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铜元升值为期很短。1920年，铜元开始贬值，并且贬幅愈来愈大。1925年达到顶峰，贬幅超过四分之一。此后三年，贬幅有所回落，但是铜元仍在贬值。天津铜元持续贬值，可从铜元与铜元票两个方面寻找原因。自铜元而言，这段时期，天津劣质铜元不断增长。这种劣质铜元，既有商民偷偷贩自天津境外者，也有本地商民违禁私自铸造者。1920年初，天津市面出现一种轻质当二十铜元。每枚只重三钱四厘，比旧币轻八分六厘。民间怀疑这种货币来自外国[159]。8月，又查知直隶宁河县伪造铜元，运往天津[160]。同年年底，市面又出现一种伪造铜元，形式与真铜元无异，外用红铜水罩皮。若将铜水磨去，则可发现其伪[161]。1921年，天津商会派员调查市面铜元的重量，发现各种铜元参差不齐，劣质铜元充斥街市。
表4.4 1921年天津市面主要铜元单枚重量
数据来源：《调查员杨晓林报告调查换钱局换钱桌情形文》，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69页。
上表之中，后三种铜元重量既轻，铜质又劣。而商民贪图私利，贩运不绝，以致劣币愈来愈多。特别是劣质当二十铜元，日益充斥，当十铜元则日益减少。当时在湖北省，每银元一元可兑当二十铜元一百五十枚，合当十铜元三百枚。其价与天津相差一倍有余[162]。贩运可获厚利，自然有人不顾严令，铤而走险。1921年2月，天津电灯电车公司统计所收铜元，每一千文中，当二十铜元占有八成，当十铜元只占二成。4月底再次统计，前者占有九成有余，后者只有不足一成。比之当十铜元，当二十铜元无疑是一种劣币，可是却按面值使用，一枚可兑当十铜元两枚。于是发生“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前者流通渐多，后者流通渐少。不仅如此，即使相同面值的铜元，也是劣币日多，良币日少。5月，天津电灯电车公司抽查三袋铜元，每袋五万文，其中各种铜元的数量及所占比例，详见下表。
表4.5 天津电灯电车公司铜元劣质报告（1921年5月7日）
数据来源：《考察铜元劣质之报告》，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89页。
从各种铜元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劣质铜元占有大部，充斥市面。以后数年，这种情况日益严重。1923年，北京私造的当二十劣质铜元，流入天津[163]。同年，北京市面发现当五十、一百、五百铜元，渐向天津蔓延[164]。1924年，因为日本滥铸轻质铜元，每一银元在奉天可兑铜元二百六七十枚，在山海关一带可兑二百四五十枚，在唐山可兑二百三十余枚。天津市面的铜元价格，高于上述三地。所以京奉路随车人员全都携带铜元，来津销售[165]。还有私贩每日沿着京奉路，由关外向关内密运铜元，源源不断，为数甚大[166]。1925年，天津东北大道、榆关、雷家庄、唐山、古冶、骆山峰等地的商人，伪造轻质及铅质铜元，勾结退伍军人，运津贩卖[167]。1926年，日本以轮船向天津大批输入铜元，按斤发售。这种铜元成色虽新，铜质却差。其重量比天津造币厂所出的铜元低十分之六。天津钱商购买之后，用醋拌旧，再在市面发售，每元可以获利六十余枚[168]。
天津官方虽对私运私铸再三严查，却是屡禁不止。由于不同地区的铜元价格差别巨大，不仅私贩私铸连续不断，平市官钱局竟也借机牟利。1921年6月，平市官钱局发行铜元票三十万串，发行储备不用天津造币厂所铸铜元，却用湖北所铸当二十铜元[169]。这种铜元质量低劣，远远不及天津所造铜元。平市官钱局因其价格低廉，遂以发票储备为名，将其大量运入津埠。天津铜元价格日跌，这种做法难辞其咎。以致天津商民慨叹：平市官钱局名实不符，名为平市，实则扰市。
