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面向未来！

抽象地可以说，思想要从一切阻碍我们深入事物内在实际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初提出的“破除一切迷信”这句话，应该说是对的。思想不能有迷信，不能迷信感官、迷信书本、迷信经验、迷信古人，也不能迷信天才、迷信洋人、迷信科学、迷信权威等等。总之，一切迷信都要破除，这样才能释放我们自己的思想潜能，发挥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去深入实际、了解实际、把握实际、开拓实际。

从根本上来说，思想解放也就是自我的精神解放，思想的枷锁主要是自己设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作为人的思想的解放，当然也要包括从外在条件、客观环境、自然存在中的解放。但外在条件、客观环境和自然存在能够“制约”人的创造活动，却不能“限制”人的创造活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限制人们思想的不是外在条件，主要是人们自己关于外在条件的思想，即所谓“唯条件论”或“无条件论”者是。所以人要从外在条件中解放出来，首先必须从思想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从那些因循守旧的思想、故步自封的思想，照本宣科、无所作为的思想，以及既有的不符合现实发展要求的种种狭隘局限的、陈旧过时的思想中解脱出来。

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这里正是从反面表现了“思想”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蕴涵着无限的创造潜力，对人的创造活动具有巨大的作用。

精神也是有“能量”的。精神能量固然做不出物质能量那样的“功”，但它能够以观念的形式转化物质联系，释放出物质蕴涵的潜在能量，这就是它的巨大作用。所以，人所具有的根源于实践的“创造”能力，首先就体现在思想的创造作用上面；人类开创的属于人的新世界，也首先表现在思想为自己开拓的可能性空间之中。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也就是开拓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创造自由活动的可能性空间。

思想状态、精神状态是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基本前提。这里特别要不得的是自甘抛弃的依赖思想、“奴隶思想”的精神状态。我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压抑，遏制创造思想的教育模式，造成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萎缩、退化，以致被封闭在一个极狭窄的天地，几乎丧失了创造性的“想象能力”。梁启超就曾提倡过，要人们“自除心中之奴隶”，勿为古人、世俗、情欲之奴隶。从这一意义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www.xing528.com)

人有两重性，思想也有两重性。思想能够发挥人的创造力，反过来也能成为人们发挥创造性的阻力。如果我们把那些曾经从它获得过成功的思想当做包袱背起来，就会使思想变成惰性和保守力量，在新事物、新对象、新问题面前，成为创造性的巨大障碍。因而思想必须不断更新，思想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守旧主义，包括被僵化和神化了的传统观念，是思想的最可怕也是最顽固的“敌人”。

回顾我国近年历史，我们能够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及在这之后迈出的每一个改革步伐，不首先都是转变了旧有的陈腐观念、克服了强大的思想阻力才达到的，即思想解放的结果吗？改革之前，是什么束缚了我们的生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说来令人惊异，最大的障碍原来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

若干年中，我们是仿照苏联的理论模式和制度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按照这一模式，“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的抽象否定物”，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就变成与资本主义“对着干”；资本主义是私有制，我们就要搞“一大二公”，而且愈大愈公愈好；资本主义搞商品—市场经济，我们就实行产品—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两极分化，我们就宁愿大家受穷，也要彻底根除“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按照这一模式，马克思从学者变成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神圣化、偶像化，僵化为教条；与此相适应，最后导致个人崇拜，迷信权威，乃至发展到“两个凡是”的极端。这就是50—70年代^[2]的境况：虚构的“社会主义”原则，扭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这样的原则来强制剪裁生活，以如此僵化的教条替代面对的实际，“社会主义的实践”怎能不走上绝境？苏联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苏联解体了，我们没有垮，而且走上了生机勃勃的新路。我们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无疑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观念）是个理论问题，理论观念的障碍还需理论观念去解除。真理标准的理论讨论之所以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解放思想作用，就因为它内含的“理论自我否定因素”正是那种抽象原则和虚构理论的克星。“实践标准”就意味着人的价值标准、生活需要标准、实际效用标准，它是最敌视教条主义的。因此通过这个讨论，才使我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为改革开放、为实践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我国向来就有重道、认理、讲原则的历史传统，这一步迈过来了，不等于下一步不会再有思想阻力。事实证明，旧的理论观念作为思想传统，不会轻易地让出占据的地盘，并且还要不断去顽强地表现自己。一些人遇事总要提到抽象原则上去，按照旧习惯、旧观念追问“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了这点。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引进外资方针、建立股票市场种种问题面前，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场艰难的观念变革，只有把问题同“资本主义”剥离开来，才会过关。在这里，多亏有我们的总设计师及时为我们点破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国两制”的构想都是伟大的创造，就是“不争论”，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创造，它是在当前情况下摆脱旧有观念和抽象原则的纠缠干扰，使我们得以专心致志地抓改革、搞建设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一个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