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的基本造型为八吉祥（轮、花、鱼、结、瓶、螺、伞、幢）或七政宝（金轮、神珠、白象、绀马、主藏臣、将军、玉女）标志的立体造型下加一底座（底座一般为瓷，偶有紫檀等材质出现）。瓷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中的法轮瓷立件从清雍正开始便已出现，法轮瓷立件在乾隆、嘉庆时期仍有大量制作，并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新的法轮瓷立件造型。而真正意义上成组的八吉祥与七政宝瓷立件则是在乾隆时期制作成功的，嘉庆时期仍可见瓷八吉祥立件的制作，其立件造型基本延续了乾隆时期的瓷立件造型。瓷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是继雍正八吉祥壶后，进一步将藏传佛教中大量使用的八吉祥与七政宝主题纹饰在瓷器中立体化，且每一标志开始以单独瓷塑的形式出现。立件在瓷器中的品种有粉彩、仿金釉等。瓷以外，立件在清代还以金累丝器、鎏金铜器、掐丝珐琅器、玉器等形式出现，虽无款识，但根据造型工艺来看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74]。立件往往由几种材质混合制作而成，体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原型应来自藏传佛教中的金属法器。
就收藏而言，瓷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在内地、海外博物馆均有收藏[75]。多是用作宫廷佛堂供器，乾隆帝曾赏赐给班禅相关瓷立件，乾隆时期瓷立件来源或为地方上贡[76]。其他材质的立件则在藏地、内地、海外博物馆均有藏[77]，其用途与其他藏式瓷器类似，作为宫中佛堂供品，或赏赉品使用[78]。
关于造型，分法轮瓷立件、八吉祥组瓷立件、七政宝组瓷立件三部分进行探讨：
首先是法轮瓷立件。法轮是八吉祥与七政宝中均有的标志[79]，因此法轮立件常被单独塑造出来，雍正时期便已出现画珐琅法轮，乾隆、嘉庆时期还大量生产了瓷仿金的法轮立件，在瓷立件中八辐的法轮比较常见。笔者所收集到的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的瓷法轮大致高度在19.7厘米-27.6厘米左右，按品种、外形不同可分为三类：FL-A（即法轮A型）画珐琅短柄瓷法轮（图64）[80]，FL-B瓷仿金长柄法轮[81]，FL-C瓷仿金短柄法轮[82]。这些瓷法轮在清代铜器中都能找到相似的金属制品，如与FL-A相似的清铜镀金法轮立件[83]，与FL-B相似的清雍正金累丝法轮与清乾隆铜镀金法轮[84]，大量生产的FL-C在清乾隆铜镀金的法轮中也可以见到相似品[85]。
图64 雍正珐琅彩法轮
图65 乾隆粉彩瓷八吉祥立件
然后为八吉祥组瓷立件。八吉祥组瓷立件从乾隆时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嘉庆时期，高度从12厘米到30厘米不等，几乎皆为粉彩品种，造型近乎一致（图65）[86]，其中上海博物馆藏的“轮”“幢”造型没有外圈、托亦造型各异，较为别致，或非配套的一组。八吉祥组立件最初在清雍正时期的金累丝作品中可以看到雏形[87]，嘉庆时期的八吉祥组瓷立件整体外形与乾隆时期的金累丝八吉祥组立件颇为相似[88]。另外，就瓷立件的八吉祥造型和整体着色而言，与清乾隆掐丝珐琅八吉祥立件颇似[89]，而瓷立件的支架造型则与清乾隆铜镀金八吉祥立件[90]相似。
图66 清乾隆粉彩七政宝立件