天津市面铜元增多，私贩私铸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造币厂鼓铸不止。造币厂之所以鼓铸不止，既有外在压力，也有内在诱因。1921年，直隶遭受水灾，省署财政极度困难，无从救济。省长曹锐要求造币厂鼓铸铜元十万元，赈济灾区，余则用于军政各费。造币厂一时拖延，曹氏竟派武装警察八十余名包围全厂，促令赶铸[170]。高压之下，造币厂只好不断鼓铸。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仍是造币厂贪图铸币收益，肆意滥发。1922年，津埠铜元已在急速贬值。造币厂视若无睹，屡从三井、三菱、大仓、富来各行订购紫铜两万吨，赶铸轻质当二十铜元，投放市面，冀获巨利[171]。轻质当二十铜元推销困难，造币厂又以铜元作抵，分别向各钱商借贷银元，允许数月之后，以铜元市价清结债务。各钱商贪图重利，争作借款，迨契约到期，就将这些铜元减价售出，得到现洋之后，再次生利。如此循环往复，钱商可获重利，造币厂可用所借银元买铜续铸[172]。天津造币厂极力推销铜元，乃是因为其中利益巨大。1924年4月，按照当时市价，造币厂以当二十铜元兑换银元，每兑银元一元所省之铜，可以再铸当二十铜元三十枚[173]。造币厂所铸铜元分量之低与获利之大，于此可见。造币厂鼓铸不止，铜元自然贬值不止。但是造币厂将铜元贬值之责归于私贩私铸，并不承认自己也有责任，反而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抵制外币内流[174]。最后外币内流没有停止，本埠却又增发很多铜元，贬值问题益发严重。
对铜元票而言，最初发行本为平抑铜元升值。铜元开始贬值之后，发行即应停止。然而1921年，直隶官钱局成立，也开始发行铜元票[175]。直隶省署要求：铜元票要与铜元互相兑换，等值使用。铜元票不断发行，与铜元滚滚注入市面性质相同，必定导致铜元贬值。不宁唯是，铜元票不断增长，要求发行机构相应增加发行储备。否则二者失衡，铜元票不能与铜元等值使用，必会导致挤兑危机。1922年初，直隶省议员张镜渊提议收回已发铜元票，即曾论及此点[176]：(www.xing528.com)
直隶官钱局发行纸币，表面上虽为救济金融起见，实则为吸收现金别图活动而已。夫纸币本属一种信用交换券，虽以正货之保证，得与正货发生同等之效力，然于最终不能为支付之要具，倘其信用稍差，危险实甚矣。况操此业者类以最小之准备资金，谋得最大之无穷利益。其信用势力范围愈大，而纸币发行数目愈多。如此转移，循环不已。在钱局现金日见增多，最易陷入挪用之弊；在民间纸币日形充斥，势必激成惶恐之潮。
直隶当局没有采纳上述建议，而是继续发行，以致铜元贬值更重。市场价格为之扰乱，相关交易大受阻遏，持有铜元者遭受损失。很多清末铜元危机之下的现象，此时再现津埠。1922年，三津磨房公所上书天津商会，陈述铜元贬值之害，即与清末如出一辙[177]：
就敝业而言，门市售货概系铜元，因铜币贱落，货价不得不增，在买主方面不知铜币价格之变迁，咸责商人之增价，而敝业货物，关系民食，零星购买多系平民，故被怨尤甚。在商家因增价受怨，似属当然，顾货物增价，不但不能获利，而反受其损，请以例明之。如去年年终每洋一元合铜元一百五十余枚之时，每斤玉面售价铜元六枚八。现在每元合铜元一百六十三四枚……每斤玉面应增价半枚，而敝业现在玉面每斤仅由六枚八增至七枚，而各方之怨言已充满市面矣。
米面商铺进货以银元计价，售货以铜元计价。铜元贬值，自然受损。小本营业者大都面临这个问题，不少因之倒闭。为了避免损失，商铺只好涨价，将损失转向买家。北洋时期，天津平民的工资，多以银元核算。而码头工人、人力车夫、水泥瓦匠及其他苦力的工资，仍按铜元核算。这些苦力收入不高，一旦铜元贬值，马上生计艰难。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又与资方产生矛盾。围绕是否应涨工资、应涨多少等问题，双方迭起争执，甚至酿成罢工风潮，对于市面经营带来巨大破坏。[178]此外，官府征收钱粮地丁和其他捐税，折价多在市价以上，以防铜元继续跌价。商民为此多交赋税，无形之中又增负担。银钱业利用铜元价格变化之机，操纵渔利。辗转之间，商民亦受盘剥。
铜元跌落，商民遭受损失，但是铜元毕竟还有价值。与之相比，铜元票停兑之后，几乎毫无价值，商民损失更大。1923年，北京发生铜元票风潮。天津铜元票受其影响，曾有动摇之象。虽经天津官方与商会竭力维持，勉强渡过难关，然而商民对其信用顿减，市面屡屡不稳[179]。1925年底，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开战之后，天津市面忽有铜元票不能行使之说。一时之间，各个商号纷纷拒收。商民前往钱摊，使用铜元票兑换铜元，或被拒绝，或需折扣。市面恐慌四起，动荡不安[180]。1927年，直隶省钞发生挤兑，价格跌落。直隶官钱局为了调剂金融、活动市面，曾用铜元票收兑省钞，共计三十余万元。铜元票受其影响，最后也发生挤兑。直隶官钱局将所存铜元与现洋十余万元尽行兑出，依然不够，只好停止兑现[181]。铜元票产生问题之初，经官钱局大力维持，尚能折扣使用；停止兑现之后，即以折扣之价行使，亦无处收纳。凡用铜元票购物者，均被拒绝[182]。五年之前省议员张镜渊所论的问题，至此化为现实。
