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铜元危机和银色风潮，均是金属货币危机。铜元危机的直接责任，在于政府；而银色风潮的直接责任，则在民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想通过发行货币，获得铸币收益。这种铸币收益又称铸币税。铸币税和铸币名义价值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等式表示[16]：
其中M为铸币名义价值，P为铸币所用金属的价格，Q为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C为铸币费用，S为铸币税。清末天津发生银色风潮，是因庚子拳乱之后，民间炉房贪图铸币税，所铸银两的白银成色不足。九九二成色化宝银入炉熔化之后，只有九六五成色。如公式所示，在铸币名义价值M、铸币所用金属的价格P、铸币费用C不变之时，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Q越低，铸币税S越大。近代天津的铜元危机，缘于政府铸造铜元。铜元与制钱相比，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分离，故而可获更多铸币税。如公式所示，在铸币所用金属价格P、铸币费用C、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Q不变之时，铸币名义价值M越高，铸币税S越大。在此利益驱动下，各地政府不断鼓铸，同时民间也在私铸。铜元数量愈来愈多，导致名义价值M无法维持，最后酿成铜元危机。
银色风潮之中，首先获得铸币税者是民间炉房。也有部分商家兑换宝银之时，炉房未按名义价值出售，而是给予部分折扣。商家再持这种低潮宝银，按照名义价值缴税或者交易，故而也能获得部分铸币税。倘若商家是按名义价值从炉房或其他商家接受宝银，则该商家就未获得丝毫铸币税。商家以低潮宝银纳税之后，官府若无重铸，而是按其名义价值继续使用，最终也无损失。官府如果重铸，自然发现宝银低潮，税收受损。清末津海关道蔡绍基要求按照新章程纳税，就是有感于此。
税收损失应由铸币税获得者弥补，其理甚明。但是问题在于：低潮宝银铸好之后，流经多个环节。每个环节使用宝银之人，只要未按名义价值使用，收受宝银时其价低于名义价值较多，支出宝银时其价低于名义价值较少，就能获得部分铸币税。使用宝银之人中，哪些未获铸币税？哪些已获铸币税？获得多少？天津官府根本无从知晓。低潮宝银由天津炉房铸造，炉房自然负有责任。然而很多炉房在庚子拳乱前后，已经倒闭。新开炉房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若要承担责任，应该承担多少？这些问题都难解决。天津官府一纸令下，要求各商缴税，必须交纳九九二成色化宝或足色白宝。各商声称接受低潮宝银之时，是按名义价值使用，并未获得铸币税。现在官府要求商家补足低潮损失，毫不合理。并且此事涉及外商银行的利益，问题更为复杂。
银色风潮缘于炉房贪图铸币税。如无相应措施，成色不同的宝银全按名义价值使用，劣币就会驱逐良币。长此以往，白银成色只会愈来愈低。银色风潮说明：发行劣币可获更多铸币税。为了铸币税，任何发行主体都有可能不断发行劣币。自由货币制度如不完备，同样难免出现问题。银色风潮正可视为自由货币制度下的问题。不过天津炉房属于民间力量，与其他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故对货币发行没有垄断能力。获利一方若无垄断能力，民间就可自发找到解决之道。天津公估局就是民间自发的解决之道。公估局最早产生于上海，属于自发秩序演化的产物。银色风潮爆发之后，天津官民起而模仿，开办公估。因此天津公估局也可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哈耶克反对货币国家化，支持自由铸币。然而银色风潮却由自由熔铸而起，这该如何解释？道理非常简单！哈耶克所论的自由铸币，乃是不同货币各有标记，民众可以明确区分。在此条件下，货币自由竞争，劣币会被良币驱逐。清末天津各炉房熔铸低潮宝银，这些宝银没有明确标记，民间无法作出区分。不同成色的宝银，遂难自由竞争。设立公估局就是为了弥补上述不足，彻底激活货币竞争机制。北洋时期，天津未再发生银色风潮，宝银成色问题得到解决。这说明公估局行之有效。
