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英语篇章功能及其衔接形式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学术写作不仅仅传递概念信息，产出可信文本，而且还表达丰富的人际互动意义，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互过程。在这一社会互动过程中，作者常常潜入文本，表达学术立场，在揣测读者对文本的反馈中引导读者充分地理解语篇含义，从而达到协商一致的目标。因此，文本互动曾被比喻成“双手击掌”和“双人交际舞”，作者和读者在撰写和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一拍即合，不断实现语篇意义和建构学术知识（Jiang 2016）。不过，学术英语的人际意义和篇章意义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学术语篇的解构与重建中难以认清每种意义和功能的实现形式。Thompson & Thetela（1995）、Thompson（2001）、Hyland（2005a）和Hyland（2012c）提出重要的“交际”（interactive）和“互动”（interactional）两分法，用以准确观察文本交互过程，有助于梳理学术语言的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在他们看来，人际功能是以作者为中心，作者对命题信息表达立场和评价或者将读者引入到共同建构语篇的互动过程中来；篇章功能则以读者为中心，作者考虑并满足读者的认知和理解需求，是塑造话语可读性和可理解性的交际过程。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内外关于学术语篇人际意义和交际过程的研究，接下来笔者将回顾并综述国内外关于学术英语篇章功能与交际过程的语料库研究。

衔接和连贯是学术英语篇章功能的主要议题（Ravelli 2004；Ventola 1996）。简而言之，衔接描述语篇的表层结构关系，而连贯则是语篇深层的语义或功能关系（Connor 1984；苗兴伟　1998）。换言之，语篇的衔接是通过词汇和语法等表层形式实现的，而连贯则是通过句子或语段之间的语义或功能关系实现的。国外研究从关注学生文本在衔接和连贯方面的语用能力（Connor 1984；Johns 1986；Kuo 1995；Parsons 1991），逐渐转向学术语篇在篇章功能方面的学科间性（Dahl 2004；Dos Santos 1996；North 2005；Ravelli 2004）。一方面，以主位–述位和连接词为内容考察衔接特征；另一方面，以附加语为对象考察连贯特征。

第一，衔接特征。

主位–述位结构是语篇衔接的主要形式。根据Halliday & Matthiessen（2013）所言，主位指小句的第一个成分，是信息的出发点，主位之外余下的成分便是述位。主位有标记性（marked）与无标记性（unmarked）之分。在陈述句中，主语充当主位是无标记的，其他成分充当主位时则是有标记的。一般说来，主位是交际双方已知的信息，述位则往往是发话人要传递的新信息，为对方所未知的信息。主位总是始于小句的开始部分，它是为小句设置情景的那一部分，并为解读语篇定位。North（2005）建立本科生历史公共课论文语料库，对比了不同学科学生使用主位结构的差异，发现文科学生论文成绩较高，而且更擅于运用标记性主位展开句子的信息。她认为标记性主位结构的使用不仅能有效衔接文本新旧信息，而且有助于信息表述更加清晰、更具劝说性。Ebrahimi（2017）针对标记性主位结构进行了进一步专门的对比研究，在多学科学术论文语料库的基础上发现了化学领域多用标记性主位特征刻画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心理学在表达因果关系方面时使用比例较高，应用语言学更倾向于利用标记性主位结构建立结论的数据实证关系。Gosden（1993）则关注非标记主位结构与学科知识建构和话语实践的关联性。他用三个理科（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期刊论文构建语料库，将理科论文分成引言、实验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部分，发现引言部分出现较多与参与者相关的主位特征；在实验部分，物质世界信息作为主位的比例最大；而与观点、假设相关的主位集中在讨论部分。Gosden（1993）认为主位结构的选择契合期刊论文的“沙漏”结构特征，在参与者、物质信息和观点假设的选择中推进信息陈述，并使之更加衔接和可信。

在国内，尽管谢华（2009）对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学者在英语学术论文中主位结构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但是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对比英汉学术论文中主位选择的差异（如王纪芬　2006；王静　2004；魏昆　2009；余渭深　2002）。其中，余渭深（2002）基于自建语料库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他以小型英汉科学期刊论文语料库为基础，对比发现汉语中标记性主位的功能使用明显多于英语，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英句子结构的内在差异。譬如，英语中时间状语、方式状语等非标记位置通常在句末，此类状语在汉语中大多处在句首或句中而非句末。此外，英语使用了更多的表示语篇衔接的标记性主位，说明英语比汉语在学术论文写作时更注重形式衔接。

