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代替制钱是大势所趋。一战结束时，天津市面已无制钱流通[119]。天津铜元在1916年、1917年不断升值，主要因为制钱大量外流，而铜元却未相应增加。一战爆发之后，铜价上涨，日本需铜紧急。华北缺少铜矿，天津商民遂搜括各类黄铜、紫铜器皿，同时广泛收买旧式制钱，熔毁出口日本[120]。当时静海等县商民将制钱运到天津县城，卖给商人装运出洋。每两吊制钱可换大洋一元。天津警厅曾经查获制钱二万数十斤[121]，约有五百八十多万枚[122]。由此观之，天津制钱流出量应该非常巨大。
1916年，财政部在天津设立炼铜厂，按照重量收买制钱，准备提炼纯铜，改铸国币。当时财政部收买制钱，多以银元支付，而非使用铜元；收买制钱之后，一时又未开铸铜元。代买制钱之人，为了运输便利，也多不能运输铜元[123]。大宗制钱源源退出流通领域，相应铜元却未注入，天津市面因之更为紧张。
此外，中国各地铜元价格参差不同。1916年11月，在天津市面，银元一元可兑铜元一百二十三枚或一百二十四枚；而在山东济南，银元一元可兑铜元一百一十二枚上下。天津鲜果商人及山东商帮将铜元夹在货物中，蒙蔽钞关之后，沿津浦路运到济南，贩卖获利[124]。在铜元涨势下，天津商民获得铜元之后，全都持而不放。钱摊推波助澜，借机抬价。京奉、津浦铁路局从路费收入中获得铜元数百万元，也都存积不出，等待铜元继续涨价，以获暴利[125]。天津电车电灯公司也收有大量铜元。天津商会希望按照市价全部收购，用以平抑铜元价格，但是为其所拒[126]。
天津市面铜元流通日少，财政部造币总厂尽力鼓铸，仍然供不应求。1916年，中交两行纸币停兑。造币总厂需先铸造银元以济眉急，其次才能鼓铸铜元。当时每日只出铜元八十万枚至一百万枚，并且不能全部投放天津市面。因为其他各省同样缺乏铜元。山东省省长、商会函电迭至，要求造币总厂大批解济铜元。北京、直隶各县也因钱荒，纷纷希望造币总厂解运铜元，平抑市面。造币总厂调剂盈虚之时，需要兼筹并顾，分别挹注。加之欧战发生以后，洋铜日贵。造币总厂仅靠收熔制钱以供鼓铸，原料不足，以致发行铜元大为受限[127]。
1916年12月，天津市面一元银元所能兑换铜元的数量，从一百三十余枚落为一百一十五枚不等，相差二十枚之多[128]。铜元升值，大多商民认为影响民生，希望官方和商会出力整顿。但是也有商民持论相反，认为无需管理。这种观点的立论根据，乃是全国多以银元作为本位货币，买卖货物均按银元核算。银元相对铜元升值，物价随之上涨；银元相对铜元贬值，物价随之下跌。平民工资若以银元核算，自然不受影响；若以铜元核算，现在铜元升值，平民反会从中获利[129]。两种看法的分歧，关键在于市面物价是否均按银元核算。北洋时期，天津平民所得工资多以银元核算，而购买日用百货等零星小额交易仍以铜元计价。铜元升值，平民工资所兑铜元减少。在原有铜元物价之下，可购物品自也相应减少。铜元升值越多，可购物品减少也会越多。原来依靠工资勉强维生者，此时就会生计堪忧。铜元升值，如以铜元标价的物品随之降价，平民生活或能少受冲击。然而物价往往不会如影随形，迅速降价。即使降价，其幅度与铜元升值幅度也未必完全一致。当时天津菜行、绸行尚能调整价格，适当降价。而米面各商则均不降价，实与平民生计大有关系[130]。因此任由铜元自由涨落之论，并不符合津埠实情。
