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瓷器中藏式因素的相关研究，零星的专题研究一直存在，但是对于元明清瓷器中的藏式因素，详细的系统论述还比较缺乏。以下从陶瓷史、历史学、考古学、海外藏学、民俗学及其他方面回顾前人相关研究：
（一）陶瓷史（艺术、技术）
关于藏式装饰的瓷器，国内综合的专题研究已有一些，如陶婧在《藏传佛教对清代陶瓷文化影响的研究》一文中对于清代藏式装饰的瓷器已有一定深度的整理和论述，但有些分类存在些许疑问，还值得继续探讨[26]。杨雅筑亦对于明代瓷器中的藏式装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但也存在器物命名和外形识读上不统一的些许问题[27]。达㕰彭措等对于元代瓷器中的藏式因素进行了较为简单的介绍和分析，并对这些器物的功能进行分类，但每种器物的探讨略显单薄[28]。吴明娣在《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中》一书里涉及了从唐代到清代各种材质的汉藏交流器物，瓷器当然不例外，但限于篇幅不能对瓷器进行更深入的展开，之后专著作者将瓷器单独理出形成两篇小文[29]。尚刚在《中土初起西南风》一文中将视角集中在元代这个藏式在瓷器上出现的发端时期，着重说明了元代这一时期藏式逐渐更多地影响内地的趋势[30]。赵宏以景德镇和故宫为范围，讨论了元、明、清三个时期的含有藏传佛教因素的瓷器，也可以看到三个时代这些瓷器不同的分布状况[31]。刘伟《清宫藏传佛教瓷器赏论》一文中将场所集中于故宫、时代集中于清代、对象集中于瓷器，后由瓷器生发开始对于清代帝王宗教信仰的研究，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讨论[32]。
关于瓷器上出现的藏式相关造型或纹饰更为细致的艺术史方面的讨论也有，如造型上，何鸿致力于僧帽壶起源的梳理，其所总结出的五点结论，虽然有的看法还有待商榷，但还是很具启发性[33]。王慧在《古代瓷质僧帽壶的发展流变》一文中特别梳理了元明清瓷质僧帽壶，但缺乏与其他材质的对比与互看[34]。张菁等从贲巴壶出发讨论西藏与内地关系，梳理了清代贲巴壶瓷器产生所蕴含的独特含义[35]。陈连勇在《多穆壶源流略考》中考证了多穆壶在蒙古与西藏都流行的状态，以及多穆的语音来源，还对元明清多穆壶进行讨论[36]。而满泽阳于《多穆壶考略》一文中较为系统详细地探讨了多穆壶命名、起源、流变、功能、传播等各方面问题[37]。纹饰上，张向宇等对于八吉祥纹中常见的法幢图案，观察到其名称与宗教内涵在汉藏之间流转的变化[38]。而周丽丽则在《瓷器八吉祥纹新探》一文中对于八吉祥纹元至清的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初步提出了八吉祥纹来源于藏传佛教艺术的构想[39]。刘艳荣在《宋元时期杂宝纹研究》中涉及对于七珍宝纹的讨论，指出了其来源或与佛教有关[40]。另外，西藏艺术方面的论著颇有助于瓷器上藏式因素的分析。《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一书从墓葬、宫殿寺院建筑、单件文物等方面对西藏文物做了基本介绍，对于了解西藏的文物状况颇有用处，也可以从中看到所探讨瓷器在西藏所处的位置，这对于分析这批瓷器的真实地位很有帮助[41]。一些藏人的西藏艺术研究中，如普华才让、阿旺格桑等学者，综合讨论了多种藏族吉祥纹饰及其意义[42]，并于研究中收录了许多现今藏区仍比较常见的纹样，包括八吉祥、七珍宝等瓷器上经常可见的纹饰[43]。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藏传佛教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如谢继胜等编写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其中有涉及具有藏式因素的瓷器的探讨[44]。唐卡艺术是藏地艺术中十分重要的一块，藏地有一些专门对当地所藏唐卡进行收录的著作，如《西藏唐卡》一书，书中画面的描绘，对了解各种瓷器中藏式器形的使用情景颇有益处[45]。还有专门介绍唐卡中展示的各种器物的著作，如诺布旺典的《唐卡中的洁器》从中亦可以看到一些藏式瓷器中出现的纹饰和器形在唐卡画面中的使用情况作者的和宗教内涵分析[46]。藏传佛教寺院亦是西藏艺术的宝库。一些相关专著中详细记载了寺院中的各种器物，如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信息颇为丰富，对于要讨论的瓷器所涉及器形或纹饰在宗教寺院中的使用位置、情况的讨论颇为有利[47]。