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的日益专门化，是认识发展的特点之一。人类认识的分化过程，同时是认识的深化过程；认识的这种分化和深化发展，就表现在科学的分化上，表现在日益增多的新的科学部门的建立上。科学认识的分化，产生着诸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科学认识的发展，又必然不断改变科学之间的原有关系。在任何时候，科学之间的关系，都是科学内容借以发展的必要因素之一。
从这一意义说来，科学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科学内容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表现，并且，随着内容的变化，科学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观点出发，试考察一下人类全部认识的发展。
原始宗教，是人类最初认识的萌芽，是人类对自己所感知的世界进行解释的一种原始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把自然人格化了、神秘化了，但无论如何它总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主观见解；并且，在这种见解中，也还确乎是融化着一些片片断断的有用的知识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阶级社会的产生，以及人类认识的进步，以后便出现了人类最初的科学知识的萌芽。这个科学的萌芽，在一切国家中，几乎都是作为原始宗教的对立物而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呼的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
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出现，实质上就意味着人类科学的开始产生：就它的理论说，固然是幼稚的，并且也不乏虚构的想象的东西，但整个说来，其中却蕴藏着各种不同的科学认识的契机。
就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来看，它是一种企图探寻宇宙万物的统一根源为何物以及这个统一根源如何表现为各种现象的学说，因而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宇宙观的理论。并且，由于在这种学说中，明确地肯定了万物的统一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自身之中，认为世界自身就是世界的原因，所以这种宇宙观还是一种原始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但是从这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表现形式来说，采取的却是与各种具体科学的胚胎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在一个自然观、宇宙观中，综合着各种不同的科学知识的幼芽，这是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古代的人认为，从世界自身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根源，这就意味着要在世界的现象中找出一种或数种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元素来，而以此作为世界现象多样性的统一的基础。譬如在古代希腊，有的哲学家认为这种根源是水，有的认为是空气，有的认为是火；还有的人认为这种根源不止是一种元素，而是火、空气、水和土等四种元素，等等。他们的具体说法虽各不同，他们的精神实质却是一个，这就是认为世界的根源应当在世界自身中去寻找。从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解决却也不免是幼稚的。世界以自身为根源，这意思只是说，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世界上各种存在的现象的内在相互依赖性为根源的，这决不意味着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从一种或数种始源现象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存在物或数种存在物，怎么能够产生出这个世界的无限多样的现象呢？把世界的多样性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基本元素的存在，它的基本现实意义，主要是在于从各种现象的物理构造方面探寻物质现象的内在联系。因而，从这一方面解决世界的根源问题，实质上就已经超出了世界观的领域，而进入具体科学的领域了。在这种解释中，他们不仅提出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问题，也提出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对这许多问题，他们当然不可能一一给予完满的说明，而只能予以诗歌式的幻想的解释。
但是，在古代认识的发展中，其中某些问题也曾在这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中，逐渐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例如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属于生物学范畴），等等，就是这样的。古代希腊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就对物理学、动物学有过专门的比较具体的研究。不过当时在人的认识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科学分类。
所以，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不仅是人类最初的世界观的萌芽，同时也是人类最初的各种具体科学的萌芽。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原始的唯物主义从它的本质上看作是人类科学的萌芽（包括哲学科学在内），并不是过分的。
像这种浑然一体的把世界观与具体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应当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之图画”[5]，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图画，就是单纯凭借于直观和思考，也是可能发现的。当人们还没有进入到研究世界整体的各个特殊部分或方面，而物质生活条件和认识发展的水平也没有可能让人们进行这一种研究时，从人们对世界的深思熟虑中所着重提出来的问题，必然首先是有关世界整体方面的，而不可能是个别的特殊方面的问题。而在关于世界整体方面的问题中，首先使人想到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究竟从何产生的呢？它们以什么为其统一的根源呢？但同时，当着人们的科学认识还没有深入到世界现象的特殊性之中，还没有从对特殊性的研究中把握到各个现象的内在联系时，人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也必然是不能了解的，更不可能予以完全科学地解决。