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扎根阶段。其中，引进阶段是指发展中国家最初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时，在实践和教育中直接采用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阶段是指因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直接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时引起的不适性及不良反应，引起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并且有意识地修正西方社会工作，使其在与本国文化的碰撞中，有效解决社会问题；而扎根阶段是指社会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价值理念、工作方法在本国具备扎实的根基，成为本土化的深入发展阶段。[4]
1.以理论方法移植为主的引进阶段
21世纪前的社会工作恢复初期，中国先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这一时期并未大规模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缺乏社会工作相关教育资源以及专业教师，从事社工研究和教育的先行者处于一种黑暗中的摸索状态，社会工作教育者面临着自己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巧尚未好好吸收、消化，就得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的尴尬局面。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社会工作教材和参考书籍，只有将西方社会工作方面的书籍翻译过来权当教材；二是国内大部分关于社会工作研究的文章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实务模式的介绍[5]，全盘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以及工作方法；三是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较注重对理论基础和实务技能的培养，很少有关注或设置有关社会工作伦理、价值方面的课程。
2.以实务方法套用为主的本土化阶段
2003年中国首家社会工作机构“乐群社工服务社”在上海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大量社会工作机构纷纷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2011年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推动社会工作在全国各地布局、试点[6]，促进了社会工作实践和职业化进程，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和各种专业技巧在实务中广泛运用。[7]
目前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正处于以实务方法套用为主、探讨本土社区工作模式的阶段。各地纷纷成立社会工作机构，鼓励更多院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吸纳人才进入社会工作服务队伍中。在实务工作中运用和总结西方社区工作的方法和专业技巧，探讨和创新中国本土社区工作模式和专业技巧。(www.xing528.com)
（二）中国社区工作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的社区工作最为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学者深入农村，以农民、农村为工作对象，将西方科学与民主应用于农村，开展农村社区民主自治和自我管理，帮助农民树立自助的观念和科学合作意识。
现代中国的社区工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社区被政府列入民政工作职责范围内，行政性社区工作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而后20世纪90年代，在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的号召和要求下，各地纷纷响应民政部在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系统开展社区建设工作，由此社区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以制度的方式来帮助和保障社区工作的发展。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鼓励各地成立社区相关机构，研究和开展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从国家层面来对社区工作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为社区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指导。2017年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要求和支持各个城市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工作。随着《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行业标准的制定，使得中国社区社会工作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新阶段。
（三）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历程
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历程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兴起农村建设活动，一批农村工作者主张将西方的社区发展理论运用于农村社区的建设中去，并逐渐在农村社区自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度取消了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受到严重影响，它主要还是服务于一些基层机构和农村地区，主要以理论为主，实践性较弱，且受国家政府管理，具有一定的行政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新重视起社会工作对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促进社会工作对城市社区的服务。同时地域社区与功能社区成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佳视角，社区工作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由此可见，我国社区工作是先于个案、小组工作而发展起来的，注重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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