清代国内市场逐渐扩大。区域之间的贸易，日益增多。各地白银重量、成色差别很大，贸易扩展大受阻碍。公估局虽能解决不同白银之间的兑换问题，但是白银流通不同区域，需要经过多次公估，毕竟增加交易成本。而银元重量、成色整齐划一，使用之时，只需计数即可，不用称量和鉴定成色。故而银元制度远比银两制度先进。既然如此，那么通过市场自发演化，银两制度能否过渡到银元制度呢？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是在经济人追求私利的过程中自发产生，不需国家法律强制。少数聪明人最初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长期接受便于销售的商品，用其交换其他商品。他们获得成功之后，其他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纷纷起而效仿。久而久之，接受这种商品的网络，越来越大。最后这种商品就被称为“货币”[17]。清代各地银两千差万别，民间也在探索改进方法。外国银元传入之后，商民乐于使用。中国民间也曾自铸银元。在这种自发秩序演化下，某种货币的使用网络，确实如门格尔所论，慢慢扩大。然而门格尔又称[18]：
货币的自由发展通常导致极端有害的货币金属的类型、成色、重量单位和组成部分的多样化。一旦货币金属的铸造制度建立起来，同样有害的铸币多样化就会出现。国家完成其一项重要任务，即以一种与人们的需要一致的方式监管货币体系的一致性，而不是将自己束缚在验证重量的任务中。
在所有领域，特别是铸币领域，通过确定一国通用的货币，创造一个权重和测度一致的体系，满足贸易的需要，这样，政府创造了一个简单而又安全的计价和支付体系，该体系相对于自动产生的多样化货币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门格尔既称货币乃是习惯产生，随着市场深化，具有自发的统一趋势；又对政府统一货币大力肯定。从理论上看，这不无矛盾。不过就清末中国的国情而论，政府统一铸币理所应当。因为自发演化太过缓慢，并且最终能否趋于统一，我们并不肯定。清末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亟须尽快统一金属货币。而要尽快统一金属货币，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之力。清末天津的银色风潮，说明银两制度已经落后。政府学习西方，统一铸造银元，正如门格尔所论，是一伟大进步。
与银色风潮不同，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铜元危机，全由政府直接造成。19世纪70年代之后，铜价上涨，铸造制钱无利可图，甚至还会亏损。如上文公式所示，制钱名义价值M、铸币费用C、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Q不变，铸币所用金属的价格P越高，铸币税S越低。铸币所用金属的价格P高到一定程度时，铸币税S成为负值，此时人们就会销毁制钱。清末政府铸造铜元，就是将其名义价值M大幅提高，以使铸币税S重新成为正数。北洋银元局铸造铜元之初，袁世凯明确要求铸造当二十、当十、当五铜元，一律同于制钱计算，不准互有参差。而铸造一枚当十铜元，所用铜量外加铸币成本，大约相当于七枚制钱。当时政府的铸币利润率，约有20%—30%[19]。此外，北洋时期，天津造币厂还曾铸造轻质铜元，通过降低铸币所含金属的重量Q，获取更多铸币税。总之，只要存在铸币税，各地政府就会纷起鼓铸。铜元由此愈铸愈多，市面商品的铜元价格，也随之愈涨愈高。民初铜元升值为时很短，并且有其特殊原因。整体而言，从清末到北洋时期，铜元主要还是贬值。各地政府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哈耶克指出：政府滥发货币，必然扰乱价格。他所讨论的扰乱价格，是指整个市场只有一种货币。政府垄断这种货币之后，为了追求铸币税，不断滥发。最后通货膨胀，市场价格无法向供求双方传达正确信号。清末中国所实行的货币制度，乃是一种平行本位制。在这种制度下，铜元危机不仅扰乱商品的铜元价格，还会扰乱银元与铜元的比价。这比哈耶克所论者更为复杂。在天津铜元危机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