铜元贬值与铜元票停兑带来各种危害。天津官方与商会自需采取措施，趋利避害。普通商民也纷纷提出对策。针对铜元贬值与铜元票挤兑，天津官方与商会连发告示，要求市面按照法定比价使用铜元与铜元票，然而并无效果。1924年8月，直隶省长王承斌发出布告，要求每银一元兑换铜元二百二十枚，不得逾越[183]。仅仅四个月后，市面兑换价格就已落至三百余枚[184]。1927年，天津商会发布公告，强调铜元票准备充分，信用昭著，希望商民照常行使。但是商铺纷纷拒绝，内外各地铜元票均不流通。
稳定铜元比价、恢复铜元票信用，仅靠一纸告示毫不济事，必须控制二者数量，使其不再增长。1921年6月，天津商会呈请币制局，希望整顿圜法，限制滥铸，严禁私造。币制局要求各省严查私铸，并令各省造币厂停铸当二十铜元，同时注重所铸铜元的重量成色[185]。当时割据之势已成，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北洋政府三令五申，各省依然鼓铸不断。滥发源头无法堵塞，天津官民遂从流通环节入手，限制铜元流动。1921年8月，直隶省署训令财政厅、警务处、税务总局、津海关，要求取缔铜元进出口，并定办法五条[186]：
（一）旅客携带铜元，每人不得逾（当制钱十文者）五千枚。（二）凡在本省内往来运送铜元各关，应凭有监督所发护照验放。（三）凡由此省运往彼省铜元，各关应凭币制局核发护照验放。（四）如运往本省某处，中间须经过他省地方者，应照运往他省办法，由币制局核发护照，并咨行该经过省份查照。（五）除第一条旅客携带五千枚外，其他无论本省往来，及运往他省之铜元，均须赴关呈具保结。
此后，直隶省署屡发命令，要求查禁铜元私运。具体规定与上述五条大同小异。唯利之所在，私运不绝，官方严查难以密不透风，并且关卡查验往往滥用职权。津埠商民携带铜币前往外地购办货物，常被任意扣留。种种不便，不胜枚举。铜元流动混乱复杂，官方查办无法细致入微，不能有效区分。这是查禁私运私贩的一大困境。
津埠铜元贬值缘于多种因素，私铸私贩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因素则是天津造币厂滥铸铜元，直隶官钱局滥发铜元票。危机发生之后，天津商民多次要求造币厂与官钱局停止发行。造币厂不愿停铸铜元，因其历年奉令拨发饷需，积欠商款甚巨。一旦停铸，欠款随即无法归还。1924年底，因经营不善，造币厂亏空累累、陷于停顿，曾经短暂停铸铜元[187]。此后经过整顿，造币厂依然故我，并未因为铜元贬值而彻底停铸。1923年，北京铜元票风潮发生之后，官钱局曾经停发铜元票[188]。1924年初，又收回铜元票二十余万吊，公开裁切作废[189]。此后直到1928年，天津没有大量发行铜元票。但因直隶省钞危机，官钱局存放省行的十余万元款项，迟迟无法取回。最后恢复铜元票兑现也就一推再推，无形搁置[190]。
控制新增铜元与铜元票之外，如何处理市面的劣质铜元，也是一大问题。1921年，天津商会曾有会董提议查验新旧铜元，按照重量确定比价。当时在市面上，每银元一元可兑旧铸当十铜元一百三十八枚。如按面值换算，应合新铸当二十铜元六十九枚。但按重量换算，旧铸当十铜元每枚重二钱一分至二钱，新铸当二十铜元每枚重三钱，前者一百三十八枚应合后者九十二枚[191]。这种做法不按面值兑换，而是分别轻重优劣，使得劣质铜元贬值，以此解决“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天津商会会长卞荫昌更进一步，建议重定铜元式样，命令市面严格遵守。凡不符合官定标准的铜元，一律拒用。同时由造币厂将旧有铜元逐步收回，按照新定标准重铸[192]。至于如何收回旧有铜元，卞氏未有明言。当时曾有商民建议按照重量，以市价收买[193]。显然，上述建议若获实施，持有劣质铜元者将受损失。而商民持有劣质铜元，原因不一。其中可能有人贪图便宜、故意兑换劣质铜元，但是也有大量商民并非如此，而是严格按照法定价格获得这些铜元。如由他们承担损失，人心难服。这种困境和清末的银色风潮非常相似。因此，天津官方似未采纳上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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