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社区社会工作的典型模式
在我国,社区社会工作最先在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和城市得到政府的重视、推动和发展。这些地方围绕优化社区社会工作顶层设计,提升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开展“人才+平台+保障”三位一体系统建设,在创新社区治理、回应群众需求、激发社会活力、融洽社区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国内近年来有关社区社会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主要有整合推进、岗位购买、家综服务、存量提升等模式。[5]
1.上海整合推进的模式
上海市的社区社会工作在全国起步最早。2011年,上海市提出要按照“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广泛参与”的总体思路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发展。从具体路径来看,上海市采取的是一种各城区因地制宜、多部门协调配合、行业组织良性互动的方式,全方位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发展,走出了一条“整合推进”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道路。
2.深圳岗位购买的模式
深圳市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岗位为主要特色,围绕岗位、社区服务中心、督导人才培养、双工联动等方面逐步拓展。
3.广州家综服务的模式
广州市以2008年汶川地震后提供的灾害社会工作项目为契机,在考察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地社会工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购买“综合服务”的发展策略,在购买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广州市的家综服务模式包括购买单项项目和购买综合项目两种形式,早期以合同管理的方式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单项服务,2010年后加大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开始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综合服务项目。
4.杭州存量提升的模式
存量提升模式的社会工作实践,倾向于以社区为中心。鉴于专业社会工作与社区工作在服务居民的职能上存在诸多吻合之处,杭州市在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中,非常强调“政府主导的、嵌入式”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
(二)社区社会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逐渐突出。随之民生保障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除了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开展民生保障事业,社区在落实民生保障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在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回应社区居民需求、促进社区参与、融洽社区居民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在创新社区治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根基。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居民和有关主体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目标。在社区治理中,相对于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有关政府部门,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的范围和深度还比较有限,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中的短板。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有助于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在此基础上促进街道、乡镇政权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2.在回应社区居民服务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对心理疏导、情绪抚慰、功能修复、社会融入、社区参与等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各级民政部门在加强资金救助、物质保障的同时做好人文关怀、个案服务和精神关爱工作。我国传统的社区服务一直由党政部门、乡镇街道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区设置服务站点为主导,一定程度上存在条线化、行政化、碎片化等问题。2016年底出台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首次提出“建立以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成员为骨干,社区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区专职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将“支持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服务机构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和社区志愿服务”列为重点任务;明确“力争到2020年,每年城乡社区至少配备1名社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目标。这为发展社区社会工作、加强社区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广大社会工作者扎根社区、回应社区居民服务需求提供了支持和保障。(www.xing528.com)
3.在促进社区参与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在激发社区活力,搭建社区参与平台,建立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区方面有着独特优势。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程度也是反映一个社区多方协同、公众参与的关键指标。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体优势,有利于扩大社会参与,完善社会协同机制。
4.在融洽社区居民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工作具有立足社区、根植一线、贴近群众的职业特性,具有心理疏导、情绪抚慰、功能修复、社会融入的专业功能。在培育尊重接纳、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弘扬平等参与、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合作精神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发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对于调适社区关系、舒缓社区矛盾、增进社区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
社区社会工作对于创新社会服务供给方式、降低行政工作成本、稳定社会工作者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但是,从实践来看,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诸多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社区社会工作行政依附性强,专业服务被边缘化
根据前文所述,可以把社区社会工作者界定为,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派驻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深圳)、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等机构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者,或由政府部门直接聘用,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服务社区中的特定人群,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部分社区工作者(杭州)。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具有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行政干预较强的特点。目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两种主要方式是岗位和项目。
相对而言,岗位购买的深圳模式和家综服务的广州模式,由于政府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政府不直接干预服务提供,社区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相对能够得到保障,但在现实中这两种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行政化突出的问题。
2.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功能异化,社会认可度低
社会工作历经多年发展,其在职业化队伍建设方面迈出了较快步伐。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提供住宿的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共计3.1万个,其中注册登记为事业单位的1.6万个,注册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1.4万个。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43.9万人,其中社会工作师10.7万人,助理社会工作师33.2万人。但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专业化程度却明显不足,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功能异化现象。
从社区社会工作岗位设置来看,部分地区一方面将社区工作者纳入“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序列,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提高专业能力,但在人才准入上却设置户口(如北京、杭州)门槛,导致大量科班出身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难以进入社区服务系统中,抑制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样,由于现有组织架构和考核机制的局限性,地方政府对于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界定主要局限于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的取得,而不是实操技能的获得,这使得社区中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要么疲于应付上级任务和检查,要么对专业发展缺乏兴趣,真正从事小组、个案等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寥寥无几。
3.队伍稳定性差,高素质人才匮乏
社会工作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或“缓冲器”,获得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大力支持,然而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流失率居高不下且有增无减。社会工作者的流失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实问题,这从一般大众媒体的报道以及政府的制度建构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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