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先后尝试过许多不同的组织机构。目前的组织机构分为5个部、13个办公室和11个区域办事处，还有3个正在筹建中的办公室。这5个部和13个办公室直接向主席办公室报告，而11个区域办事处则向执法部和合规检查办公室报告，如图8-2所示。
SEC中，最大的部门就是执法部（Enforcement Department）。执法部总计有超过1300名工作人员，其中大约500名位于华盛顿总部，800名位于地方机构。[5]执法部创建于1972年，整合了原先散落在各个部门的执法工作，负责调查一切涉嫌违反证券法的行为。一旦SEC认为存在证券违法行为，便可引发执法部的执行程序，提交司法部进行刑事指控，或者在听证后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在联邦地区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诉讼。这些诉讼可以针对登记的发行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注册经纪人，以及证券交易所或者自律性协会等等。
图8-2 美国SEC组织架构
2.美国监管执法失灵的表现
在历史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向来以美国最佳监管机构之一享誉于世。其监管之有效性是SEC取信于投资者的最大资本。然而，在这次金融危机后，SEC的声誉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SEC遭到的两场失败：其一，SEC罔顾他人对麦道夫一手制造的庞氏骗局的多次举报，造成了国内外投资者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其二，在SEC的多年监管之下，数家巨型投资银行轰然坍塌。
（1）麦道夫欺诈案诘问美国证券监管
2008年年底，麦道夫庞氏骗局彻底暴露，美国证监会（SEC）指控其违反了多项证券法律中的反欺诈条款，案情牵涉数百亿美元。2009年6月，联邦地区法院判处麦道夫150年有期徒刑。[6]
SEC在麦道夫案发生后承受了极大压力，因为自1992年以来，不断有知情人向SEC执法部门举报麦道夫的对冲基金在运作上存在问题，并未实际进行交易，而是有庞氏骗局的可能。但SEC未能及时查处麦道夫，以至于损害愈演愈烈。
SEC总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的事后调查显示：SEC曾根据举报对麦道夫进行了五次调查，但由于调查人员缺乏经验、调查的事先准备不足，调查范围有限等原因，在调查发现可疑信息与证据时过于轻信麦道夫的解释，以至于没有采取基本的必要程序来确认麦道夫的陈述是否存在隐瞒和欺骗。假如当时SEC能够适当履行职责，麦道夫的行径一早就会被发现。鉴于麦道夫的一名侄女为SEC某高级检查员的配偶，媒体一度怀疑SEC有严重的徇私舞弊行为，但SEC总监察长办公室最终的结论是，并未发现SEC职员有徇私舞弊行为，但SEC执行现场检查与调查的方式却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
（2）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次贷衍生品的风险
在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百年老店一朝解体，其消亡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硕果仅存的两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在SEC的多年监管之下，数家巨型投资银行轰然坍塌。次贷衍生品的风险并非一朝酿成，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此前及此后，监管机构为何没有及早发现次贷衍生品的风险？美国SEC是由大量非常能干、专业水平非常高的人员组成，其中绝大部分是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师。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前执业于高度竞争的私营部门（主要是律师事务所，还有部分来自于投资银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难道都丧失判断力了吗？
3.美国监管不当和执法不力的原因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7]
（1）过度信奉自由化是金融监管失灵的本质
美国监管者认为，“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因此，要使金融产业在公开竞争中受益，政府对其的干预就应降到最小限度”。[8]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监管当局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和反周期的迅速行动。这就导致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机构盲目乐观和激进。因此，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接踵而来，跨市场风险传递如火如荼，导致金融体系持续、显著偏离长期均衡，最终以金融动荡的方式释放。(www.xing528.com)
（2）监管重叠和真空是金融监管失灵的直接根源
长期以来，美国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对形成专业化比较优势与权力制衡机制并支持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见图8-3）。但这种体制并没有随着金融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其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
图8-3 美国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框架图
一是监管重叠。美国实行多头监管体系，监管机构的目标各不相同，不仅容易引发潜在监管冲突，而且还容易导致监管套利并延缓相关政策执行。例如，商业银行通过实施证券化，将信贷风险由信贷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是彼此分割的，因而不能充分识别和控制证券化的风险。
二是监管真空。金融机构的混业化蔚为潮流，本次金融风险传递过程涉及传统信贷机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在复杂的业务、机构、市场传递过程中，监管协调机制却不到位，没有一个机构有足够的权限来负责对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监控，再加上监管标准不一，导致在监管权限交叉重合的同时出现许多监管真空。
（3）监管力量与金融发展不相适应是金融监管失灵的外在根源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发展愈发不相适应，导致监管效率日益低下。主要表现在：
一是监管手段不足。监管当局仍采取以机构监管为主的方法，机构监管具有只认机构性质不认业务的特点，往往采用一致的方法衡量风险。比如，华尔街盛行单纯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风险评价，由此造成的市场趋同，往往使监管者无法注意到其他方面的风险。
二是监管力量削弱。美国在“9·11”后大幅提高国防安全开支，用于反恐的人力和经费明显增加，并挤压了金融监管的可用资源。金融犯罪的人力和经费得不到保证，即使出现犯罪线索，也无法及时核查，相关法律规定得不到有力执行。
三是监管能力滞后。金融衍生产品的层出不穷要求相应的监管方法越来越专业化、差别化，但实际情况却是监管者对形势判断不足，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滞后，使长短期投资者风险偏好趋同，加速了风险累积，造成监管的低效率。
（4）专业的局限是金融监管失灵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法律人士主导着SEC。其直接后果是，决策时过于注重程序，尤其注重使SEC免责的设计。而且，法律人士对金融市场的技术细节不甚了解。随着金融工具的复杂性与日俱增，SEC对金融市场的了解便显捉襟见肘。举例而言，哈里·马科波洛斯一再向SEC举报，试图使后者及早对麦道夫的庞氏骗局采取行动，但却没有成功。哈里·马科波洛斯后来在国会作证时痛斥SEC，称“SEC行动过于迟缓”，并且“SEC中的法律人士过多，拥有相关业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士太少。在法律人士的掣肘之下，SEC不理解市场的警示信号，不会做算术题，不清楚21世纪的复杂金融工具，以至于案值数十亿的欺诈罪案，用银质托盘送到他们面前，他们还看不出来”。[9]
（5）谋求后监管利益的“旋转门效应”损害了监管效果
在SEC与华尔街之间，有一扇“旋转门”（revolving door），连通了市场的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这扇“旋转门”经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SEC雇员对于调查证券市场的不当行为缺乏热情。华尔街高额的薪酬对于SEC雇员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雇员往往将SEC作为一个临时的跳板。近年来SEC执法部门的领导层，与业界的双向流动极其频密。数据表明，SEC过去19任执法总监中，只有1名后来选择了出任公共职位。此种裙带关系，使得业界巨头往往能够左右SEC的行动。例如，摩根·斯坦利就曾成功地阻止了SEC对一家名为Pequot的资本管理公司的内幕交易案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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