人们根据日常经验中见到的一个现象总是由另一现象产生的事实，就认为所谓世界的根源，就是直接或间接产生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始源现象，这样人们便把世界的根源这一哲学问题和具体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问题混在一起了。当人们依据上述见解去描述世界各种现象的形成时，就不能不以幻想的形式提出各种具体科学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世界观问题和具体科学问题混在一起的人类最初的知识体系。“哲学”一词，其最初涵义和现在的理解大不相同，它乃是指“追求智慧”和“爱智”的意思。在这种智慧里，融化着一切知识的萌芽。最初的所谓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的总汇。正是这种缺乏实验科学作基础、哲学认识与科学认识综合在一起的情况，决定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使得它们只能在总体上正确地把握住了世界的整个图画，而不能了解到这一总图画的实在具体内容。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知识总汇的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乃是与具体科学问题混同在一起的关于世界整体的普遍观念；而在人们认识中虽然逐渐区分出了不同的独立的研究问题，也不能不从属于这种普遍的观念而包括在哲学之中。
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就在于要使这种“知识总汇”内在包含的差别性，逐步地在认识成果中区分为不同的知识部门，以致发展为各种独立的科学。这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必然包含下面两个统一不可分的过程：第一，对各种事物的特殊认识，逐渐在这个知识总汇中成长起来，相互区分开来，最后形成各种实证科学；第二，在各种具体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世界观的问题也必然要逐渐被区分出来，最后形成独立的哲学科学。
在古代的认识发展中，也产生了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它虽然更早地从具体科学问题中游离出来了，看来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世界观的雏形（这是由唯心主义这种哲学的本质以及它与科学对立的特点决定的），但这个雏形也仍然是唯心主义地联结着当时达到的各种科学知识的幼芽，自成一个体系而与唯物主义对立着。
这就是古代哲学的一般情况。但是，在古代的认识中也并不是没有分门别类的研究，特别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和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也曾出现了认识的不同门类的区分。只是由于各种区分还处在萌芽状态，所以总的来说那些独立性的研究问题仍被综合在哲学认识之中（即和哲学认识混在一起），成为哲学内部的一个分科。柏拉图虽然事实上是把哲学看作知识的统称的，但在他的哲学中已内在地显示了这种知识的区分，譬如他曾区分了辩证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等等部分。他认为辩证学研究概念反映的对象，也就是他视为实在之本质的理念世界；物理学研究感性知觉的对象，即自然界（其中包括物理学和心理学）；伦理学研究意欲的对象、人的道德行为问题（其中包括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以后亚里士多德根据这种区分作了进一步的正式的分类。他把哲学分为理论的与实践的两部分，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被看作是理论的，而伦理学、政治学等被看作是实践的学问。另外，亚里士多德又把研究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关于存在自身的学说或形而上学从其他的知识中区分出来，看作纯粹的哲学，称为第一哲学，而称其余的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为第二哲学。这就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中，已开始考虑到哲学与具体科学区别的问题了，当然，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那些特殊的知识部门事实上并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去。
从奴隶制崩溃到资本主义产生，就欧洲情况来说，在这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宗教教会与宗教神学思想的统治。教会垄断着一切，一切都服务于上帝。自然科学的研究，几乎从认识领域中完全被排斥掉了，仅存的则完全从属于教会。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被看作是宗教的侍女、论证上帝和宗教教条的工具。这时的哲学对象，从自然界转移到了抽象的教义、天国，和神学完全结合起来了。在哲学中所包括的部门，也只是那些便于服务于宗教的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少数部门。
中世纪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不是由认识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而是由宗教神学的统治造成的，因而当时也就不存在各个知识部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知识部门，只存在一种关系：都处在神学的统治之下。
哲学对象的真正改变，哲学对象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更高的生产发展水平为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必然要求并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部的生长，从15世纪下半期开始，自然科学首先大踏步地前进了。
自然认识的发展，引起了新的实验科学部门的建立。从研究比较简单的和低级的运动形式的科学——力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开始，各种实证的自然科学，从原来作为综合知识的哲学中，陆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科学部门。
实验科学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的认识开辟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的方面和途径。正如日丹诺夫同志所指出的：“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权力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无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对于哲学本身都是一种进步过程。”[6]
