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科学认识分化的历史结果，推动哲学必然走向与科学同等又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专门学问的道路：第一，科学认识的分化发展，为哲学留下了一个专门的独立研究领域，这就是从世界的共性方面来研究世界统一性的领域；第二，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科学内容，这同时为哲学这门从共性方面研究世界统一性的哲学科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由实践的发展以及认识发展准备起来的这一认识本身的变革，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之中。

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必然要得出这一现实的结论：作为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它必须以世界的统一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在它的内容中，就必然排斥任何属于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理论内容（社会历史理论当然亦不能例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科学的哲学之所以能够以世界的统一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又必须是以各门具体科学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这里不单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同时需要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如上面所说明的，科学历史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哲学科学的产生，准备好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却没有为哲学科学的产生准备下可以加以利用的现成的社会科学基础。如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社会科学只有在其成熟到具有独立发展的科学基础时，才能够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而由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社会认识对于哲学方法的特殊依赖性，使科学的社会科学必须与哲学科学的形成同时，借助于科学哲学的观点的帮助才能形成。这仿佛是一个矛盾：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哲学必须走上以世界的统一性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道路；另一方面为哲学变革所必需的社会科学却又只能依赖哲学科学的观点之帮助才能建立起来。而这一矛盾正是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这一矛盾表明：哲学对象的变革不单纯是缩小哲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它必须在与哲学内容变革相适应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即哲学对象的变革，同时也就是哲学内容的变革。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调和，构成了哲学科学变革必须解决的首要矛盾，只有建立起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才能够完成哲学科学的创造。哲学的变革与社会科学的建立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是专就哲学社会学的关系方面来说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没有形成为真正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它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的发展中，并不是存在于自然中的那种盲目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通过人的一定的思想动机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在阶级社会要通过阶级利益的折光反映出来。这一特点就造成了人们认识社会规律的困难性。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学差不多处于完全依赖哲学理论的地位，依据各个哲学派别的一般哲学观点为转移，而抽象地从其中引申出自己的基本原理，并借以整理已获得的材料使其系统化。社会学在基本原理方面的进步，一方面依赖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在理论方面则完全依赖于哲学本身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不但根本不可能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且连这种分化的基础，即作为独立科学发展的基础也不具备。社会学尚处在幼稚的未成形的状态而孕育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唯心主义哲学用纯系主观的虚构来说明社会学的进步与发展，这自不待言，就是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也基本上没有摆脱主观的虚构。

这一点决不是说，过去社会学的发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社会学以及其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曾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甚至非常伟大的思想。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提出过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思想的观点；19世纪初期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们，则更前进了一步，他们曾试图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甚至达到了“财产关系决定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结论，而圣西门不仅正确地指出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并且还进一步看到了阶级统治的状况取决于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里^[10]嘉图等人，创立了劳动价值学说，并力图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出发去说明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理论的发展，也取得了某些堪称巨大的成就。但尽管如此，以前的社会学却始终并未把自己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未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因而也就未能使社会学理论变成科学的理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社会的实际生活方面来说，是因为先前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剥削阶级的学者，他们不论自觉的或自发的总是以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剥削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样使他们一触及与剥削阶级利益密切关联的问题时，就不能作出客观的科学的解释来；从它的理论基础方面说，这些历史学家、哲学家，他们大部分人虽在世界观（实质是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借以建立他们对于社会的理论的观点却是唯心主义；而从社会学问题的本身来说，上面两方面的原因集中起来，首先表现在他们从来未能科学地解决社会学当中的基本问题。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关于社会的本质的问题。由于社会实质上只是在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因而，关于社会的本质问题，归根到底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唯心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人，旧唯物主义也由于始终未能弄清楚人是甚么^[11]的问题，因而他们也同样不能了解社会的本质^[12]。

从17世纪的霍布斯、斯宾诺莎，直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都曾以人作为中心来说明社会，把人看作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环节，把人的社会看作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这种观点来说明人及社会。把人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物质的东西，把社会看作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表现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其先驱者们，确曾作过用唯物主义说明社会和人的尝试，并且有过某些进步。但是，说人是自然的物质的东西，并从人的自然物质性把社会归结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这不过只是找到了人及人以外的存在物的一个基本共性。如果停滞在一般共性的了解上，又如何来说明人及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物质东西，特别是区别于动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呢？