均衡状态之下的平行本位，可以图示如下[20]：
图5.1 均衡状态下的平行本位
如上图所示，四个水槽分别代表银块、银币、铜币和铜块。其中银块与银币的水槽，下部相通；铜币与铜块的水槽，下部相通。水槽之中不同的溶液，代表两种不同的金属。从水槽平面到银币和铜币溶液的距离，代表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溶液平面愈低，距离水槽平面愈远，代表该种货币购买力愈高。在自由铸币环境下，假设银矿产量增加，银块水槽的水位，就会高于银币水槽。此时，银块价值低于银币，人们会将银块铸成银币。银块水槽的水位下降，银币水槽的水位上升。当两个水槽的水位相同时，均衡状态产生。银块与银币如此，铜块和铜币亦然。银币与铜币的比价，随着两种金属的供给状况不断变化[21]。
在清代，白银无需经过铸币程序，即可用作货币。而铜块则要铸为制钱，才能用作货币。并且制钱只能官府铸造，民间不得私铸。清末官府开始铸造银元，可与白银自由兑换。而制钱铸造仍由官府垄断。如不考虑民间私铸，清末中国的货币本位，可以图示如下：
图5.2 清代中国的货币本位
如上图所示，政府垄断制钱供应，就是控制制钱水槽和政府铸币水槽的通道A。在此条件下，制钱水槽的水位，可以低于铜块水槽的水位。此时，制钱价值高于所用铜块的价值。政府铸币可获铸币税。在制钱水位涨到铜块水位之前，政府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控制制钱水槽的水位。但当制钱水位和铜块水位持平之后，政府若想再向制钱水槽注水，也就不再可能。这说明政府供应制钱，受制于铜块成本。超过成本之后，政府再要增加供应，就会亏损。清末铜价上涨，制钱供应受限，就是此理。所以使用金属铸币时，即使政府垄断，也不能随意增加货币供应。政府若要增加供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清末政府停铸制钱，改铸铜元，就是采取此法。整个情况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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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铸造制钱时的货币状况
清代政府虽然垄断制钱铸造，但是只要存在铸币税，民间私铸就会接连不断。因此，政府对于制钱供应也难完全控制。如图5.3所示，只要制钱水槽的水位低于右面两个水槽，其间就有铸币收益。政府虽可控制A口，然而无法完全堵塞B口。民间铸币水槽之水，不断流向制钱水槽，直到两者相平。从长期来看，银钱比价最终决定于两种金属的供求状况。清代银钱平行本位制的实际状况，大体如此。
图5.4 铸造铜元时的货币状况
清末政府在津建立北洋银元局和造币厂，开铸铜元。其时铸造制钱已经无利可图，而铸造铜元则可获得铸币税。因为一文铜元所含之铜，低于一文制钱。通过降低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同样金属所可铸造的货币数量陡增。如图5.4所示，天津政府铸币水槽、外地政府铸币水槽和民间铸币水槽的水位，全都大幅提升，远远高于市面铜元水槽的水位。两者差距越大，铸币税越高。三个水槽齐向市面铜元水槽注水，都可获得铸币税。短期之内，市面铜元水槽的水位由D升至E，铜元急剧贬值。银元与铜元比价大幅波动，市面物价为其扰乱。清末和北洋时期，三津众磨房屡次上书天津商会，哀哀求告，就是其中例证之一。天津官方和商民希望堵塞B口和C口，此即限制外省官方铸币和民间铸币。这种做法既可使官方独享铸币税，又可限制市面铜元水槽水位的上涨幅度，减缓铜元贬值。然而大利所存，各种民间铸币和外省官方铸币依然源源涌入，天津官方根本难以禁止。只要铜元面值没有降到铸币成本，市面铜元水槽的水位，就会不断上涨。直到四个水槽水位相平之时，铸币税消失，均衡状态才会产生。清末铜元不断贬值，天津官民想方设法，希望稳定铜元币值，迄无效果。当时度支部尚书陈璧提出任由铜元贬值，迨私铸者无利可图之时，市面自会平定，就是这种思路。如果外省铸币和民间铸币成色更低，还会促使本地铜元的贬幅更大。
