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爆发前十年，正是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业务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的时期，华尔街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的控制权结构或业务模式出现了重大转变，为危机埋下隐患：（1）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出现显著变化，以“创造信用”为目的的房地产衍生品涌现，到危机前，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大幅攀升至35％左右（1992年为8％左右）。[1]（2）华尔街投资银行普遍由合伙制走向公司制甚至上市，扩张规模、攫取短期收益的逐利动机愈加强烈，传统投行业务萎缩，交易业务和自营业务大幅增加，自营部门的盈利能力往往决定了一家金融机构的实力。由此，高杠杆、裸卖空等原本由对冲基金常用的投机方式，开始在美国传统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中流行起来，呈现出对冲基金化的经营模式。（3）“影子金融体系”的缔造者——对冲基金的控制权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主要控制权由少数富人变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其他机构投资者，银行、投行等主体与对冲基金间存在复杂关联交易，对冲基金等机构高风险投机行为的后果最终转移给主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各类主体业务模式的转变，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传递，而这些并没有及时引起监管层的重视。
在业务转型过程中，华尔街逐渐摒弃了信用、信誉、责任等主流价值观，市场弥漫着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金钱拜物教氛围，这种为了追逐公司和个人利益罔顾客户、公众利益的行为导致华尔街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挣快钱”甚至欺骗客户的行为。正如高盛辞职高管Greg Smith所言，“我们必须要赚钱，客户的幸福是第二位的”。在次贷危机中，高盛就靠不光彩的手腕赚取了巨额金钱。根据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长达2年的调查显示，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通过隐瞒产品真实情况，一边鼓励客户做多而自己反向做空、有意延迟客户止损指令、逼仓同业机构等不正当手段，在次贷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2010年，SEC正式对高盛提出诉讼，指控其在一宗价值20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交易中，向做多的一方隐瞒了做空方曾参与产品设计的信息，最终高盛付出5.5亿美元的昂贵和解金。类似高盛这样的行为在整个华尔街是非常普遍的。华尔街投行自私渔利、置商业诚信于不顾，大肆从事利益冲突、利益输送的交易活动，对危机的爆发和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彻底丧失了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最终招致了市场的惩罚——华尔街独立投行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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