由于他们把人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仅仅归结为生物的或自然物质的存在，他们就不能不纯粹从自然方面来观察人的本质，并且又因为当时自然科学以力学为最发展，其他科学都尚处于萌芽状态中，所以他们在具体说明上，就不能不找到机械的力学规律作说明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不能不连人的社会性也完全机械化了。例如霍布斯，他认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存在，当然是自然物体之一；由人所创造的社会，同样亦是一个物体。这样，人虽具有双重的本性，即作为自然物体的自然本性和作为社会物体一分子的社会本性，但无论前者或后者却又都受着严格的自然的或力学的规律所支配。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里甚至简捷地肯定说：人是机器。在这一时期比较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狄德罗，也只试图用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说明生命现象。

单纯把人看作是一个生物机体或用力学的规律是不能说明人的本质的，特别是不能用来说明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不单是一个生物，而且是有理性有思想的生物。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受人的自觉的思想动机支配的。如果把人归结为一个生物活动体，如何能说明人的思想及其动机的起源呢？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承认：任何认识都只能是一定的对象的反映，意识的内容就是客观的现实存在。然而人虽是一个生物的机体，却具有和生物不同的多样性的和复杂的思想观点、社会意识。这些多样化的和复杂的思想观点、社会意识，绝不是起源于人的自然机体及其生物过程的任何特性。把人单纯看作是一个自然的生物，绝找不到人的思想观点、社会意识的客观根源。既不能用人的机体的生理结构来说明人的社会思想及其动机的来源，又不能用力学规律来解释这一点，于是他们只好把思想观点、社会意识看作历史最后的起因了。于是他们从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在贯彻这一前提中却陷入于不可自拔的矛盾。而为了解脱这种矛盾状况，惟一的一条出路，就只有把这种思想及其动机的来源归之于某种神秘的天性。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走了这条路，他们认为，这乃是人的天性的反映和表现。

如果从这一点去理解，“天性”这个范畴可以认为是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即：所谓天性，也就是人的本性；而所谓人的本性，也不过就是决定人作为人而存在的那种特殊的物质性或客观的实在性。但是人的客观实在性究竟是什么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其先驱者们都没有而且不能够正确地予以指明。因为他们既把人看作是一种生物个体的存在物，顶多把人的天性归结为人作为生物的存在以及表现在人的特殊自然气质之中的生物学的客观实在性。然而，不能揭示出人能够成为人的客观实在性，用生物的本性绝不可能说明人的各种社会思想和理论的反映对象，以及产生这些思想动机和理论观点的来源。因此，他们所说的人的“天性”，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客观内容的空洞抽象。这种空洞的抽象和认为社会思想、社会理论起源于“无”，或起源于自身、起源于思想属性本身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人的思想、意识是没有客观来源的，而思想却支配着人的行动，正是人的这种由思想支配的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历史过程。这样，也就使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不能不脱离他们的出发点，而转向与唯物主义完全相反的原则上面去。他们作出了“是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他们从唯物主义转向了唯心主义。在社会认识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旧唯物主义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任何唯物主义者都不能够了解人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彻底贯彻于社会领域之中。

应当承认，单从人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观点起源于人的“本性”（人具有的性质）这一公式本身来看，可以并应该认为不是错误的。但全部问题在于必须揭示人的“本性”的基础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决定着人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根本性质。这就是关于人的存在基础的客观实在性问题。说人的思想、理论观点起源于人的“本性”，是这个“本性”的反映，这就是说，人的社会思想和理论观点是起源于人的客观实在性本身，就是人的客观实在性的反映，而由这种思想和理论观点所支配的人的行动以及所制约的一切历史过程，自然也就是由人所固有的这种客观实在性本身所决定的了。

黑格尔把人变成了观念，认为人的本性就存在于人这个概念的内容之中。在他看来，人的实在性，就在于是一种思维的实体的存在，是宇宙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宇宙精神在这一阶段上所具有的全部关系的总和，都作为一些发展的契机而潜伏于人的这一概念内容之中，全部人类的历史，不过是这一概念所固有的一切关系和一切契机的自我表现或外在化的过程而已。而在这个所谓外在化的过程中，那些制约着人的历史行动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也就是人在不自觉中对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自我意识。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实质。当然即使在这里也同样闪烁着黑格尔把人作为历史担当者的自我发展的辩证法思想。

在黑格尔以后，费尔巴哈第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人的说明。费尔巴哈认为，人绝不是一个所谓观念的理性的存在，人是一个有血有肉并处于与自然同一关系中的“感性存在”。这当然是对的。并且，在粉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呓语一点上，费尔巴哈还是有很大的功绩的。但是，费尔巴哈只不过是把人归结为一个物质的感性存在物，此外并没有真正再向前走，因而他仍停滞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水平上面，把人仅仅看作是自然的生物的存在，而没有指出区别于自然生物的真正属于人的存在的特殊基础。费尔巴哈仍然没有能够跳出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泥潭。

