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记载留给后世的诸多疑惑，藏区的陶器生产情况究竟如何，是从何时产生的（是否确实是文成公主从内地引入的）、制作工艺、产品外貌是怎样的，另外，藏人是都将陶器运用在了哪些方面。从考古资料中可以发现诸多新线索。
（一）藏地陶器起源
陶器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文化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陶的现象不单单出现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农耕社会中也可见到[10]。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西藏的农耕地区亦不例外。在新石器文化时期，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先民也开始了自身的陶器制作，因此基本的陶器制作技术并不是如文献所载的由文成公主引进藏地。现今西藏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经发现了百余处[11]。其中，没有陶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在海拔较高、植被较为稀少、不宜农耕的藏西与藏北地区[12]，而出土了陶器或陶片的遗址地点大致分布在藏东、藏中与藏南。现将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为典型的陶器或陶片信息整理如下：
表1 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为典型的陶器（或陶片）[13]
③具体地点在藏东昌都地区昌都水泥厂附近第二台地上，台地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具体纹饰有直线、三角、方形，及仿水涡、叶子、贝壳、绳子等；遗址复原46件陶器，平底器器型有豆，特色器形有早期折（斜直）腹盆、小口垂（鼓）腹罐、长颈短唇罐、双体兽形罐，自成一系。
④杨曦.浅说西藏新石器时代陶器[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6（1）：20-24.
⑤具体地点在藏南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北岸环山；具体纹饰有弦纹、短直（斜）线、折曲、点纹、绳纹；无平底器器型，圈足、扳耳发达，有少量磨光泥质黑陶，似曲贡遗址。
⑥具体地点在昌都地区昂区河东岸小恩达小学一带的第一、第二级台地上；具体纹饰有三角、平行直线、波折、弦纹、绳纹、锯齿、指甲；无整器，似卡若遗址。
（续表）
①具体地点在藏中拉萨曲贡村和西藏军区总医院北面山坡下端；具体纹饰有重菱、三角、直线波折（几何、交错）、蛇纹等；夹砂陶胎质细密，特色品有泥质磨光黑陶，器小，壁薄。
②具体地点在藏西北阿里地区狮泉河西南5公里处；具体纹饰有条形（彩绘），结纹（刻划）、叶脉纹、绳纹（印压）；红色多为泥质、黄褐色为夹砂质，碎片无法复原为整器、带孔纺轮一件（残），具有地域特征。
③具体地点在藏南林芝地区尼洋河旁；具体纹饰有竖条、绳纹、划纹、附加肩脊宽带纹；无法复原整器，器型为推测，具有地域特征。
④具体地点在藏南林芝地区尼洋河西岸山坡；具体纹饰有绳纹、划纹、附加肩脊宽带纹、三角形镂孔；无法复原整器，器型为推测，似云星遗址。
⑤具体地点在藏南林芝地区尼洋河东岸四公里处山坡；具体纹饰有绳纹、锯齿纹。
⑥具体地点在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二级台地东侧山谷上；具体纹饰有绳纹、堆贴纹饰；粗砂陶多，器形难以复原，器型底部为环形底。
⑦具体地点在林芝地区雅鲁藏布江河谷台地；具体纹饰有绳纹；器形难以复原。
以上所列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其所处的具体位置来看，多临水，或依山，从地理环境来看这样的选址颇有利于陶器生产。山上的林木是陶器烧制时不可或缺的燃料；临水则方便了淘洗与加工陶器原料，河道或还可以方便木材的运输[14]。
从以上整理的陶器信息来看，西藏的每个地区的陶器均有一定的地方特色，藏东、藏南、藏中、藏西北皆自成一系，但在工艺、装饰、材质方面又有相似之处。整个新石器时代，西藏各个地区均存在陶器制作，藏西北数量较少，藏东、南、中部数量较多。
材质方面，抗烧的夹砂陶被大量采用，稍后泥制的陶器开始出现。陶色与采用的陶土原料有一定关系，根据今日藏区还存在的传统土陶器制作推测，先民可能也是就近取黏土制作的，所以上表中的陶色亦呈现一定地区特点，藏东、中部常呈灰色，藏南、西北部常呈红色[15]。
工艺方面，新石器时代藏地的陶器烧制技术多是露天的平地堆烧或挖坑烧制，所以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窑难以得见，现在藏区制陶还时常采用这种极其原始的烧造方式。以云南藏区尼西黑陶的烧造为例，前期需要准备柴火、竹篮、铁耙、木棍、铁锅等材料，之后烧制的步骤有铺草堆、起烧、埋陶、取出后刷水打磨等[16]。现发现的专门制陶的考古遗址主要有一处，即“赞域制陶遗址”，此遗址中发现的制陶作坊年代并没有得以确定，专家只是从该遗址中发现的陶片所呈现出的原始工艺、散落的简陋器具推测其历史颇为悠久[17]。(www.xing528.com)
西藏新石器时代生产的陶器从外形来看，和附近其他文化中的器形极为相似。如昌都地区的小恩达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与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中所见器形近似，这很大程度上说明当时藏地与周围其他地区已经存在了一定的文化交往[18]。