铜元不断升值，平民生活大受影响。天津官方应对危机，首先就是禁止铜元和制钱外流。这与清末所为并无二致。1915年，天津警察厅严密缉拿私贩制钱。天津商会与之配合，随时互通消息。民初私贩制钱，律无专条。直隶巡按使朱家宝要求天津地方审判厅斟酌比例，对私贩之人科以应得之罪；并令审判厅制订具体办法，填补法规空白，以使办案有章可循[131]。当时直隶运送制钱出境者，常持外县商会护照。直隶全省警务处认为此风一开，流弊滋多，遂于1916年4月特别强调：商会属于私人团体，主要责任在于整理商业，并无发放护照之权。以后运送大宗制钱在一万斤以上者，须持财政部和巡按使护照，否则不予放行[132]。普通商民从津外出，所带铜元不得超过一二百枚。倘有故意违抗者，查出送交官署，从重罚办[133]。直隶沧县、肃宁两县商会因为市面制钱短缺，希望赴津购运铜元，天津商会也都一概拒绝[134]。天津官民的应对思路，就是严控铜元外流，以此阻止铜元涨价，缓解钱荒。
天津官方对于私贩制钱严格缉拿，唯大利所在，私贩仍是络绎不绝，几有缉不胜缉、查不胜查之势[135]。平民私贩已使铜元升值问题非常复杂，而平市官钱局作为官方机构，也想贩卖牟利，更是引起轩然大波。1916年底，天津平市官钱局以直隶督军曹锐的名义，在津购买铜元两万余串，准备运往保定，被天津警察厅查扣。天津商会以津埠钱荒紧要，电请曹氏缓运铜元，使之留津周转市面[136]。孰料曹氏回电，声称并无在津购买铜元之事，必是奸商假借名义，要求将贩运之人押解来保，听候究办[137]。天津商民得电，群情激愤，舆论哗然，指责平市官钱局局长不顾市面安宁，购运铜元出境，酿成市面钱荒，殊失委任本意[138]。天津商会为此上书省长朱家宝，要求天津平市官钱局对此负责。平市官钱局辩称：保定地方军队林立。每到发饷之期，保定官钱局必须筹备大宗铜元，以资兑换。军人使用交行钞票兑换铜元，原来一元可兑一百二十五枚；现在铜元涨价，亏耗太多，降至一百二十枚。近来曹督军所部交给保定官钱局交行钞票三万五千元，要求仍按一百二十五枚价格兑换。因是军用之款，保定官钱局不得不勉力维持，通融照办。但是保定市面铜元也很短缺，保定官钱局一时不能照付，只好由天津官钱局筹款接济[139]。曹督军当时未明原委，复电声称并无其事，以致发生误会[140]。天津商会对此辩称不以为然，强调津埠铜元奇涨，人心惶恐，市面岌岌可危，若令平市官钱局起运铜元出境，势必摇动人心，钱荒风潮也会卷土重来。天津商会建议保定如果铜元吃紧，可由保定平市官钱局径向造币总厂购买铜元[141]。双方各说其理。争执之中，直隶督军曹锐再次致电天津警察厅，指出购运铜元之人伪托名义，殊属不法。曹氏既不承认，天津警察厅亦无从揣测到底是何人作弊，实情益发扑朔迷离。最后直隶省长朱家宝综合各方陈词，并与财政部沟通之后，下令将所查铜元两万吊交给天津商会，用以接济市面[142]。
最终这批铜元没有流出天津，风波得以平息。这次风波说明：银元与铜元比价变动，中间存在谋利机会。无论民间商民还是官方机构，都想伺机而动。天津官民以节流之法维持铜元价格，只是穷于应付，收效不佳。因此在节流之外，他们更为重视开源。1917年初，天津商会召集各行行董，开会研究救济方法。最后决定在商会设立钱市，每日标定市价，各商遵盘买卖。商会估计每日要有铜元五百万枚周转，方能满足商民日用所需。造币总厂为此日夜赶铸，并向商会承诺：以后市面所需铜元，无论数目多少，皆可来厂兑换。造币总厂定会尽其所存，先行供给，以济市面[143]。随后天津商会成立天津商业平市铜元兑换所，先将警察厅查获的铜元二十六万枚兑出，兑换价格为银元一元可兑铜元一百二十二枚。兑完之后，天津造币厂又发出铜元五十万枚，并称以后只要商会需要，还会源源续发[144]。(www.xing528.com)
若要增加铜元，由造币总厂赶铸只是途径之一，另一途径则是发行铜元票。1916年6月，财政部设立天津平市官钱局，发行一百枚、五十枚、四十枚、二十枚、十枚铜元票，一律兑付铜元[145]。1917年初，经天津商会议决，天津警察厅发布平铜元价规则十二条。其中涉及铜元票者有如下数条[146]：