这说明了，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于社会领域中，绝不是简单地以一般的物质性说明人的存在就可以达到的。人的意识之中，自然包括了对人的生物的自然特性的反映，而人的社会意识却在根本上有着不同于生物存在的物质根源。为了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关键问题就在于，必须找到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和生物的一般的物质性，在社会中和在人的身上究竟表现在怎样一种特殊性之中。

这一点，只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才得到了解决。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而也就找到了正确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秘密的钥匙。

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思想时，即在马克思所写的《费尔巴哈论纲》^[13]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对于人的本质问题——这个作为全部历史科学基础的根本问题的科学说明。人究竟是什么呢？人既不是理性的存在物，也并非某种自然的生物存在，马克思宣布说，人作为人的那种客观实在性，就在于他的社会实践性。当然，马克思在《论纲》中并没有直接地说过这样的话，但从他的话中却完全可以看得出这个事实。他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个别的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就其现实性来说，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呢？这就是人在社会集体中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活动中。因此，人所以构成了这种关系正是由于他的社会实践，而这种社会实践的性质就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

这样，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把人的本质和其社会实践性统一起来加以考察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人所以作为人而存在，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社会存在的本质，又是人的社会实践。因而，任何个人的本质，也就不在于他的自然机体特性，而是在于他作为从事社会实践的一个分子所具有的那种与他人的关系。人的本质，就是他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实践，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客观实在性。人所以具有不同于生物的思维能力，也正是由人所具有的这个特殊本质所决定的，并且它还是在人们这种本质的形成的同一过程中形成的；人的各种思想动机、理论观点，也都不是别的，都不过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和反映；由人的思想动机所制约的历史过程，归根到底也就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这样就一方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天性”的空洞抽象，赋予它以唯物主义的内容；同时又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使历史观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科学观点。

马克思在写成他的《费尔巴哈论纲》不久，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思想，把人的客观实在性从社会实践的认识进一步引申到了生产实践这一更为深刻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社会实践，在本质上也就是人的生产实践，即人在集体存在中积极地作用于自然的劳动生产活动。所有其他方面的实践一方面起源于这一基本的实践活动，并又从属于、服务于这一基本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实践的内部就把其他的实践作为它所必要的一部分和一个环节而包括于自身的关系中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所表现的他的生活，便恰是他自己。所以他是甚么，是和他的生产‘方法’一致，不问他是以之而作何生产，也不问以之而如何生产。所以个人是什么，是依存在他的生产之物质的诸条件。”^[15]在同书的另一地方又写道：“……人们不是在自己或他人的观念中所可显现的那样，宁是如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那样……也就是如他们在既定的物质的与和他们的意趣不相干的诸限制，诸前提，及诸条件之下面为着的那样。”^[16]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存在，就表现在他的生产实践的客观性上面，每个个人，他的本质首先取决于他在这生产实践中所具有的生产关系，依存于社会生产实践的性质。如果说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生产就是作为生命的特殊现象的人的存在形式了，人就是存在于生产形式中的生命现象。所以人之能够成为人，这首先是和人的生产活动这个存在条件直接相同一的。对于社会的整体来说，同样是如此。人不仅以此与动物相区别，人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种或类是一些个体的机械总和，人能够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社会整体，其根本基础，亦在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因为生产是人的存在形式，这除了说明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物质性之外，还表明了，人首先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人存在的，因为生产并不是人的孤独个体的活动，而是在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人的社会的集体的活动，正由于这个集体的活动，人才能够以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个体而存在。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必须是这个作用于自然的社会机体中的一部分，他在其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同时具有与社会整体的一定关系。而他与整体的这个一定关系的总和，恰恰构成了个人的本质。因此，即使从个人的存在来说，他也同样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物而存在的，是从他的个人方面表现出来的不断作用自然的社会存在。(www.xing528.com)

个人的存在，是他固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个人在社会的整体中，他必然在社会的分工中肩负一定的职能，通过这一职能而与从事其他活动的人们具有着一定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制约性；其次，个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这种相互制约性，是由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的，结合的方式不同，处于分工下的各个集团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和其地位也就不同。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在阶级社会是处于一种关系中，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处于另一种关系中。每一个人由于劳动分工以及他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与他人的关系，就构成着他个人的现实本质。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从他个人这一角度表现出社会集体存在的性质。

