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于永乐时期瓷质僧帽壶的来源及收藏情况介绍。永乐时期的瓷质僧帽壶，现留存下来的资料较多，分布广泛。出土品在景德镇珠山的永乐地层有发现，景德镇珠山发现的瓷质僧帽壶应该是接收中央订单烧造失败而被遗弃的物品。传世品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分布[10]。其中北京故宫与西藏博物馆的传世品是当时明中央与西藏地方交往的重要见证。
图2 明永乐白釉刻花僧帽壶
其次是关于永乐时期的瓷质僧帽壶的造型分析。以所集资料来看，对比元代瓷质青白釉僧帽壶，永乐僧帽壶最重要的特征是口沿处在僧帽造型上的改变，由似波浪起伏的五个尖顶造型，变为平整的阶梯状的僧帽造型，这一改变为之后大多瓷质僧帽壶所继承。而永乐僧帽壶的颈腹造型上比起元代瓷僧帽壶，更似唐宋时期铜僧帽壶的颈腹设计。另外，与元代瓷僧帽壶相比，永乐的瓷质僧帽壶高度上大致在20厘米左右，与元代的高19.7厘米差不多一致，但足径上元代为8.7厘米，永乐时期则大致在7-7.5厘米左右，足径缩小在整体造型上让壶下腹紧收，曲线更加凸显。
图3 明永乐白釉刻花壶
图4 黑帽(www.xing528.com)
永乐时期的瓷质僧帽壶大致可分为YLS-A[11]甜白釉僧帽壶[12]、YLS-B白釉刻花僧帽壶（图2）[13]、YLS-C青花僧帽壶[14]三类。其中YLS-A甜白釉僧帽壶可以看作是之前元代青白釉僧帽壶的延续和发展，又成为YLS-B白釉刻花僧帽壶制造加工的基础。而YLS-B白釉刻花僧帽壶又可根据腹部装饰的不同分为YLS-Ba腹部莲花纹饰亚型（图3）[15]以及YLS-Bb 腹部藏文祈福文字亚型[16]，而YLS-Ba腹部莲花上根据细部图片观察多有八吉祥纹饰[17]。其中，一些YLS-Ba僧帽壶，颈部有“永乐年制”款[18]，较为别致。YLS-C青花僧帽壶上的纹饰设计有借鉴YLS-B中的缠枝花与藏文纹饰，底部无款。
接下来是关于永乐时期瓷质僧帽壶的僧帽造型溯源及含义分析。明永乐的僧帽壶口沿上的僧帽造型，不同于元时期的瓷质僧帽壶，其阶梯状的僧帽造型究竟来源于何处。根据史料记载明永乐时期曾将“白磁瓶”赏赐给大宝法王。“白磁瓶”经陈尧伧先生考证正是白釉僧帽壶。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首领，其有一顶黑帽，造型与阶梯状僧帽壶造型极其相似（图4）[19]。该帽颇有来历，是蒙哥赏赐给噶举派噶玛拔希的，帽子以黑色镶金边为特色[20]。在藏人自己撰写的史料中为黑帽增添了一些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神话色彩浓厚的理解，认为该帽是诸神给第一世黑帽系活佛戴上的。不过这很快被其他藏地史料否认，指出其来源就是噶玛拔希的帽子，他去世时还将此帽戴在了被委以重任的徒弟的头上[21]。之后，与这种金边黑帽相似外形的帽子在后来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该派帽色赤红，被称为“红帽”[22]。红帽系是从黑帽系中分离出的，但后来该系转世被清廷废止[23]。再后来，据说明永乐时期，另外一顶黑色帽子被赐予了格鲁派的释迦也失，不过其造型不为阶梯状帽檐[24]。阶梯状帽在其他派系中亦可得见，之后格鲁派四世班禅所戴之帽使为阶梯形态，与噶举派黑帽的造型相似[25]。
往前溯源，这种阶梯形态的帽子，在噶玛噶举派祖师冈波巴亦有佩戴过，其帽被称为“达保”[26]。这种帽子据说本是冈波巴从师父处得到的鞋子，为缅怀恩师，将该鞋作为帽子戴于头上[27]。该帽上部分的主体造型明显与永乐瓷质僧帽壶多层阶梯的造型更相似。不过以上故事或仅是由于达保帽造型似鞋而生发出的传说而已，因为阶梯形态的帽子在藏传佛教中还有更古老的来源，这需要到现存最古老的藏传佛教教派——宁玛派中去找寻，该派祖师为“莲花生”[28]。莲花生所带帽子被称为“莲花帽”，有三种不同的形态，一为“莲苞”[29]、 二为“鹿耳”[30]、三为“见即解脱”[31]。其中与僧帽壶的僧帽造型比较相似的是第一与第三种的帽子，而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红帽造型也很可能受到这种阶梯外沿装饰的影响，这些帽子为何会设计出这种阶梯状的外形，有怎样的内涵，从这些帽子的来源及背后相关的莲花生的故事中可以探知。这三种帽子的来源与莲花生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相关，为了探讨的连续性，故将形态不相关的第二种帽子“鹿耳”也一并纳入探讨。据说第一种帽子是莲花生出生时由空行母们献给其以象征其部主身份的；而第二种帽子乃其修行讲经时由空行母们献上的以象征其功德成就的；第三种帽则与国王火烧莲花生后，心中悔过从而献上的帽子有关[32]。另外，第三种帽子作为最为常见的造型，其每部分还具有深刻的佛法含义[33]。今日宁玛派的宗教生活中，这三种帽子仍然使用着，各自的使用场合也对应着莲花生出生、得道、布道故事等的内涵[34]。
关于永乐时期瓷质僧帽壶的历史内涵分析。一是此时僧帽壶与茶的密切关系，反映了“茶马互市”政策。永乐时期YLS-Ba型腹部莲瓣纹饰的僧帽壶，应该就是永乐时期赏给大宝法王带有索链的“白磁瓶”，上面有八吉祥纹饰，赏赐数量为三个，另外还搭配赏赐了九个白釉的茶盅。可惜的是现存僧帽壶中没有遗留下索链齐全的作品，多数壶盖也一并遗失。这里将白瓷刻花的僧帽壶直接呼作“茶瓶”，可见当时明官方认为瓷僧帽壶的用途之一是盛装茶水。永乐此次的瓷器赏赐与“茶”关联莫大，这是与整个明代内地与藏区间盛行的“茶马互市”行为相关的。藏人喜茶，并把之作为良药，可追溯至吐蕃时期皇室为治病而饮茶。藏区对茶叶的需求到宋继续发展，这时主要是以民间需求为主，明代官民皆积极参与互市，官方视之为管理藏区的重要经济政治手段[35]。二是回到永乐时代的此次“白磁瓶”赏赐行为本身来看，其也是明中央意欲建立起一种朝贡交换的怀柔制度，永乐时期要求西藏上层僧侣们进行朝贡，对应的给其厚赏[36]。在这种朝贡互往中，茶叶的赏赐数量十分巨大，而诸如僧帽壶之类的茶器，作为饮茶时的必备品，出现在赏单之上也是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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