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去解释自己的能力原因及解析

如前所述，法哲学的主题是秩序原理，它近似于政治哲学，但又略有区别。就政治哲学这个概念而言，一方面是太宽泛，与公共事务、群体生活有关的基础理论，似乎都可以归属于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不够宽泛，似乎只与政治有关，似乎仅仅是关于政治的哲学。而我们选择的“法哲学”一词，则可以更集中地体现对于秩序的追求。因为，立法就是“立秩序”，立法者就是秩序的建构者，关于法的哲学就是关于秩序的哲学，所以，法哲学就是关于秩序的基础理论，就是关于秩序原理的学说，就是为人类的秩序找一个根本。

只要有群体生活、公共事务，就有对于秩序的需求，就会形成某种特定的秩序；对某种秩序及其基本原理的阐述，就形成了法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文明史上，用汉语表达的法哲学源远流长，一直持续不断。

在《尚书》这部中国古老典籍的开端，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1]

仅仅从这几十个字中，就可以体会到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法哲学。中国人群体生活中最先值得记述的重大事件是圣王的出现。帝尧就是初期的圣王，他具有多种优良的品质与才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恭谨节俭，明察四方，深思敏达，温和宽厚，既讲诚信，又能让贤。这些品质与才能，让帝尧闪耀着普照四海、兼及上下的光芒，圣王的魅力也由此而形成。他的品格、才能、魅力，让他能够表彰有才能的人，使他周围的九族相亲相爱、彼此团结，这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在九族和睦之后，他又考察、分辨百官众族。第三步，在百官众族的政事辨明之后，他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民众也因此受到教化而和睦起来。

这几个步骤，表达了中国先民们所理解的秩序原理：圣王的出现是形成良好秩序的起点；圣王善于任用才德之士，首先使他周围的群体（九族）形成良好的秩序；然后再从稍远一些的群体（百官众族）中选拔重用才德之士，使他们也能形成良好的秩序；按照同样的方法，最后延伸到万邦诸侯及天下所有的民众，使他们也能够形成良好的秩序。这样的人类秩序蕴含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秩序的源头与动力是圣王，他是先知先觉的人，其他人都是后知后觉的人。第二，秩序的目标是和睦、和谐、团结、友善的人际关系。第三，实现秩序的基本方式是圣王的德行感召，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由中心到四方再到天下，教化所有的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序良俗由此而得以建立起来。这，就是中国早期法哲学所描述的秩序图景。

《尚书》开篇描述的这幅秩序关系图，当然不能概括中国早期法哲学的全貌，譬如天人之间的秩序、身心之间的秩序，在这幅图景中都没有反映出来。但是，这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早期法哲学对于人类秩序与世界秩序的解释模式，具有隐喻与原型的意义。此外，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12]，虽然是对乡土社会尤其是其中的亲属关系的概括，但也可以用来描述传统中国最基本的秩序关系：帝尧就相当于投向水面的那块石头，由此所发生的一圈圈波纹，就相当于由近及远地、逐渐地建立起来的秩序。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法哲学、世界观，都是以这个“差序格局”为原型的；一切儒家伦理，都是以这个原型为基础的。瞿同祖在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已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从家族、婚姻、阶级等角度，对这样的秩序关系给予了全面而细致的描述。^[13]由此可知，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差序格局”为原型的秩序原理，基本上能够解释家、国、天下等诸多层面上的秩序关系。然而，以马嘎尔尼使华过程中的中英礼仪之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的秩序原理及其法哲学解释系统已经面临着实质性的挑战。如前所述，在经历了19世纪下半叶的震荡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思想界全面失去了以汉语法哲学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信心。(www.xing528.com)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思想界对于中国本土的秩序原理没有信心，全面皈依密尔、达尔文、哈耶克的法哲学及其自由秩序原理，并不意味着后者本身真正拥有全面地、永久性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能力。中国思想界对密尔、达尔文、哈耶克的皈依，更根本的原因与动因，绝非自由秩序原理本身的魅力，而是这种法哲学所附丽于其上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说得更直白一些，在相当程度上，是英国当时的坚船利炮提升了自由秩序原理的理论说服力；而自由秩序原理、社会达尔文主义反过来又为四面出击的坚船利炮披上了一层正当化的外衣。然而，在中国的思想界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秩序原理是原因，坚船利炮是结果，在自由秩序原理与坚船利炮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国要实现富国强兵，要拥有自己的坚船利炮，除了接受自由秩序原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思想界是无可奈何地跌进了自由秩序原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怀抱，他们认为，只有那个东西才是一条结实的救命绳子。

依我们的“大胆假设”，这恐怕是个误会。因为，自由秩序原理与英美诸国的强盛，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也许更为准确：“做法”“活法”在先，“说法”“立法”在后；换言之，是先准备了坚船利炮，先有了四处“发现新大陆”的行为与事实，然后才提炼出为这些行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自由秩序原理。不看到这种可能性，不看到“物”对于“词”的支配性，我们对于“词”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就不可能给出一个全面的、更可靠的解释。

然而，时至今日，情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硬实力不如外来者，因此，我们也必须俯首接受外来者的秩序原理与法哲学，那么，百年之后，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随着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复兴与硬实力的增强，我们也需要形成自己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用汉语表达的解释系统，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秩序原理与法哲学。

这不仅是13亿中国人站立起来之后的需要，也是中国智识界、思想界对于人类社会应当承担的一项道德义务。因为，就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多元发展而言，形成多样化的秩序观、多元化的法哲学、多元化的现代性，乃是人类秩序走向生态化的必备条件。如果只有一种秩序原理，只有一种法哲学，无疑会助长某种单极化、专制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