由此可以看到，从人的生产实践性上，不单能够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由于从社会性去了解人的性质，同时也就了解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黑格尔曾把人之异于动物的特性归结为人的有思想，费尔巴哈则把思想归结为人的存在的属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找到了能够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并能够产生人的思维和作为人的思维对象的真实基础，这就是人的社会生产实践的活动。只有从这一前提出发，才能够科学地说明人们思想动机的来源、对象和第二性的基础，赋予人的一切活动起源自人的“本性”这一公式以唯物主义的科学内容。意识是存在的属性和反映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第一次在社会历史中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找到了特殊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前，人们（譬如圣西门、亚当·斯密等）看到了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他们却看不到生产实践就是人自身具有的一种特性，并且是构成本质的特性，因而，在他们看来，人不是由于生产实践才变成人的，相反地，人却是生产实践之外的一种生物个体。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了解生产、经济的真正作用，而必然把生产实践看作是人的自觉结合的产物，而把生产的发展归结于人的智慧和科学的发展。所以，在他们那里是先有了人（个体的人），然后才有人类社会，最后才有社会生产。这就是他们虽然看到了经济结构是阶级区分的基础，但到头来又不能不用精神方面的因素来解释那些重要社会现象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完全不同。他们把人的本质直接和社会生产实践统一起来了，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生产的存在，人类的发展也首先是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由此揭示出了社会生产实践自身发展的辩证法，于是就说明了阶级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根据，一下子就把社会学从根本上放置于唯物主义的科学基地上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是人（社会）的存在形式出发，揭示出了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及其基本联系，把社会历史的运动归结为生产运动形态，并由此科学地解释了各种社会意识的起源及其演变，这就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引入历史领域之中，从而把历史研究推上了科学的道路。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使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变成了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这就奠定了社会科学诞生的理论基础。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才有可能说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现象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产生了一门新的科学，关于社会的一般联系及一般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说：“像自然哲学一样，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等等都是拿哲学家所臆想出的联系来代替那应当在事件中去发现的现实的联系；他们把历史——无论其全部或各个部分看作是观念之逐渐实现，并且不言而喻的，始终只是每个哲学家所喜爱的观念之逐渐实现。从这观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地为了实现某一种理想的、事先抱定的目的而工作的。比如，在黑格尔那里，这样的目的便是实现他的绝对观念，据他的意见，力图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志向便形成历史事件中的内部联系。这样，也就是拿某种新的、不自觉的或渐次意识到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还不知道的联系了。由此可见，在这里，正如在自然领域内一样，也必须以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排除这种虚构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蒂，是在于发现那在人类社会史上作为支配法则而起作用的一般运动法则。”^[17]以实际的联系，代替幻想的联系，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任何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所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尽管他们能够把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社会各方面现象的统一性作为研究的对象，但他们却从来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生活这一特殊现象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那么对于社会的认识，就不可能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正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所指出的，一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一切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性等由主观任意规定的毫无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上面，从这些由主观规定的概念中引申出关于社会的整套理论。这种理论之无科学内容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到20世纪，孔德、斯宾塞及其门徒们，建立起了一套所谓社会学的体系。资产阶级学者们把孔德及斯宾塞说成仿佛是社会学科学的创始人，在他们以后，社会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形式，但这仅仅是形式。如就其内容说，仍然并未逃出唯心主义的主观伪造。虽然孔德主义者曾主张用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如上所述，这种归结仍然是以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为基础的。因为“生物的有机体”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赋予它以主观的内容，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突破了这种以人为联系代替现实联系的理论，而把历史学置于科学基石之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在历史学、社会历史观发展中所完成的这一变革的实质，首先就在于它第一次把握住了社会和人之所以为社会和人的那种物质基础或客观的实在性，从而第一次揭示出了在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中一向被视为基本的科学范畴的客观实际内容。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社会不是别的，无非是物质的社会生产的运动形态而已；人也不是别的，不过是表现在物质生产形式中的生命现象而已。这样，作为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的科学，它所应当研究的对象，不外是社会生产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社会现象的一般发展规律而已。社会学或历史学既然把握住了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就不再是由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抽象社会和抽象人性出发演绎出的虚构理论了，不再是以幻想的联系代替实际联系的主观理论了，而是从现实出发，揭示客观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了。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基础，把社会学推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这同时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这样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就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不仅把社会学或历史学变成了科学，与此相适应的，同时也把其他一切对社会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地上了。