如图5.5所示，外地政府和民间铸造劣币，两个水槽的水位更高。如果任其注入市面铜元的水槽，则该水槽的水位将会更高，铜元贬值更加厉害。不仅如此，外地政府铸币和民间铸币水槽的水位更高，两个水槽不断向铜元水槽注水，还会导致天津政府铸币水槽的水位上涨，此即劣币驱逐良币。天津造币厂所铸铜元质量更优，如按面值与劣币等同使用，必被劣币驱逐。当时天津官方严厉打击民间私铸铜元，极力限制外省铜元入境，均有这种考虑。
图5.5 外地政府和民间铸造劣币时的情形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官府多次发布行政命令，确定银元与铜元比价，要求市面严格执行。这种做法就是限制铜元水槽的水位上涨。只要其水位低于天津政府铸币水槽的水位，政府就可获得铸币税。但是外地政府和民间所铸劣币不断涌入天津，本地政府难以禁绝，同时天津造币厂也不断向市面投放铜元。想要市面铜元水槽的水位不再上涨，银元与铜元的比价保持稳定，必不可能。天津官民采取各种措施，均难缓解铜元急剧贬值。最后又追根溯源，从铜元的金属含量采取对策。清末曾有商民建议重铸制钱，代替铜元。北洋时期，天津商会曾有会董提议查验新旧铜元，按照重量使用。全国商联会建议各地商会一致行动，按照铜元的轻重优劣，确定价值等差[22]。这些建议都是从右面三个水槽着眼，希望降低其水位，减轻市面铜元水位的上升压力。
政府降低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以此获得更多铸币税，此举并非始于清末，古代政府即已多次采用。道光时期，曾有大臣建议铸造当五、当十大钱。军机大臣穆彰阿上奏反对，指出[23]：
溯自汉元鼎二年，始铸赤仄钱，以一当五，行之未久而废。其后三国、五代以及唐之肃宗，宋之神宗，明之洪武、天启，凡铸当五当十大钱，并当千、当百、当五十者，亦屡见诸史册，大约旋用旋罢，旋铸旋废，从未有行之数年而物价能平，公私称便者。其故由于所值之数断不及所当之数，一经行使，私铸必多，以是钱日坏而用日滞。
铸造当五、当十、当百、当千大钱，本质就是降低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当时王鎏对此主张尤力。王氏撰有《钱币刍言》，系统阐释相关见解，不过未获实施。咸丰时期，政府财政困难。铸造大钱之论，再次兴起。虽然反对者众，可是几经争论之后，还是开始实行。1853年，政府开铸当十大钱，每枚只重六钱。当时每枚制钱重为一钱，当十大钱减重40%。此后，政府陆续铸造当五、二十、五十、一百等多种大钱，全都减重[24]，主要投向京师地区。结果导致民间盗铸、大钱贬值、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最后彻底失败。
清末与北洋时期天津的铜元危机，与咸丰时期北京的大钱危机非常相似。二者之所以发生，都因政府贪图铸币税，实施货币名目主义，降低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在铸币税的驱使下，政府滥发、民间盗铸，最后货币贬值、物价大涨，带来种种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清末和北洋时期，政府尚未完全垄断货币，天津市面存在多种货币。以金属货币而论，市面既有铜元，又有宝银、银元和制钱。每文铜元所含之铜，低于制钱。铜元属于劣币，制钱属于良币。铜元如按名义价值兑换制钱，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问题。清末天津铜元危机中，县民从当铺当取制钱，然而赎取当物时却用铜元。当铺拒绝接受，以致产生诉讼。此即劣币与良币之争。从天津知县的处理意见看，当时铜元未按名义价值兑换制钱。但是北洋银元局和天津造币厂铸造铜元之初，官方明令铜元按照名义价值兑换制钱。在民间交易过程中，持铜元者也常要求按照面值使用。时间一久，制钱必被铜元驱逐。果然一战结束之后，制钱已在天津市面绝迹。否则如无铜元，只是由于铜价上涨，制钱不会绝迹。铜价上涨，制钱实值超过名义价值，民众自会销毁制钱。不过制钱数量减少之后，其购买力会逐步上升。当其购买力等于所含之铜的价值时，民众就会停止销毁制钱。因此，制钱不会完全退出流通。