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西藏艺术的研究，如王家鹏关于藏传佛教佛像的专门研究[48]。亦有《少数民族服饰卷》等关于藏族服饰的研究等[49]。这些研究都是对于瓷器中藏式因素探讨的有力辅证，如可以看到器物在佛像雕塑中摆放的位置，及配合何种衣服使用等信息。从吕红亮、霍巍等关于藏地金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金器里出现了许多同样在元明清瓷器中可见的西藏元素[50]。另外，作为对比了解，一些汉传佛教的文物研究也应该加以重视，白化文的研究较为全面介绍了汉传佛教的文物之余，还理清了一些器物与藏传佛教的区别，对于理解瓷器纹饰或器形中藏式与内地文化的区别和流变，颇有裨益[51]。
藏式相关装饰的瓷器，相关图片资料及信息的研究颇为丰富。如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为代表的一批陶瓷图录中集中收录了不少相关器物[52]。北京故宫许多藏品目录中亦收录了明清宫中诸多具有藏式因素的瓷器[53]。类似的还有一些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图录[54]。另外，浙江、江苏、上海、江西、西藏等地的大型博物馆出品了许多可以借鉴的藏品或展览图录[55]。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型博物馆或私人编撰的图录中有不少相关图片资料[56]。研究著作中的图片也可加以利用，如《明清瓷器鉴定》等专著兼具了图录和研究的性质，对于许多瓷器中的西藏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7]。李霞《清代乾隆仿生瓷初步研究》一文中也收录了许多有藏式因素瓷器的图片[58]。单就纹饰而言，以《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为代表的不少青花纹饰图录中收录了许多含有西藏元素的纹饰[59]。郑军于《中国青花瓷器纹饰艺术》一书中收录了不少有藏式影响纹饰的图片以及相关探讨[60]。出土资料中的陶瓷纹饰探讨也有涉及如八吉祥纹饰的几种图案类型的有益梳理[61]。当然图片的来源还有国内各大博物馆的官方网站[62]。海外的藏式瓷器图片也可以在一些国外图录中看到，如有海外博物院收藏了中国清代瓷器，将馆中精品编录成册，其中亦有西藏因素的陶瓷[63]。还有的海外博物馆所编图录中对一些藏式瓷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64]。另外，海外许多大型的艺术博物院的官网上也有诸多相关图片与信息[65]。
陶瓷史方面的其他相关研究，有的在整体综合论述时会零星涉及了所讨论主题的同时，还为更全面地理解研究对象提供了翔实的背景资料，其中有史料运用较为丰富的陶瓷通史性的著作，还有技术分析较多的陶瓷通史著作[66]，如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还有的是在其他专题研究时涉及本文主题，刘新园先生在《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宫窑瓷器考》一文中谈到了瓷器中的“藏式”概念，对于笔者颇有启发，题目中的“藏式”概念便得益于此[67]。有的专题研究着重探讨了西藏方面的陶瓷业情况，如张新杰在《西藏与内地陶瓷起源、制作工艺及陶瓷业现状比较》一文中指出其与内地的巨大差异，这可与内地制作陶瓷的相关研究对看，使理解更加全面[68]。李月英等在《尼西土陶》一书中将云南藏区的制陶情况详细整理，其中整理的不少土陶类型与所探讨瓷器外形相似，对于了解其在藏地民间的使用状况颇有裨益[69]。另外，日本具有绵长的中国陶瓷研究传统，其某些研究也可以借鉴，如佐久间重男《景德镇窑业史研究》一书中论证了景德镇瓷业历史时期的生产机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实况，又以明清两代为重点，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史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论述，其中关于元明清的研究中涉及了具有藏式因素的瓷器的生产状况[70]。
（二）历史学