篇章功能衔接形式的另一特征是通过语篇连接词实现的。其中，篇章元话语和连接副词是国内外学者集中考察的衔接资源（Bondi 2006；Dahl 2004；Khedri et al. 2013；Shaw 2009；曹凤龙、王晓红　2009；邓耀臣2006；罗一　2003；朱玉山　2012）。国外研究以学科差异对比为主，而国内学者则更关注学生文本，期望达到指导学术写作教学的目的。Dahl（2004）收集了医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180篇期刊论文，论文作者涵盖以法语、挪威语和英语为母语的人群。通过对语料的分析，他发现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论文结构非标准化，而且学术陈述以论辩说辞为主，受此影响使用较多的语篇元话语，进而增强论文语篇结构和信息组织的衔接性。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了母语影响的重要性：英语和挪威语作者较法语作者使用更多的衔接词，因为英语和挪威语文化是以作者责任为主体，而法语是依赖读者理解语意。就学生文本而言，曹凤龙、王晓红（2009）对比分析了中美本科生学术论文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结果表明，元话语在两组文本中都被频繁使用，使用最多的是篇章元话语。但是，他们发现中国学习者过多使用语篇连接词，原因主要是语言水平低和目标语输入质量不高，并非缺乏较强的篇章建构能力。邓耀臣（2006）进一步验证以往的结论，得到以下新的发现：中国学习者因果关系和列举关系连接副词的过度使用反映了他们在议论文写作中采用了不同于本族语作者的论证方式；中国学习者能够灵活运用的连接副词种类偏少是造成学习者过多使用高频连接副词的主要原因。(www.xing528.com)

第二，连贯特征。

与衔接特征相比，语篇连贯与语料库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由于连贯是语篇深层的语义关系，因此语料库手段不易处理。不过，Hyland（2007）、Murillo（2012）、Carrió-Pastor（2013）、Jiang & Hyland（2016）等研究寻找了语篇连贯的语言形式，通过语料库方法尝试介入对语篇连贯性方面的分析。例如，Hyland（2007）以附加语为切入点，提出重述（reformulation）和实例化（exemplification）两个概念，考察不同学科作者在学术论文中是如何建构语篇语义的连贯性的。研究基于240篇涵盖八个学科的百万词符学术论文语料库，发现整体而言文理学科在语篇连贯的附加语使用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理工科倾向使用重述，而文科论文中实例化频率较高。Hyland认为，语篇连贯性的塑造和不同实现手法不仅是个体作者的撰文经验，而且代表学科共同体的共同智慧、对知识的言谈规范和认知理念（Hyland 2007：284）。对比英语和西班牙语期刊论文，Murillo（2012）发现母语为英语的作者使用重述标记语的频率较高，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作者在撰写英文论文时使用的部分重述特征是从母语迁移而来的。同样，Carrió-Pastor（2013）对语篇连贯性特征进行英语本族语者和非母语者的对比，发现尽管英语非母语的作者较本族语者少用句首衔接词，但是他（她）们有意识地反复使用总结、对比等逻辑关联词。

国内方面，杨信彰（2006b：13）在对比学术语篇和法律文本语料库的基础上，讨论得出附加语是学术语篇的连贯性建构意义，具有突出其提高语篇“自然程度　、有效性和明显程度”的作用。此后，杨林秀（2008）、魏晓莉等（2013）和李志君（2014）相继探究了中国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语篇连贯性特点。例如，李志君（2014）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汉语论文比英语论文使用数量更多、形式更丰富的复杂重述标记，中国学者撰写的L2英语论文在重述标记的使用频数、简单标记与复杂标记的相对比例和种类以及语篇连贯功能上均介于L1汉语和L1英语之间。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看到学术话语不仅意在报告实验结果和概念信息，而且表达丰富的人际意义，建构可理解的连贯语篇。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学术语篇的人际意义，在看似客观的文本中探索作者对信息议题和读者表达的观点态度以及劝谏听者和话语共同体接受学术语篇的观点主张，认可研究结论的学科价值和重要性。学术英语的概念、人际和篇章功能一方面反映语言刻画科学研究的过程，实现知识传播的交际目标；另一方面三个功能的相互参照体现学术英语的话语实践和知识建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