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以宗教认同、社会信任和制度至上为价值基础的社会工作相比，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着迥然不同的情况：宗教信任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而传统文化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普遍的高社会信任关系尚未形成；且由于社会工作才刚刚起步，相关制度不健全甚至缺乏，制度信任也无从谈起。所以，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依靠文化价值形塑，且辅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从内、外部构筑高社会信任关系，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良好的信任文化土壤（如图10-1所示）。[33]
图10-1 社会信任的形成
社会工作文化氛围的营造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中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34]，以摆脱一味依靠其他组织或人员来获取信任。实际上，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是重建价值，培养高度的信任文化。[35]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环节，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参与治理，迫切需要转变人们之间的信任方式，从传统礼俗社会的特殊信任转变为现代法理社会的普遍信任。
美国社会学家伯格和德国社会学家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有助于从文化价值形塑的角度来理解普遍的社会信任建构与形成过程。具体地，社会建构理论用“制度化”和“合法化”来说明规则是如何在互动中被确立及维系的，从而解说社会被建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制度化”是指行动通过不断重复便形成习惯，习惯在时空中被外化则会在某一类行动者当中频繁出现，这种行动在群体间、社会内交互便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也即文化的形成；“合法化”指的新形成的文化要求所有行动者内化这些规则，传承下去。于是，社会信任的形成，首先需要通过教育、宣传等一系列的多元方式将信任的文化价值观或共同信仰导入社区，提升社区居民的信任意识；然后，通过激励机制来呼吁、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协调行动，多次重复形成习惯，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促进社会成员将其内化（如图10-2所示）。[36]
图10-2 普遍信任形成的文化价值形塑
（一）提升公信力(www.xing528.com)
基层的党组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要构筑自身的公信力，营造良好的信任环境，优化社区环境，严厉打击和斥责包括自身在内的失信、失德及违法行为；同时，努力完善社区公共设施，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丰富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空间，为建立普遍信任做好基础准备。[37]
（二）价值导入
首先，信任理念的诠释，向社会成员传达并解释从传统社会转换到现代社会，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之观念转变的必然趋势。其次，信任价值强调，宣扬自我约束、相信他人、以诚待人的价值观，强调公共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再次，信任案例的宣传，通过正面和反面的案例，促使社区居民意识到普遍信任的重要性和建立普遍信任的紧迫感。最后，信任话题的讨论，开放对信任和不信任话题的社会讨论，通过公共谈论来呼吁大家形成信任的道德意识，促使社会成员关注和推动社会信任。[38]
（三）行动巩固
其一，挖掘社区领袖的行动资源。通过拉动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加入，来获取社区领袖的助力，以更好地塑造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其二，发挥社区组织的行动示范作用。与社区居民打交道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态度、道德水准，强烈地影响着社区居民的信任倾向，因此社区组织良好的信誉、业务能力、责任感、亲和力，将为社区居民营造良好的信任氛围。其三，激活社区居民的参与。普特南认为参与自愿社团、打造社区邻里共同体是信任的源泉，通过兴趣小组、社区活动等，吸引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各个小组的交互，使所有社区成员纳入一个大的社会网络中，促使彼此的熟识、合作、公共精神的形成和社会信任的形成。其四，信任行为的奖惩，包括鼓励社区居民信任他人，建立信任奖惩制度，斥责失信行为。[39]
（四）文化内化
通过价值导入和行动巩固，基于内在的信用驱动或是外在制度约束，社区成员在多次重复行动中养成习惯，进一步在时空中外化影响更多的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形成普遍性的信任文化。普遍的信任文化反过来形塑、内化为社会行动，扎根于社会成员心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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