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是西藏与内地互动不断加强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都变得日益频繁。在瓷器上能观察到的诸多藏式相关装饰，从现有资料来看，大多最早可以上溯到元代，之后明代、清代，这种现象一直在瓷器上得以发展，并达到繁荣。这些现象背后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时代动因。
瓷器中的藏式装饰多起源于元。一方面，应该与当时内地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进行主权管理（如设立宣政院等管理机构，落实人口及驿站相关政策等[3]），及蒙古上层十分推崇藏传佛教的历史环境有关[4]。12世纪后期起，蒙古军队逐步进入西藏，势不可挡，使得西藏地区各大势力纷纷向蒙古各王子靠拢，建立起扶持与依赖的关系，并由此结束了西藏400余年的分裂局面[5]。初期，蒙古上层各人分别供养推崇不同的西藏上师[6]，这种供养藏传佛教上师的行为一直延续，这些上师所代表的宗教派别的争斗也异常激烈。稍后，藏传佛教萨迦派和噶举派也参与到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皇位之争中，而阿的死亡和忽的成功上位，直接导致了后来萨迦一派在元代所享受的尊崇，其首领被封为国师和帝师。八思巴是其中的翘楚，其与忽必烈关系甚密，在世期间获得封赏无数，还发明了意义重大的八思巴蒙字[7]。这从元代瓷器上出现的八思巴文中也可见一斑。元朝历代帝王对于藏传佛教极力推崇，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藏传佛教，并给予藏地僧侣巨额的赏赐，颇为靡费，物品极多[8]。另外，还赏赐人口与土地[9]。虽然，在元代的宫廷赏赐清单中关于瓷器的记载甚少，但其他的一些史料和元代的瓷器上却忠实记录下了许多藏式的元素。另一方面，元代陶瓷业的发展，也为制作藏式装饰的瓷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元代在陶瓷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时期，此时景德镇窑是最具代表性的窑口。元中央在景德镇设置了管理瓷器生产的专门机构[10]。这一举措使得元代的瓷器烧造较之以往地位更高、管理也得以加强。元代景德镇的主要产品仍然是从北宋以来一直烧造的青白瓷。藏式瓷器的最早立体造型也就出现在此地烧制的青白瓷上[11]。此外，元代红绿彩釉继宋金时代进一步发展[12]，具有藏式特点的纹饰也可在红绿彩瓷器中看见。最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烧造成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花这种装饰从此开始逐渐流行，并占据了瓷器生产的主流。元代青花瓷器普遍器形较大，纹饰丰富，其中不乏藏式因素的出现。元青花许多用于外销，上面的藏式装饰也随之外传。
藏式装饰的瓷器在明代继续发展。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代统治者仍然重视对西藏的管理及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明代基本延续了元朝管理西藏的体制，但与元代独尊萨迦巴不同的是，其采取了尊重西藏地方风俗，对藏地各派首领进行广泛封赏的政策。明代中央对多位不同教派的藏地僧人进行了册封赏赐，如永乐帝首先册封噶玛噶举派的哈立麻为大宝法王，还封其徒弟为大国师[13]；永乐时期还册封过萨迦派的贡嘎扎西为大乘法王[14]；之后，永乐帝封格鲁派释迦也失为大国师；而宣德时期，又将释迦也失封为大慈法王[15]。以此手段达到各派均衡势力的效果，而赏赐中亦开始出现了瓷器的身影，其中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有藏式因素的瓷器就是此时产生的。另外，明代还建立了朝贡制度来加强中央与西藏的关系。颇值一提的是，明代兴盛的汉藏茶马互市交易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这作为民间交往的渠道，相对于官方的赏赐更加惠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内地的茶是藏民们的生活必需品，茶文化也是藏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藏地，瓷器与茶的关系更是十分密切。茶马互市兴起于唐，在宋代继续延续，但在元初，曾一度由政府统一购买茶叶进行销售，民间的茶马互市受阻，但由于价格太贵，引起藏民反感，之后统治者又开始任之自由贸易，明代茶马互市很受中央政府的重视，是约束藏地的重要经济手段，茶马互市基本在清代乾隆后停止[16]。在内地与西藏的贸易活动中，除了茶马交易，还伴随有大量其他物品的交换，内地大批的生活用品，瓷器之类的商品源源不断进入藏地，而藏区的药材、黄金也大量进入了内地的市场[17]。可知，汉藏民间瓷器交换的最初渠道里，茶马互市颇为重要。其二，明代内地瓷业持续发展，景德镇的产品几乎独占了整个国内的陶瓷市场，海外也时常可见景德镇瓷器的身影[18]。且这一时期朝廷的御器厂在景德镇设立，更大大提升了景德镇制瓷的地位[19]。青花瓷仍然是景德镇生产的大宗产品，青花瓷器上的藏式因素较之前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斗彩（将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相结合）这种技术也运用到了具有藏式因素的瓷器生产中。另外，单一色泽的颜色釉在藏式瓷器中的运用也使之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觉效果。(www.xing528.com)
藏式装饰瓷器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发展，数量之多，工艺之精，远远超过元明两代水平。从政治环境来看，五世达赖在清代统治者未入关前，就派使者前去沈阳朝见清太宗，双方建立起了政治联系[20]。而清代统治者入关后，在顺治时期册封了达赖喇嘛，然后于康熙时期册封了班禅额尔德尼两位政治首领[21]。还向藏区派遣了驻藏大臣，并在乾隆时期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等[22]。这些措施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制，及内地与西藏的交往。这期间赏赐颇丰，瓷器大量出现在其间，特定的制度还直接催生了新的瓷器品种的出现，如瓷制的贲巴瓶便是在此时产生的。中央与西藏政教上层人士之间的礼品互赠也颇为频繁，来自西藏地区的贡品有时亦为瓷器的生产提供了新的灵感，这在乾隆时期尤为明显。此外，虽然清代帝王对于各种宗教均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但是对于藏传佛教尤其推崇，其在清宫中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宫中藏地僧人数量、藏传佛教佛堂数量、藏传佛教其他建筑数量、喇嘛唪经等佛事活动的频繁程度等方面[23]。帝王对藏传佛教的推崇无疑是清代瓷器中藏式因素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瓷器生产来说，清代瓷器在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工艺上，或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4]。康熙帝对于西洋技术的重视和引进，使得珐琅彩在瓷器上出现，这为之后粉彩的出现奠定的良好的基础，许多藏式装饰瓷器上都使用了粉彩工艺。雍正帝重视陶瓷品质，其统治期间所烧官窑瓷器有一种典雅之态，这对藏式装饰瓷器亦产生了影响。乾隆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在他统治期间制作的瓷器上充分展现了出来，藏式装饰大量增多，还有许多创新品种。
另外，将元明清三个时代的藏式装饰瓷器结合起来研究，是因为这样更易看出瓷器的藏式特点在历史时间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和历史进程中的动态改变，其中蕴含了丰富而重要的历史信息和艺术内涵，可以使得讨论更加深入、系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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