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基本上是依循这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的进程，也是这样的。一般的认识与特殊的认识在相对区分的基础上相互推动地发展着。人们深入于现象内部特殊性的认识，才能提高对于现象的一般性的了解；反之，在有了一定的一般性的知识以后，又能够推动人们深入于现象的特殊性的认识。认识过程的一般与个别的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反映在知识联系的形式上，首先就表现为科学与哲学的分化、科学部门的分化，并在分化的基础上组成新的统一关系。古代哲学与科学的原始结合，是人们尚未深入于现象的内部、停滞于一般个别不分的笼统知识阶段上的认识的表现，这在缺乏具体的实验科学的条件下，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原始结合一方面固然表现着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于当时那种条件下也曾在人们关于某些现象个别性质的了解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和启示作用。例如在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的虚构，然而确也包含着某些直到后来仍有重要价值的天才猜测。但无论如何，缺乏个别知识基础的一般认识，终究不能代替对于现象的具体认识。适应生产的提高，不但必须推进对世界的一般认识，也必须加深对世界的个别的具体的认识，不推进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得到发展。而由于一般认识首先是以个别认识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在一般知识与个别知识相对分离的趋势下，首要的则是必须摆脱从一般认识中去获得个别事物知识的局限，必须加深并推进对于个别事物的复杂性的具体认识。一般性认识的丰富与提高也正是依赖这一方面的认识的发展的。
很明显，从古代社会那个作为知识总汇的起点出发，人类认识进一步发展的规律必然是这样的：首先是深入到世界各种现象的特殊性的认识中去，使各种具体的知识形成为相互区别的独立科学部门，由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分化使得原来的“知识总汇”的哲学解体；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原来的世界观知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各门科学所提供的新的内容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哲学科学来。这是人类认识进步中的一个大变革，也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大变革，这个变革不但推动了人们的特殊认识的深入，也把人们关于世界共性、关于世界整体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的高度。所以，旧哲学——那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解体，正是科学的哲学产生的前提。
但是，由于科学的发展本身走着一个曲折复杂的道路，适应科学逐步的发展，哲学的性质也就不是立刻改变的。科学从哲学中分化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所引起的哲学研究对象、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以后，仍然经历了下面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5世纪到18世纪。
科学在一千几百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由于宗教思想的独断统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古代所创造的那些优秀科学成果，也大部被遗弃。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初期的问题并不是由哲学中迅速分化出来的问题（当然，某些知识部门还在更早的时候，即在奴隶社会的末期就已开始分化了。这里只是就哲学与科学发展的整个一般情况来说的），而是首先需要积极恢复前人积累的科学成果，搜集事实，整理资料，为科学的建立创立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无论对哲学来说或对科学来说，必须挣脱宗教思想束缚的问题：从教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首先取得生存的权力。
这种反宗教的共同的斗争，使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处在一种携手并进、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之中。哲学需要科学的帮助，科学需要借助于哲学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不单构成了科学本身的进步，也成为哲学反对宗教的有力武器；哲学上的成就，同样推动着科学的发展。表现着这种哲学与科学未分化的事实的，是当时的伟大科学家，差不多亦同时是哲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牛顿等；而那些著名的哲学家，也在科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
这就说明，15世纪到18世纪这一时期，哲学仍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的综合知识体系的性质，基本上保留着古代哲学一般、个别知识简单结合的内容。当时的哲学家，在知识部门的分类上，也没有完全脱离古代哲学家包括科学在内的哲学分类倾向。培根就仍然把哲学看作是包括各种科学在内的知识总称。他依据智能的作用，分哲学为悟性的、想象的、记忆的三种。属于悟性的有人类学（其中包括政治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论理学）、宇宙学（其中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化学及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神学；属于想象的有诗学和文学；属于记忆的有自然史和人类史（包括国民史、文学史、教会史）。霍布斯也同样，他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借助合理思维所得到的知识之总和。他把哲学分为逻辑学、认识论、物理学、社会学、国家学说等。
当然，这一时期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在形式上是和古代完全一样的，而在内容上却已有了深刻的差别。古代的原始结合，乃是以科学的不发达和知识的极为有限为条件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自然适应的结果。从15世纪到18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已进一步加深了科学与哲学分化的裂痕。这就在其结合中不能不包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知识部门中没有哲学与科学的分类，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已经开始了分工，总体的研究和个别的研究的分工。
