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困境

（一）中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文化背景分析

文化是一个博大复杂的概念，其产生必然以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为基础，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发展历程，不同的现实制度架构，都会造成人对自身以及自身以外世界的不同感受和看法。同时文化作为现实生活的产物，是人对于现实生活各种关系认知的概括，文化是抽象的，但又是十分具体的。它既包括根本的价值观，也包括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世风习俗；既是独具民族特色的思维逻辑，也是包括饮食等在内的展现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语言表达、情感特征等等；文化具有很鲜明的个体特性，但一定是很多人所共有的，是一个群体、民族、区域的概念。

1.文化差异性

无论是在抽象层面，还是在具体层面，无论是认知结构，还是心理程序，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必然会在社会工作服务大众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以家庭服务为例，无论以哪一种理论为前提，使用哪种模式，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基本途径是“介入”。但是东方文化重责任、爱面子的价值传统，形成了在家庭问题上普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式，不能有效化解这种文化心理抗拒，就不可能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家庭服务。^[21]

2.信任方式差异性

宗教认同、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组成了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但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迁徙，中国正在从传统的礼俗社会走向现代的法理社会。中国的礼俗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基于亲朋好友及邻里间的熟悉与了解；法理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按照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观点，礼俗社会中人的行为受习俗传统的约束，而法理社会中人的行为受法制的制约。当社会关系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时，信任方式也要随之转变，以维系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变，但观念的转变速度却没跟上物质生活的转变，以至于原有的信任方式扭曲变形，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远未建立起来。个体为谋求自身利益，甚至不惜破坏熟人信任，“杀熟”现象、“碰瓷”事件不断增多，社会成员对陌生人保持着警惕和防备状态，将社会推向局部无序的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制约了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22]

（二）中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分析

中西方社区社会工作依存的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主要是从个人、社会的角度分析问题，例如泰勒、列维主要从个人角度来讨论社区工作的理论价值，戈登主要从社会角度来考察社区工作的理论价值，斯泰克、柏伊姆主要从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角度讨论社区工作理论价值。^[23]而中国本土社区工作理论主要围绕“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杨笑思认为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被构建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会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24]周永新指出中国社区工作应以巩固家庭为首要任务。就其助人自助的本质而言，中西存在契合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法、佛）存在助人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目标和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以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运用思想政治方法解决问题，以政府架构作为服务的主要网络，邻里、家庭等民间组织做补充的救助模式。同时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特性与自身潜能的发挥^[25]，这有利于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完善。中国人同样也十分注重社会关系的作用，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存在，探索本土化社区社会工作理论有利于集体主义理念的构建。^[26]

（三）中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地位和工作方式分析

1.社区工作制度不同(www.xing528.com)

所谓社会制度，一般指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组合，一方面它是一种总体的制度，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在不同的领域中具体的行为模式和办事程序。因此社会制度不仅意味着制度产生以及实施背后的宗旨和观念，而且包括各种组织实施的体系和规则，同时也包括社会对个体的规范，包括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总体的社会制度决定着社会的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也是所有其他制度和规则制定的依据。^[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历史和国情，不断探索创新的一种结果。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独有的优势，例如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治理优势、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思想优势、强大的社会动员优势等等。这一方面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决定执行落实，但是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行政力量过强、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如果说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是一种自下而上由民间组织推动的社会运动，逐渐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和专业方向的话，反观中国社会工作发展30多年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到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以及这种力量能够取得的积极成效。但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立足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基础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要实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依然需要某些制度改革调整。^[28]

2.实务工作模式不同

（1）社区发展模式本土化困境。从中国农村发展来说，社区发展模式主要是地区扶贫。在扶贫开发策略上，强调的是政府的指导、资助和总体规划，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援助，引导贫困区域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经济，这不同于罗斯曼所强调的依靠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民主决策、志愿合作，以地域为主开发当地资源，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的观点。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来看，社区发展是一种生活服务体系建设、社区环境建设和社区管理体制建设的复合体，社区建设的手段主要靠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专职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相结合，逐步过渡到社区自治建设主导、政府管理相配合的模式，它采用的是传统的行政网络来动员社区居民配合、参与政府的社区工作计划，同时结合市场化策略来推行社区服务产业化、实体化和法制化。^[29]

（2）社区策划模式本土化困境。从中国农村发展来说，社区发展重视宏观管理的计划性和行政依附性，缺少微观项目管理的具体策划技巧，以至于农村扶贫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扶贫项目的效益差，资源浪费严重，这不同于罗斯曼所强调项目策划技巧、项目方案的设计和优化选择方法、项目执行落实的管理技巧和项目评估技巧。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来看，中国城市建设有两个特点：一是靠政府的行政系统推动社区行政依附性的组织网络落实；二是社区服务项目的务实导向和市场导向。前者是指在我国社区建设是靠政府行政系统推动的、靠社区行政依附性的组织网络来落实的，所以注重社区基层的管理秩序的控制，保证社会稳定是政府的基层追求。而后者是指政府对基层社区的服务项目的财政投入不多，主要靠社区服务机构的面向市场的收费服务来筹集经费支持社区社会型服务，解决社区居民的实际问题。在中国城市建设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基本上是一种依附行政性社区组织的配合性参与、义务贡献性参与和服务接受性参与，基本上缺少社区居民自主策划、自主管理、自主受益的能力和增强社区发展的能力。^[30]

（3）社区行动模式本土化困境。中国缺乏开展社区行动的土壤，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儒家影响比较大，重中庸之道，尊重权威，常以和谐、息事宁人、容忍来应付周围环境的变化，较少用冲突方式解决问题。二是中国的城乡社区属于行政性社区，政府的行政命令及社会控制功能通过社区延伸到每一个人，而在民众的观念里社区意识较为淡薄，当个人及家庭发生困难时仍以求助家族、单位或政府为主，较少依赖社区或邻里，因此社区归属感不强，自然也难以形成对凝聚力要求较高的社会行动。^[31]

3.实务方法与策略不同

西方社区工作助人方法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它具有系统性、专业性、技巧性。而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以政府推动和单位提供为主，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十分缺乏。除了政府通过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福利，只剩下家庭对其成员的关护，这种助人体制与方法强调家庭系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国人之所以注重家庭伦理观念，一方面来自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缘于这种一旦个人有难首先向家庭求助的支持系统。传统社会中，个人一旦缺乏家庭系统的援助和支持，社会对他需要的满足则是极其有限的。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各个具体的方法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协调、互补的。因此，社区工作者要建立一个开放、灵活、多元的观念，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时，将不同的工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使自己提供的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以张和清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题与介入项目为例，在研究农村社区时，中国农村社区工作对西方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进行了整合。^[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