（二）藏地陶器运用
西藏的新石器时代，除了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片），在墓葬中也出现了陶器（片）的身影，作为墓主的随葬器物，说明其在藏区葬俗文化中亦有一席之地，且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之后葬俗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由土葬逐渐转变成以天葬为主的风俗习惯[19]。现将每一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墓葬出土陶器（片）情况整理如下：
表2 西藏各时代代表性墓葬出土陶器（片）[20]
③具体位置在昌都地区昌都县北5公里，出土陶器（片）具体情况为墓主右上，陶罐一件，夹砂灰陶，通高14.1厘米、口径10.3厘米，底径5厘米。侈口、圆唇、高颈，肩波折纹，腹凸棱与划纹，小平底，双大耳有纹饰。
④具体地址在西藏建筑工程公司林芝砖瓦厂砖窑南侧崖坡，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位于墓坑所在的坡土中，小口细颈平底罐，绳纹，灰陶，表面陈旧有烟熏痕迹，应该为墓主生前使用，死后陪葬。
⑤具体地址在林芝地区八一镇多布村，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垒石块为棺M1，一件残破陶罐，还有两件石器。石板石棺M3，墓主头部出土残破陶罐一件，夹砂褐陶、手制、平底，高22厘米。
⑥具体地址在阿里地区日土县阿不兰热山，陶器残缺不全，与铁钩、饰珠等相伴出土。
⑦具体地址在昌都地区贡觉县相皮乡，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石板墓无头箱型墓1座，棺内顶端随葬双耳陶罐3件、单耳陶罐1件、长颈罐1件。另一座石板墓主室北有头箱，有单耳陶罐两件。另一座石块墓，随葬陶器4件，一件双耳罐位于填土上部，三件位于室内骨架两侧的填土中间，器物与四川巴塘雅江石棺墓相似。
⑧具体地址在昌都地区贡觉县城北小学校，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夹粗砂灰褐陶烹饪器1件，直口平底，圆筒状，单扁耳，底有火烧痕迹。
⑨具体地址在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吉定乡西北，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随葬有陶钵、陶罐、皆夹砂红陶、造型原始。陶钵，手制、通高8.3厘米，圆唇、敞口、平底，单桥耳为捏制后粘接，器底有使用烟熏痕迹。陶罐通高7.8厘米，尖唇、圜底，有流。耳为后黏。
（续表）
①具体地址在山南地区隆子县新巴乡吞玛村北侧，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双耳带流陶罐一件。
②具体地址在日喀则仁布县姆乡让君村附近，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陶壶、陶盆与铜器、铁器相组合。
③具体地址在山南地区扎囊县扎塘镇斯孔村，出土陶器具体状况为竖穴洞室墓M5，在离墓穴口沿1.6米处的土石中发现了一陶勺（细砂红陶、壁薄、手制、或有漏勺只用）、一陶罐（粗砂红陶、壁厚、手制、外表烟熏痕迹炊具），在墓穴底部近墓门处发现一件小陶钵（细砂红陶、器小、高5厘米，口径11厘米，内置一根鸽子腿骨）。
如表2所示，藏区从新石器到吐蕃时期的墓葬中都出现了陶器的身影。其中有的陶器可能是专门用作陪葬的，有精神寓意或盛装随葬物的作用，比如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吐蕃时期都出现的一种“双耳罐”——特别是装饰精美的那些，其摆放的位置常靠近墓主，或许别有精神寓意，另外还有斯孔村墓葬群中用来放置鸽子腿骨的“小陶钵”等。而另一些陶器则通过烟熏痕迹被判断为使用过的炊具，如从新石器时代到吐蕃时期出现有烟熏痕迹的陶器，这些应该就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遗物，也用来陪葬，这种现象在许多其他民族学研究中亦可得见。
藏地的陶制品在建筑物上的运用，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应该起源于吐蕃时期，史书中提到文成公主在大昭寺修建时有使用陶砖[21]。作为实物证据，最近大昭寺修缮时有陶制砖块发现，被认为是西藏最早可见的砖，而在最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桑耶寺中也有类似陶制方砖的出现，另外桑耶寺中还有陶制绿色瓦片的出现[22]。此外，古格王国遗址建筑中也有红陶塔刹饰品，工艺复杂，造型精美[23]。
陶器在宗教艺术中的运用，可以一种大型的“擦擦”为代表，这种传统藏地陶塑或许对清代瓷质藏传佛像有所启发。一般的擦擦较小，是一种脱模制成的泥塑，并没有经过烧窑，算不上严格的经过烧制的陶器，“擦擦”这种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与佛塔结合紧密，常被放置在藏传佛塔之中[24]。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者而言，“擦擦”的造像过程对加持、观修、开光都颇为有益，而“擦擦”本身则有助于教义的宣传，还有益于疾病的预防治疗[25]。能算得上严格的陶器的“擦擦”比较罕见，以藏地的松宗寺为代表，这里的擦擦体型较大，约有70公分左右，历史上百年，是通过烧制并上彩而形成的，有别于其他直接通过风干而形成的“擦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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