以道义政治取代功利政治，一言以蔽之，以和谐秩序原理取代自由秩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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