一、平市官钱局发行铜元票，以天津票为准，籍补铜元之不足；二、平市官钱局铜元票，有兑换铜元足一元之数者，亦可按市价折付铜元。三、平市官钱局铜元票一律行使，不准折扣，违者罚办。四、平市官钱局铜元票，各商民照常流通，市面如有阻挠者处罚。
天津商会确定如上规则，其意就是铜元票与铜元完全等同，以此增加铜元供给。平市官钱局发行铜元票之初，因为兑换处所不多，铜元票流通不广。为此平市官钱局又通过三津磨房公所，转托立成德等十九家米铺商号代为兑换，每月酌送各号银元十元，作为津贴[147]。米铺商号与商民联系广泛，以其推广铜元票，无疑相对容易。
天津官方与商会使用铜元与铜元票平抑市价，在商会组成钱市，约定数位行董，每日到会核议开盘。1917年1月3日开始兑换。每人限兑五元。每洋一元付现铜元六成，搭付铜元票四成[148]。市面银元兑换铜元的价格，以商会开盘价作准，不得任意浮动。天津警察厅为此发布严厉告示[149]：
查铜子一物是人民每天所必须用的，前因兑换数目忽然减小，恐怕人民们吃亏，本厅长赶紧设法维持，当与商会议妥办法。现在铜子的时价每洋一元可以换一百二十二枚，钱摊兑换多数的只需赚半枚，如少数的，所赚不得过一枚，不准再多取利。至于平市官钱局出的铜元票是为帮助铜元周转市面，与铜子一样的，应当一样的使用，不准折扣，并且每天由商会定价，涨落皆归一律。如此办法是人人皆有益的，若有奸商私贩藉端图利，故意的折扣，是属容心破坏，或经察觉，或被告发，必定从严究办。合行布告，仰商民人等一体凛遵勿违。
警察厅发布上述布告，要求换钱铺兑换所赚不得超过一枚，措辞十分严厉，但是真正落实却非易事。当时在租界内，钱摊并不遵守告示，银元一元只兑铜元一百一十六枚左右。华界与租界铜元价格不一，中间存在套利机会。商民从华界兑出铜元，再持铜元前往租界兑换银元，转手就可获利。华界钱摊按照告示所定价格出兑，只有铜元出项，而无铜元进项，不免为之停滞[150]。因此也有华界钱摊不按官定价格，每银元一元兑换铜元一百一十七、八、九枚不等[151]。还有钱摊对铜元票没有信心，到商会兑换铜元时，如果收到铜元票，立时转赴平市官钱局兑换现钱[152]。另外，平民若用铜元票购买米面，商家就会短斤少两[153]，其实是对铜元票变相折扣。
自供需角度而言，铜元价格上涨，是因铜元供不应求。无论增发铜元还是铜元票，都是从供给方面入手。唯短期之内，铜元供给不能大幅增加，而铜元票又难获得商民信任，不能与铜元等值使用。于是官方又从需求方面入手，大力推行银辅币，以之媒介小额交易，从而降低铜元需求。1917年2月，财政部造币总厂在津发行半元、二角、一角三种银辅币，要求天津租税、厘捐、邮电、铁路以及其他收入均需接受。银辅币使用按照十进制，不准丝毫折扣[154]。银辅币发行之后，商民称便。1917年12月，还有商民建议将铜元票改为零星小洋票，面额分为一角、二角和三角，十角等于一元。天津局所公务人员的薪水、警务兵饷等，均按三成搭付零洋票。商民交易时，在应付大洋之外，可用洋票找零[155]。通过这种方法，尽量少用铜元票。在铜元升值之时，以银辅币与洋角票适度替代铜元和铜元票，对于缓解危机不无效果。唯银辅币与洋角票的面值与实值，都有差额。官方为了获取铸币收益，发行之时往往不加节制，最后带来新的问题。果然数年之后，上述两种货币全都出现危机。1923年春，因为造币总厂滥铸滥发银辅币，每千元银辅币需要贴水二十元左右[156]。新银辅币十进制完全被破坏。1927年，直隶省钞危机爆发。天津商民持有的二十九万五千余元洋角票，无法兑现[157]。1928年底，天津电车公司亦不遵守官方规定，对于所有角票折扣行使[158]。可见，发行银辅币和银角票同样有其限制，并非一劳永逸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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