元明清时期的内地与西藏地区相关历史典籍，特别是与瓷器记载有关的史料对本文探讨颇有助益。此外，现代关于西藏与内地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可加以参考。
就内地历史典籍而言，元代来看，《元史》中有诸多元代内地与西藏交往的记载，内容主要集中在元廷对西藏方面的赏赐、册封上，从赏赉中可以看到许多物品的记载[71]。《元典章》中关于受藏式影响的器物亦有一些记录[72]。类似记载还出现在《通制条格》等元代法令方面的文书中[73]。元代雕塑和绘画方面的著作，如《元代画塑记》中也有关于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器物记载[74]。明代而言，官修史册如《明史》中关于中央和西藏交往的记载亦有不少，赏赉品记录颇丰[75]。清代的官修史册如《西藏志》《清实录》《清史稿》中亦有不少关于内地与西藏交往的记载，清代宫廷遗留下的档案中则有不少当时帝皇对于藏式瓷器下令烧造的情况[76]。西藏人自己撰写的历史典籍中亦有一些关于瓷器的描述，相当于内地宋代时期的藏人编撰的传记文学名著如《汉藏史集》《红史》《米拉日巴传》等，其中有关于瓷碗使用的记载，这是藏地较早的关于瓷器的记录[77]。另外，一些藏地的古代西藏宗教、历史、地理方面的典籍也可以加以利用[78]。
历来西藏地区及其与内地交往的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方面的史料整理与研究颇多，其中不少研究对于瓷器上的藏式因素讨论颇有助益。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一书元、明、清三朝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进行辑录，着重在政治关系方面，而经济、文化从略，在探寻所研究瓷器产生的社会环境时可做工具书使用，十分有益[79]。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些明清的民族史料整理、民族事务整理、民族奏牍整理等[80]。相关研究中，多杰才旦等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一书中论述了双方关系中不少关键性的问题，较侧重于政治方面的探讨，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生产的瓷器颇有参考借鉴价值[81]。类似分析还在邓锐龄、顾祖成等关于元、明、清三代内地与藏地文化关系的探讨，元明清藏地历史的探讨中可见[82]。经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马互市上，从中可以看到内地瓷器通过民间贸易进入西藏的途径。邓前程的研究以汉族统治的朝代为切入点，探寻不同时期的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其中明代的论述较有参考价值[83]。类似的还有唐至清代茶马互市的分析，互市中涉及的驿站问题讨论，明代的相关贸易研究，清代互市中涉及的民族问题阐述等[84]。
（三）考古学(www.xing528.com)
近来对于西藏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关于西藏出土陶器、西藏制陶遗址、西藏制瓷遗址的信息，这些珍贵的考古材料为探讨藏式与陶瓷的关系提供了实物支撑。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在西藏地区自己编撰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85]。
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迅速，其中关于陶器制作的分析视角新颖、层出不穷，这对于解析西藏陶瓷遗址颇为有利。如弗雷德里克提出将生态学融入陶瓷研究，其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水土、燃料等）、陶器制作者的讨论，对于西藏瓷窑、陶窑遗址的分析都有极大借鉴作用[86]。普卢登丝的研究说明了陶器从简单到复杂社会中胎土和装饰的变化，这在理解藏区仍大量存在的土陶多有裨益[87]。杰姆斯仔细剖析了人们的生存方式、食物构成、加工技术等对于陶器产生的影响，这在藏区陶器生产的思考中亦值得学习与借鉴[88]。
（四）海外藏学