哈耶克探讨良币与劣币，指出“格雷欣法则”只在二者比率固定时方才有效，否则良币与劣币就会自由竞争。良币价值稳定，劣币不断贬值。民众必会抛出劣币，换取良币。以前使用劣币计价者，也会纷纷改用良币计价。只要二者比率可以自由浮动，良币就能驱逐劣币。为什么良币能够驱逐劣币？因为良币币值稳定。哈耶克指出货币具有四种用途：一是购买商品和服务，二是存储以备不时之需，三是延迟支付，四是记账。四种用途之中，哈耶克认为民众最为偏好币值稳定，交易便利尚属其次。因此在货币不断贬值时，民众就会选择其他币值稳定的货币。
清末天津铜元不断贬值，而银元则相对稳定。当时官民采取很多措施，希望稳定二者比价。如上文所论，二者比价受制于铸币成本。只要银铜金属价格变动，二者比价就会变动。政府实施货币名目主义，降低单位货币的金属含量，更使二者比价剧烈波动。当时天津商会曾经建议不再稳定比价，为了避免比价波动影响商业交易，各行各业全都改用白银货币计价。1908年，天津商会召集各行行董开会。颜料行、杂货行、药行等二十余行全都确定：以银两、银元与纸币代替铜元进行交易[25]。1909年，天津吴协兴等九家瓷商确定停用铜元，以银两、银元标价，明确收受现钱或铜元时，均按当日银盘核算，不许私自加数去数[26]。北洋时期，这种做法渐渐推广。1921年，天津商会会董边峻峰建议整顿铜元，提出天津各行各业一律改用银本位，尽量不用铜元[27]。1923年，天津鞋商研究所申明，铜元不断贬值，以后发放工价一律改为银元[28]。上述事例说明：铜元不断贬值，商家与工人难以用其定价核算，故而纷纷改用银元等更加稳定的货币。不过银元或白银价值较高，很难用于小额交易。清末和北洋时期，纸币愈来愈多，其中包括各种面额的银角小票。使用这些零角小票开展小额交易，完全可以取代铜元。铜元危机之中，很多商民都曾提此建议。如果铜元持续贬值，使用银元等货币者会愈来愈多，使用铜元者会愈来愈少。当时确实已有这种迹象，这是良币驱逐劣币，与哈耶克所论者若合符契。
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银色风潮和铜元危机，都是金属货币危机。银色风潮是在自由铸币状态下，由民间追求铸币税引起；铜元危机则是政府希望垄断铸币税，由其实施货币名目主义引起。哈耶克认为政府一旦垄断货币，为了追求铸币税，一定会滥发货币，进而带来种种弊端。从清末和北洋时期天津的铜元危机来看，哈耶克所论确系实情。不过，当时政府尚未完全垄断货币，各种货币存在竞争关系。故在铜元危机之下，民众尚能使用其他货币，以求减少损失，政府滥发因之受限。
当然，清末天津的铜元危机，在于地方政府滥发货币。若由中央统一铸币，按照经济发展之需，理性供应，滥发问题或不至于如此严重。在此问题上，支持政府发行货币者与支持民间发行货币者看法不同。前者相信中央政府的理性能力，认为只要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就能遏制滥发。后者则怀疑中央政府的理性能力，认为铸币权集中之后，中央贪图铸币利益，同样可能滥发。哈耶克就持这种看法。
总而言之，在清末和北洋时期，中国传统银两制度问题丛生。政府推动铸造银元，顺应潮流，厥功甚伟。而在铸造铜元问题上，因为实施名目主义，铸币利益巨大，各地政府和民间铸造不止，造成严重问题。当时政府管理能力不足，只要实施名目主义，哪怕政府不会滥发，也难杜绝民间私铸。所以天津铜元危机日重之时，曾经有人提议停铸铜元，重铸制钱，不再实施名目主义。政府铸造铜元，本为解决钱荒问题。铸造制钱，一旦铜价上涨，钱荒问题必会再起。并且实值货币太重，用其交易，非常不便。因此重铸制钱，还要同时发行制钱票，以纸币调剂盈虚，缓解上述问题。从短期来看，这种思路不无可行之处。从长期来看，中国传统的银铜复本位制，本身就不稳定。只要银铜币材价格变动，货币比价就会随之变动，为市场交易带来风险。所以由政府统一银币，并用银纸币代替铜元和制钱作为辅币，或许弊端更少一些。然则问题又随之而起：发行纸币，应由政府完全垄断？还是民间也能享有发行权？政府与民间应该如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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