认识的这种专门化的趋向，实际研究中所形成的这种分工，是科学与哲学分化的真正开始。但是，当着科学尚处于萌芽发展的过程中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仍然有着相互适应的自然基础，其间所显露的只是主观与客观不自觉的矛盾的萌芽。(www.xing528.com)
第二个时期是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
到了18世纪以后，情况却不同了。这一时期科学有了更迅速的进步。特别是数学与机械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知识领域大大扩展了，认识的内容更加深入了。原来作为哲学内容的许多问题，在发展中陆续脱离了哲学，形成为独立的科学部门。特别是到了19世纪以后，许多过去未充分发展的科学，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也都成长起来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走向成熟的时期。
如果说在前些世纪科学与哲学的综合研究，尚有科学的不发达作基础，那么，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旧的研究方法就再没有可能了。因为认识的深化发展和专门化的趋向，无论对科学家来说，或对哲学家来说，要他们如古代思想家一样，超出本身研究的专门领域同时深入其他的领域，已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了。特别是对于哲学家来说，既然其本身的许多问题已成为科学研究的专门问题，哲学再作为综合知识体系的存在基础就被推翻了。
自然科学的相继独立，事实上宣布了“哲学”的解体。哲学如果不能取消科学独立的事实，那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性质。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科学的分化所引起的“哲学”的解体，并不是一般哲学的解体，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否定的并不是作为哲学的这门科学的存在，而是哲学作为综合知识体系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性质，即旧哲学的解体。
应当说，自然科学的分化不但没有取消哲学的存在权利，并且只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赋予了哲学更深入于世界本质认识的可能性。自然科学的分化，不仅指出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既然关于世界各个个别方面的规律性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就只能并必须从世界的一般性方面去研究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同时也为哲学专门从共性方面、统一性方面揭示世界的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创立了基础。因为只有在这种由实验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世界具体规律性的基础上，才可能对世界的一般图画作出科学的说明。
从这一意义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人类认识向两个方向分化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的分化，正是表现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发展：从旧哲学所包含的个别性的认识的成长中诞生了各门具体科学；以这种成长为基础，从旧哲学所固有的对世界一般性的认识的成长中又产生出了以世界共性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新的科学部门，即哲学科学。
18世纪末期以来科学的猛烈的发展，准备着人类认识走向新阶段的巨大变革的条件。
但是，要想实现认识发展中的这一巨大变革，不但需要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更为成熟的发展，同时还必须使人们能够在意识中自觉地反映出认识发展的这一规律性，意识到科学独立在认识发展中的进步意义。而这样的两个条件，归根到底仍然决定于社会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的及认识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两个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尚没有完全成熟。
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这一认识的巨大变革的任务，虽然他们曾准备了为完成这一变革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尚不成熟，同时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便由唯物主义转向了唯心主义，从而他们不但不可能造成社会科学充分发展的条件，并且也使他们意识不到由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在整个认识发展中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因此，在这一过渡期间，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在规定哲学认识任务的问题上不能不陷于混乱的状态中。
适应科学独立的认识的分化趋势，哲学应当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呢？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认识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既已形成，它就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来，虽然这种反映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从18世纪末期以来，并非没有哲学家意识到认识发展的这一趋势。即使在上述观点中也表现出了这一事实：他们虽然在主观上极力抹杀科学在实际上已取得的坚固地位，然而却又不得不从科学独立的事实出发去恢复哲学的权位。当时有过许多哲学家不但承认了科学独立的客观事实，并且在不自觉中反映出了由认识之发展为哲学所规定的对象。譬如，他们对科学能够这样去理解：科学是以宇宙之个别现象为对象之知识体系，“每一门科学各有其特殊研究范围。天文学研究天上宇宙；物理学研究自然复杂作用之力；化学研究事物的元素及其配合；植物学研究植物”。对于哲学，也能够从其研究的范围上和科学区别开，认为“哲学为研究统一的根本原理之学”，“哲学者研究宇宙人生认识等根本原理之学也”，“所谓哲学，即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而研究其绝对的普遍的道理之学问”，等等。不过所谓以世界整体为对象，对于唯心主义说来，只是意味着以上帝或绝对精神等等为对象。