在任何一个有许多同类科学部门共同研究的较广的研究领域中，如果与这一领域各科学相适应的那个一般的理论科学、基础科学，还基本上没有形成，没有走上科学道路，那么，这个领域内的一切其他科学部门，也必然不可能取得科学的形态，而不能不处于极其幼稚的状态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既然社会学这一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尚处在幼稚状态中，其他具体的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科学的内容。那时哲学仅仅通过法权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美学等部门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的现象，作着基本上是主观的和一般的理论说明。它们从未深入于社会的本质之中，顶多只停滞于个别材料的搜集和描述上，或在个别事实的解释上表现出某些天才的猜测。这正如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建立以前，有关生物发展的各门具体科学都不具有科学内容和科学基础一样。人们不了解人的本质以及社会的本质，也绝不会了解社会和人在特定方面的具体表现的本质。但是相反地，当着社会学揭示出了所谓“人性”的客观实在性，揭示出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以后，人们也就有可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和人的特定方面表现的本质了。因为如果说社会在本质上不过是生产运动的形态，那么，社会的某一特定方面就不过是社会生产的特定表现或现象。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也同时把握住了其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从而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由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把社会认识置于科学基础上这一点可以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是没有所谓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只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才有了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列宁说，“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18]，并曾把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称为社会科学的别名，称为是惟一的科学历史观。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所实现的巨大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这绝不是偶然的。这里不谈社会条件（包括阶级斗争），这是人们熟悉的，为了问题的集中，本文只谈谈理论方面。从这方面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以前的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这里所谓的以前的哲学，是包括着社会历史观在内的。同时在所谓“以前的哲学发展”中，也包括其他如自然科学、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的作用。从这个前提出发，单就哲学的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进步，在前后相继的哲学观点的更替中，为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提供了能够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这个促使社会学不断进步的方法论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根本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从一般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上看，哲学发展的成果一方面集中地表现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中，一方面集中地表现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中，而由于这两个方面在科学基础和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内在统一及进一步发展，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没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或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科学的社会学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不利用哲学发展中的这些先进的思想，用以改造社会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又是不可能达到的。

例如17、18世纪的西欧唯物主义者，他们虽然提出了考察社会的一般唯物主义方法，但由于他们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就不能不在所提出的正确的前提的另一方面，陷于错误之中。如他们仅仅注意到了社会与自然作为统一世界整体的物质同一性，却没有着重这个同一中的差别性，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就使他们陷于把人归结为生物个体、把社会归结为生物个体机械总和的简单结论。他们不能解决社会的物质基础问题，固然也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生产水平尚不易使人看到人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同一性，而由于他们研究方法上的这个缺点，他们就根本没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经过改造、发展而运用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于是克服了费尔巴哈以及17、18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从这一基本思想提出的研究社会的方法是：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与自然的物质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其同一性中找出社会区别于自然生物的特殊性。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就是必须从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去观察社会的方法。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解决了社会及人的本质问题，除了生产的发展已明显地暴露出生产对于社会和人的基本作用、阶级等条件而外，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只有在这个方法的指导下，才可能把社会发展中已成熟的任务，在理论上加以解决。

其次，社会学在一般哲学观点的培育下，不单在研究方法上受着哲学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它发展中也为自己向着科学社会学的过渡准备了理论上的前提，从而也就是为自己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准备了条件。以前的社会学以及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材料，并且也不断试图解决着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关于社会发展基础的问题。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在出发点上把社会和人的存在，看作是和自然生物同样的物质的存在，并且还根据他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一切观念皆起源于感觉、起源于外部世界——出发，力图探寻社会理论观点的客观根源。他们曾宣称：人的一切思想观点、道德风尚都起源于社会的环境。这是一个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力图摆脱用思想和主观意识解释社会发展的一种努力。但在进一步解决社会环境的实质问题时，由于他们把社会环境只看成为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又回到了一切起源于人这一自然生物的主观“天性”的相反原则去了。继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后，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及圣·西门等人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政治演变虽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演变却又是由阶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演变所决定的；而阶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演变，据圣西门的看法，是由生产的演变所引起的。普列汉诺夫在描述圣西门的这一思想时曾写过下面这一段话“……假如迭利、米尼及基佐都指出了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底基础，那么，圣西门首先异常鲜明地照明了新欧洲这些关系的历史，并继续前进，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按他的意见，回答应该在产业发展底需要中去找寻……为什么产业底需要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的决定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圣西门回答道：因为，生产是任何社会联合底目的……”^[19]（但是如果问，生产的演变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却又回答说是人类智慧的发展，这样，最后又回到主观因素上去了。）历史上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研究的层层深入，终于归结到了生产和人的内在联系如何的问题上。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一切研究成果，连问题的提出都要从头开始，那么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很难设想了。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正是以前的哲学发展的结果（限于篇幅与本文的主题，这里没有谈它的社会历史原因），因而也就是全部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社会学或社会历史观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被包括在哲学之中，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