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于元代瓷质僧帽壶来源及收藏的分析。元代瓷质僧帽壶作品不多，现存一件青白釉僧帽壶[1]（图1）。此件僧帽壶是在北京海淀区的明墓中发现的，虽然缺乏详细发掘资料，但基本可以判断这是元大都时期遗留下来的器物，其最初可能是当时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上层人士的所有品。
其次为元代瓷质僧帽壶的造型分析。上述图1的青白釉僧帽壶是现存瓷质僧帽壶中可以看到的最早形态，可将之看作瓷质僧帽壶的诞生，地位重要，整个壶身紧贴流口的设计、把上的云头纹装饰，口沿形成的僧帽的造型，口沿内里有穿绳索一类以固定壶盖的设计，火珠纽壶盖保留下来，十分完好。其基本外形都被后世明清瓷质僧帽壶设计所继承。但元代青白釉僧帽壶仍具有突出的元代风格，腹部上下浑圆比例一致，圈足垂直，僧帽的形状五尖突起，与明清常见瓷质僧帽壶的僧帽造型有所出入。
再次是对元代瓷质僧帽壶整体造型进行溯源。僧帽壶在元代虽是瓷器中创烧的品种，但一般认为其是根据之前藏地可见的金属器物进行设计烧造的。最早的金属青铜僧帽壶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2]，此件僧帽壶被定为唐代作品，高达30余厘米，体量比一般瓷僧帽壶大。在青海省西宁市博物馆中也有一件时间定为宋（其中南宋大致与当时西宁所处的西夏时期相当）的铜质僧帽壶[3]。另外，在藏传佛教影响深厚的西夏王朝地区亦有铜质僧帽壶的出现[4]。现可见的铜质僧帽壶在时间上皆早于或相当于元代青白瓷僧帽壶。从台北故宫与西宁博物馆中僧帽壶的基本形态不难发现，瓷器造型确实是有脱胎于铜质僧帽壶的痕迹，特别是将颈与流的一部分贴合在一起的造型方式，还有流嘴于口沿处外侈的造型，颈腹的比例设计等都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僧帽的造型和瓷质僧帽壶中创造性地加上了一个云头纹的贴饰。值得注意的是，铜质僧帽壶呈现出类似“五佛冠”的造型[5]，集中于口沿靠柄的一侧，而元代僧帽壶呈现出的环绕整个口沿的五尖造型，或是将“五佛冠”造型进行的拉长和变形。关于元代瓷质僧帽壶上的云头纹贴饰，其造型与元代唐卡中金刚身后的头光与背光形成的整体形象[6]颇似，考虑到金刚头带“五佛冠”这点，类比来看，或许在瓷质僧帽壶中所谓的云头纹贴饰，其代表的就是一个头戴僧帽的佛像后的佛光的缩影。(www.xing528.com)
图1 元青白釉僧帽壶
最后对元代僧帽壶的文化内涵及用途进行解析。如果按照以上思路，元代瓷质僧帽壶的主要特征造型—“僧帽”，其所承载的文化含义应该与“五佛冠”关系紧密。此冠为密教高僧在诵经念咒之时使用[7]。“五佛冠”形制来源或与古印度以菩提树叶片串起为冠的叶冠相关，在早期印度宗教中这种造型的冠饰很常见[8]。至少在宋代以前这种冠饰已经形成，然后再辗转出现在了铜质僧帽壶上。“五佛冠”在藏传密教中被称为“任昂”帽，藏密高僧戴此冠是为了代表在诵经、念咒时五佛的共同存在，具有最高的神力[9]。另外，元代瓷质僧帽壶出土于墓葬，在探讨其用途方面，至少说明其有作为陪葬品存在过，可能是墓主身前使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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