不管怎样，这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哲学必须从统一性方面去把握世界的认识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是符合于认识发展之要求的。但是，虽然他们正确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他们却没有能够彻底贯彻这一点，从而完成哲学性质以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根本变革。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他们并不是单以认识世界的根本性质与普遍的存在状态为哲学任务的，除了这一点以外，在他们的哲学中，还包括着在这一基础上去把握世界上各个基本领域及其中各类现象在整体中的具体联系的认识任务，即在科学之外揭示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般联系。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一般观点体系之外，就又产生了站在科学之上的所谓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等等部门。
我们可以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把哲学理解为对于事物之思想的考察。因为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思想或概念乃是一切事物的真实本质。所谓对事物作思想的考察，就是意味着要以各种具体科学作为材料，而将这些事物提高到思想或概念的普遍形式上来认识，从而指出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必然关系。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的最重要缺点就是仅仅停止于关于各种事物特殊性的零碎片断的知识上面，其中未能体现出与思想普遍性的必然关系；然而科学却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圆，它必须将自己的认识在其整体性上表现出来。科学所不能完成的，就应当由哲学来完成。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一方面要提供出关于事物或思想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普遍形式；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每门科学自身所包含的与别些部门的联系把科学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完备的“知识体系”，才达到了所谓思想自身的水平的总念或概念的知识。然而这样一来，各门具体科学显然就只能作为哲学的各个不同的独立部门而存在了。黑格尔所以把他的哲学区分为所谓逻辑学（即一般描述思想或概念的普遍内容或形式的科学）、自然哲学（即逻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体现）和精神哲学（逻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具体体现，这里又包括有历史哲学、法权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就是出于这种观点。
哲学不仅要提出关于世界的普遍性或共性（或最高本质）的图画，还要以此为基础提供出世界诸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具体对象的具体联系的图画，这不仅是黑格尔哲学的特点，而且是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共有的特点。就是后来的费尔巴哈，虽然区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虽然他曾说过“哲学应当重新和自然科学结合”等，但他对哲学的了解，也基本上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表现了这种观点，并未跳出这个圈子。基于这一认识，这些哲学家们虽然区别了哲学与科学，却并没有摆脱旧哲学那种包罗万象的性质，相反的，他们仍然把科学束缚在哲学无上威严的绝对统治之下，而只是采用了一个新的形式。因为既然科学本身不能达到包含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普遍联系，必须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来，哲学在科学中就无形中取得了一种特权地位，被看成是高级科学、科学之王、科学之皇后。同时哲学本身也成了，第一是压倒一切科学的，第二是囊括一切本质知识的，第三是具有最终完善的绝对真理性质的知识体系了。这就是所谓的哲学是“科学之科学”。
把哲学看成是“科学之科学”，这是由于旧哲学研究的传统习惯的支配所造成的，同时，这也是处于变革中的哲学与当时各具体科学发展水平的相互影响的自然产物。在19世纪初期以前发展起来的科学，它们把世界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从原来的统一知识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只是限于孤立的研究。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过程。这种研究所提供的知识当然只能是与某一个别科学领域相适应的“孤立”的知识。科学本身尚没有在其独立研究中揭示出世界整体的一般联系在它涉及的领域中的表现。然而科学的独立却已经把哲学推上了揭示世界一般联系的认识道路。这是一个矛盾。哲学家如果必须制订出世界整体的全面联系的图画，那就不能不涉及到科学所属的范围，而代替科学家完成这一任务。
科学尚不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哲学也不能完成，然而哲学却把这样的任务完全包括在自己的内容中。这样的结果，就使这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本身不能不丧失了科学的基础。既然科学本身没有达到这一点，哲学家为了要揭示这些现象的一般联系，舍此没有其他的途径，这就是：用幻想的联系去代替、弥补所缺乏的实际的联系。关于这种哲学，日丹诺夫说：“他们把自然科学束缚在他们自己的公式中，力图站在科学上面，把不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出的，而是从他们的体系需要中得出的结论，勉强加到活的人类认识上去。在这些条件下就将哲学变成了一种博物馆，把各种不同的事实、结论、假设甚至幻想都堆在里面。”[7]他们把本来属于科学但尚未为科学解决的任务归属于自身，然后用幻想和猜测去解决它（虽然有时也有某些天才猜测的闪光）；哲学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是在科学头上的一座宫殿，这就是这一时期“科学之科学”的哲学的基本实质。