青玉[91]、白玉[92]八吉祥立件或亦是借鉴了同时期掐丝珐琅八吉祥立件[93]、铜镀金八吉祥[94]等金属立件的设计。综上，八吉祥组瓷立件应借鉴了八吉祥组金属立件的造型，有的金属八吉祥立件造型颇为大胆，如泰安市博物馆（岱庙）藏八吉祥立件的支架为一个个姿态夸张的人物），造型难度颇大，变化极多。清金属立件按材质工艺可分为金累丝器、掐丝珐琅器、铜镀金器，仅从整体造型上看金累丝器对于瓷立件影响较大，色彩上掐丝珐琅器则与瓷立件更加接近。同时，还出现了同样也是模仿金属器造型的八吉祥组玉立件，对比造型的相似程度，铜镀金器对于玉立件影响较大。(www.xing528.com)
最后为七政宝组瓷立件。七政宝组瓷立件较八吉祥出现较少，亦在乾隆时期有制作生产，之后少见。上海文物商店所藏一组七政宝粉彩瓷塑中（图66）[95]，不见金轮宝与玉女宝，且人物塑像汉化明显，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交融。完整的七政宝组立件可见于掐丝珐琅器[96]与金累丝器[97]中，其造型大致与瓷塑相似，但与瓷器有别的是，掐丝珐琅立件中人物具有明显藏传佛教塑像的风格。另外，七政宝立件中托瓶的象宝与清乾隆时期制作的一种“太平有象”瓷塑[98]颇似（“太平有象”中的瓶常见仿青铜器的尊的形态，而非藏传佛教中的宝瓶造型），“太平有象”上瓶下象的造型结构应该借鉴了同时期“象宝”的设计，之后清咸丰时期还有将“太平有象”作为平面纹样装饰在瓷器之上的做法[99]。溯其源头，“大象驮罐”的造型在红陶中便有一件，时间大致为唐代，罐四周贴有象首，罐下有莲花托，罐远大于象[100]。与清代“太平有象”瓷塑比例相较差别较大，且罐的盖顶为汉传佛塔造型，应该是汉地佛教影响下产生的。唐墓中还可见“龟驮罐”造型的器物，可见在“大象驮罐”中“象”并非固定不变的因素，与“太平有象”含义也没什么关系[101]。总之，就“大象驮罐”虽然外形上有几分相似，但与清代“太平有象”关系不大。清代“太平有象”的铜珐琅制品，笔者曾在西藏罗布林卡得见，根据外形工艺来看或是来自内地的赏赉品。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有象”典故来自唐文宗与宰相间的问答，而在清代与藏传佛教中常见的象宝造型产生了诸多联系，其中充分体现了汉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102]。
需要补充的是，清乾隆时期还有不是立件造型的海螺瓷塑为横放的瓷海螺水盛[103]。藏地艺术中的八吉祥海螺，常以竖立的造型出现，这时可能作为号筒使用，北京与台北故宫中有许多以天然的白螺制成的法螺，应该属于八吉祥海螺一类。而以横卧方式出现的瓷海螺水盛，则更可能与藏地艺术中常见的“五妙欲”有关[104]。藏地的“五妙欲”图像中的螺便是横放以作碗，中间可盛放香料[105]。
就使用而言，笔者曾在藏区文峰寺见到一些金属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置于瓷贲巴瓶口上使用，这些瓷贲巴瓶被埋入盛满宝石的大型酥油灯中，只露出一口来，摆放在佛前几案上，也有法轮立件被直接置于佛前供桌上。清代唐卡“十六罗汉像”中亦可看到直接摆放在佛前供桌上的八吉祥立件，但缺螺与鱼[106]。在清宫中，八吉祥与七政宝立件往往一起被供奉于佛前，有时会放置大小不同的两组立件[107]。
文化内涵来讲，先来看八吉祥，这里将八吉祥整体及各元素在藏传佛教中的象征含义及印度起源整理如下：
表1 八吉祥整体和各元素在藏传佛教中的象征含义及印度起源[108]
再来看看七政宝，这里将七政宝整体和各元素的象征含义整理如下：
表2 七政宝整体和各元素的象征含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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