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起内幕交易案件从1993年的关国维案件开始，到近年查处的黄光裕、陈榕生案件，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特点，从统计数据中提炼出的一些结论，有助于辅助监管者准确把握内幕交易案件的发案规律，为打击和防范内幕交易违法行为提供数据支持和实践参考。
首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是已查处内幕交易的主体，占全部内幕交易案件的一半左右。但随着近年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的建立，内幕交易的主体有逐渐向上市公司股东相关人员、上市公司交易对手方人员以及政府审批人员扩散的趋势。
其次，利用并购重组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是已查处内幕交易的主要形式。统计结果发现，在31起被查处的内幕交易中，有接近一半（14件）是利用并购重组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此外与重组有关的持股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如重大债务豁免）占比也较高。这充分印证了并购重组领域是内幕交易的“重灾区”，需有针对性地加以规制。
再次，我国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周期仍然较长，有改进的余地。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内幕交易案件平均处罚时间间隔为23.48个月，即在中国内幕交易从案发到最终被查处平均要间隔将近两年时间。查处周期在两年以上的案件达到四成。可以考虑通过完善举证责任，降低举证标准，实行推定过错，加强与司法的衔接等制度安排来有效提升执法效率，降低查处周期。(www.xing528.com)
此外，对比内幕交易的非法所得与财产处罚可见，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仍较低，财产处罚没有充分体现出对内幕交易的彻底惩戒和有效约束力。统计数据显示，内幕交易平均非法收益为511.88万元，平均处罚金额为1126.76万元，处罚金额处于“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较低区域，且处罚金额的分布与非法所得的分布有明显的异化。如果考虑到计算违法所得所可能导致的“缩水”，则“罪刑不匹配”的情况更为严重。
最后，在成熟市场中，内幕交易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三足鼎立，构成内幕交易的三大支柱。而我国的内幕交易查处过于倚重行政处罚，刑事问责的频度和力度不大，尤其是民事责任的欠缺，是我国内幕交易有效规制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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