如果说哲学为“科学之科学”的情况主要仍然是由科学本身之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那么，当着各门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已经深入于世界诸领域的内在联系，并从其自身的内容中揭示出了各个现象作为世界整体一部分的一般联系图画时，这种“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就必然要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期，正是属于这一时期。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曾在许多重要的科学领域提出了重大的发现，这些发现使科学从孤立的研究进入了揭示科学对象的内在辩证联系的时期。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中的三个伟大的发现[8]就是证明。关于这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恩格斯作了这样的说明：“由于这三个伟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成就，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暴露那存在于自然界个别领域内种种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把这些个别领域结合起来的联系也能整个指证出来了。这样，依靠实验的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就可以颇有系统地来说明自然界这一联系性整体的总情景。”[9]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然哲学就告终了，而具备了概括自然科学成就制定世界一般图画的哲学科学理论的条件。
然而资产阶级却始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仍然坚持着“哲学是科学之科学”这个陈旧的观点。
资产阶级坚持这种观点，首先是由他们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所决定的。唯心主义认为，宇宙的本质是在现实世界（或叫感性世界）背后的某种超感性的精神存在之中，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因果联系，只是那种精神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假象。从这种观点出发，自然就会对哲学的对象抱有下面的看法：认为除了为科学所揭示出来的关于世界各现象的普遍联系之外，哲学还必须以那种超感性的精神存在为基础，对宇宙万物作出相适应的“本质”方面的解释来。很显然，要实现这一任务，就不能不使哲学成为一种“科学之科学”的东西了。
当然唯心主义的这种虚构无论如何是抵抗不了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事实的。所以，科学日益证明唯心主义的所谓超感性存在的主观臆造性质，唯心主义的虚幻本质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虽然它也有过像黑格尔那样的“严密”的理论体系。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便产生了打着科学招牌、把主观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结合于一身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也不可能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的对象问题提出正确的看法，这一点同样是由它的哲学本质决定了的，并且，在实质上它还把哲学融化在各种具体科学之中，从而取消了哲学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来，实证主义也反对上帝、反对“超感性”的形而上学本体，他们宣布只有经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东西能为科学所证实；但是，试问这个感性的经验的东西，到底是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之外还是就是我们的感觉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却避而不谈了。实证主义其实在这里反对的不是唯心主义，他们反对超感性的本质之存在，也就是反对现实中的普遍规律的存在，因而在他们把各个对象的特殊的研究划归各种实证科学以后，就丝毫未给哲学留下什么东西，从而就高喊什么哲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各门科学的本身便是哲学等等。在实证主义看来，包罗万象的旧哲学的解体，也就意味着哲学的解体。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更加走向反动。这时，披着科学外衣的主观唯心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流行。适应这种哲学性质，人们对哲学的看法就是：把方法论与世界观相割裂，而认为哲学只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哲学只研究我们用来认识事物的那些普遍概念；这些概念不反映任何客观事物的关系，而只是我们主观固有的逻辑方式。
这就是说，在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了解由于旧哲学的解体而引起的哲学性质的根本变革，虽然科学发展的新形势也在他们的看法中，通过复杂的折光有一定的反映（这种反映表现在：人们不能不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到面前来，试图加以解决；哲学也不能不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中和对于世界现象普遍关系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概括资产阶级学者对哲学的看法，就其实质说不外下面两种：第一，在客观上以世界现象的共性为哲学的基本范围，但却或者把共性独立化为神秘的超感性实体，或者把共性归结为人的主观逻辑方式；并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力图把对于世界本质的歪曲认识贯彻到各种现象的认识上去。第二，取消哲学的独立存在，把哲学与具体科学混同起来，然后用科学取代哲学。
总之，不管他们的具体看法有多么多，资产阶级学者都不能实现在科学认识领域中已经成熟了的历史任务——科学的发展促成了的哲学的变革。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完成了这一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包罗一切科学的综合知识体系，也不是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共性出发研究世界、以世界整体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的科学。
但是，科学的哲学的产生，并不单纯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创立了建立哲学科学的一个方面的条件，还必须有社会科学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还是问题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和哲学自身的变革更直接联系的一个方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