在海外，有一大批精通藏语、训练有素的藏学专家，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涉及了西藏的方方面面。其中重要的人物有法国的石泰安、巴科，意大利的伯戴克、杜齐等。下面将海外藏学艺术、历史、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
在海外藏学的艺术史探讨中，专门谈及受藏式影响的陶瓷的研究很少，但间接涉及的研究尚有。首先是一些关于西藏艺术品的研究，《法国藏学精粹》丛书中涉及了对“摩羯罗”这个重要形象的考察，其还派生了“金刚杵”造型的讨论，摩羯罗还是有些贲巴瓷壶壶嘴的重要造型[89]。石泰安于《西藏的文明》一书中涉及对西藏艺术风格的讨论，对于理解藏式瓷器的风格形成很有帮助[90]。杜奇在《西藏考古》一书中有关于西藏艺术由来的论述，加深了笔者对于西藏艺术形成的理解，其中展示的两百多件西藏当地的文物，为藏式瓷器造型和纹饰的分析提供了有利田野证据[91]。海瑟在《早期汉藏艺术》一书中采取的以物见史的做法，有利于同时期藏式瓷器出现的分析[92]。艾米·海勒的研究以藏地艺术中的某件重要作品为中心，进行深入分析撰写，论点精巧、细小，也有助于加深对瓷器中出现的藏式因素的理解[93]。其中《法国藏学精粹》丛书里还有专门关于西藏制瓷的研究，提到了史籍中关于西藏瓷器制作的记载，也提到考古发现的普布瓷窑，对于一些认为是内地制造的器物，提出了自我的见解，对于理解西藏的瓷器发展颇为有益[94]。
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是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可以借鉴的有许多。杜奇的《西藏宗教之旅》中涉及了不少法器的使用情景，这些造型是在瓷器中也出现的，颇为有用[95]。约翰的《西藏佛教密宗》中对于密宗教理和有形象征（即法器）做了探讨，对于理解陶瓷上的一些纹饰颇有裨益[96]。罗伯特在《藏传佛教象证符号与器物图解》一书里有诸多关于藏式纹饰和造型的外形记录和意义探讨，对于理解具有藏式因素的瓷器上的纹饰造型颇有助益[97]。伯戴克的研究则为理解元代社会对于含有藏元素瓷器的需求，有了很好的背景梳理和铺垫[98]。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藏学著作，涉及矿藏文学、民俗各方面，如布尔努瓦关于西藏黄金和银币历史的著作，提供了许多西藏人关于金银这两种材料的认知，关于黄金贸易中提到了瓷器，这对于藏文化与瓷器的讨论颇有裨益[99]。
（五）民俗及其他相关探讨
对于藏地，民俗方面研究也很多，与多记载帝王将相的正史资料不同，民俗展现的多是普通人的生活，了解这方面的资料才能更全面地对于藏地瓷器的使用、对瓷器的态度等加以了解。但是必须要指出，补充民俗研究，多是从现代社会遗留的传统习俗出发而进行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了解历史中西藏社会侧面的辅助手段，在史料、考古资料都颇为缺乏的地方，为所讨论的问题增加一种可能的解答。《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一书将西藏不同地区风俗民情的记载进行史料整理，涉及节庆、婚丧、信仰等各种方面的考察，对于了解相关器物的使用也颇为有利[100]。夏格旺堆从现实出发，在发展变化中了解现在西藏的民风民俗，其中也涉及相关器形的探讨，颇有裨益[101]。其他比较细化的研究还涉及葬俗、农业风俗、木碗习俗等方面[102]。
此外，对关于西藏的经济、地理、环境、矿产、对象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加以了解，可以将“藏式”描述得更为准确，对于西藏地区的陶瓷生产也勾勒得更加清楚。孙尚志对西藏的农林牧渔工等产业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对于了解西藏地区的陶瓷生产环境颇有裨益[103]。《西藏植被》详细描述了西藏各海拔高度、地区的植被分布，对于陶瓷制作燃料的探讨较为有用[104]，亦有研究，如姜怀英的《西藏的鎏金技术》一文，着重在农业分析上，对于西藏陶瓷产区的经济模式探析较为有用[105]。而透过一些矿产材料的相关研究，将材料采矿业与陶瓷业对看，可以探寻西藏人对于瓷器的真实态度[106]。而对于扎囊这一西藏重要的制瓷地，有一系列探讨其经济地理环境状况的文章，据此可以分析其制瓷兴衰的一隅[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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